文:kenixlau,現居多倫多。《游城客書》作者之一。

做酒樓推點心車,也不留在香港教書,他說。

他在香港教中學十幾年,高中,主任。大學三年制改成四制,二線中學搏上一線,補課補課再補課,迫學生和老師一齊交出成績。老師的行政工作有增無減,消磨教學熱誠,學位教師額卻強如殺村教,買少見少。內地學童掙完幼稚園掙小學,長大後勢必掙上中學。制度非人性化,教育欠啓發性,看不見出路,身為教師沒有被尊重,連身邊的教師也不尊重自己教師的身份。而且孩子正就讀初小,離開更是早晚的事了。

「未來已經完全沒有希望了,要想盡辦法走。」而「走」的意思其實是「回去」,返加拿大--90年代初他還是學生,父母決定移民;大學畢業,拿着加國護照又舉家回流香港。十幾年後,他幾歲大的孩子也持加拿大護照。技術上,明天即可起程。不過快 40 歲了,去別的城市未必有機會再當教師,重頭開始倒非不可能,卻真未可知。「或者可以搞小生意,賣熱狗飽……至少週末有機會和小朋友們去海邊釣魚。」偶爾他還是會猶豫,孩子看見爸爸由教師變為酒樓推點心車的阿叔,會不會留下甚麼陰影。。。

同一下午,在鄉郊山邊一塊小農田,他提着水桶,一左一右,穿梭在油麥菜、紫椰菜和人手挖的小水坑中間。「尋日唔記得提你,好多紅火蟻,北美傳過來架。過去搵對水鞋睇下岩唔岩洗啦。」

10年前我認識的他,總是竭力把說話盡可能講清楚,不管是電影、理論或是社會抗爭公共討論,算為少數情理兼備的知識份子。後來他因為真實地活在身處的群體之中,也真實地鍾愛上土地,向土地致敬式學習農務,一耕四、五年。山邊租來的房子,離村口巴士站 15 分鐘腳程,月租三數千。入夜後,有一條沒街燈的車路可達;腳行的話沿農田回去,有燈。一星期全職耕種 4 天,其餘時間兼職在大專大學講課。

他用爛紫椰菜葉浸的水,加枯葉枯草燒成的灰,溝水,澆在生得肥大的紫椰菜上。「唔知得唔得架,就試下得唔得。」

「村口有巴士半小時內直達鐵路車站,嚴格黎講好方便。我都想全職種呀,仲未得。」後來我問,看來大家都很想走,對嗎? 他反問,你話 T 走唔走丫?(我搖頭)咪係囉。我的朋友圍埋都係農友,d 泥唔好,咪整好佢囉。

遙指不遠處一小片田,種了幾年稻米,剛被地主收回土地。咁今年點種?「無話唔得嘅,總有方法嘅。」

酒局,他說要拍一個故事,故事裡有一首台灣古老的童謠,連場景也選好,在台中某山岡上。

他也嚷着決心移民台灣。「我唔想第日我個仔同人講話『我要做導演』時,會俾人恥笑。」

同一酒局,我們問,在這樣黑暗無望的局面,做教育的,還可以對年輕一輩學子說甚麼?

正在歐洲著名學府深造政治哲學博士學位的毅行者說,比起學術研究和機會多少,也許更重要的是骨氣。「總有些不能反駁的價值,是可以慢慢被感染的。」--數年前我曾暗中勸諫,在香港造政治哲學,你還是先拿個英國護照才回來吧--後來或是最近,他轉接給我提起一篇文章,寫文章的,是一位可以在著名學府覓得教席卻決心回去台灣定居的學者,他曾經深交的亞裔同事,承受不了白人主導的職場上的族裔壓力,自殺。文章細節和作者早就忘記,其中一句是「我不想等我的城市變得適合居住的時候,才回去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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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多倫多的冬天特別暗黑漫長。我分不清在 -25 度的嚴寒雪地無了期等巴士難受一點,還是在香港與大陸自由行迫地鐵難受一點;亞裔移民在西方主流社會扎根拼搏悲涼一些,還是眼見司法制度新聞自由逐步崩壞悲涼一些。也許內容脈絡不同,難過的強度一致,就像 19 歲第一次分手的痛,同 46 歲婚姻失敗的痛,並無異致。

2014年的今年,我在多倫多,正巧碰上香港新一輪移民潮的波浪,也目睹 80 年代移民潮的他們和他們下一代「後來」的故事--如果「移民」是童話故事的結局,那個 Happy ever after 的所謂「後來」,是很多很多個沒有人提起的故事--最天堂之處,地獄同時并存。

偷朋友的話:欲真正感受天堂,最好對地獄有所了解。

(待續)

原文刊於《游城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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