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香港新聞自由的影響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人權》雜誌夏季號 Issue 10 〈新聞自由〉
圖文版按此
受訪者：呂秉權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客席高級講師、有線電視前中國組首席記者、無綫電視（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前高級記者及主播）
前言：為了解中國大陸對香港新聞自由的影響，我們請來資深中國新聞工作者呂秉權與讀者分享精確分析。
政治審查及受壓的親身體驗
呂秉權以往跑中國新聞時，也曾遇到審查。首先在任職無綫電視時，於二○○四年採訪廣東禽流感疫情，時任廣東省常務副省長鍾陽勝指「雞死不一定是禽流感，可以跳樓死，可以撞車死」。報導播出後，廣東官員施壓要求公司停播該片段，公司最終在稍後新聞時段抽起了有關鍾陽勝的報導。然後，二○○五年趙紫陽逝世，採訪人員由兩隊撤至一隊，公司並指示不用採訪趙紫陽逝世至葬禮期間的新聞，因為不會報導。後來呂秉權轉職到有線電視，於二○○九年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後，與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六局一位副署長會面，副署長要求有線電視減少或不要播放維園六四燭光晚會情況，因為「報導太多太刺眼」。
中國中央政府控制新聞自由，延伸至香港
呂秉權認為自從中國政權交接，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上任以來，大陸對香港新聞自由有較強影響。其中背景是習近平對於控制意識形態及新聞自由，比前任領導人採取更高壓的手段。在意識形態方面，習近平曾向政府內部表示前蘇聯倒台是因為意識形態鬆懈，所以經常擔心「亡黨亡國」。他還在二○一三年四月發出「七不講」禁令，反對討論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及司法獨立。此外，他在八一九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中，將意識形態工作視為極端重要，著重輿論鬥爭。呂秉權認為「是毛澤東後鮮有高度」，「凡是中央認為影響國家安全，就要『敢於亮劍』『搶奪陣地』」。
其後，中國中央政府高壓整肅網絡意見領袖、知識分子及異見人士。罪名由以前「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1] 改至現在「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如許志永）、「造謠」、「經濟犯罪」及「尋釁滋事罪」等。微博比以前寂靜，網民更不敢言。
至於大陸新聞自由，呂秉權指自二○一三年起，中央要求記者參加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考試，記者需要取得政治思想合格才可獲批記者證。當局間中逮捕記者，或以降職令記者無法繼續調查，譬如記者羅昌平疑因實名舉報[2]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鐵男涉貪而遭調職，記者劉虎因實名舉報國家工商總局副局長馬正其等而遭起訴「誹謗」及「尋釁滋事罪」等。
呂秉權分析由於以上背景影響習近平政府，唯恐大陸人民看到香港新聞會衝擊其意識形態及國家主權安全，譬如在香港的反蝗行動、闖軍營、佔領中環或台灣服貿佔領立法院等。另外，中央發現香港比想像中更難管治，故此亦歸咎於香港傳媒「火上加油」。呂秉權進一步分析，擔任維穩工作的大陸官員，為了可獲更多維穩費，有部分人會傾向誇大香港情況，以證明其存在價值，凡此種種刺激習近平政府加強監控香港傳媒。
經濟掛帥，新聞自由讓路
無國界記者於二○一四年報告指「中國經濟影響延伸至香港、澳門及台灣傳媒，損害傳媒獨立」。呂秉權闡釋，中央有專人與傳媒高層會面、用膳及電話聯絡，解釋大陸情況，譬如提醒於北京奧運或世博只可報喜事，而官員每每亦以訓示或指令的態度來表現官威，「聽話」則給予採訪便利、獨家新聞、官方消息或在官方新聞活動獲「抽中」問問題等。若「不聽話」，小則申請記者採訪證時受到刁難或少了採訪機會，大則影響集團生意。
呂秉權亦指中央政府委任中聯辦官員時，有跡象顯示可能與統戰香港傳媒有關。譬如中聯辦副主任楊健來，他來自廣東南方報業集團，曾處理《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事件，[3]熟悉傳媒生態，有打壓新聞經驗。
呂秉權列舉具體事例，在政治上，如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上任後，首先接見的是《南華早報》老闆郭鶴年之女郭惠光。其後《南華早報》被指親中央政府，如現時總編輯王向偉曾是中國吉林省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政協），《南華早報》亦曾遭批評自我審查敏感報導（以簡訊報導李旺陽死訊），可見是互動影響。經濟上，譬如《蘋果日報》及《am730》疑因編採方針而遭到客戶抽廣告，或影響集團的大陸生意，手法不言而喻。中聯辦統戰傳媒，對管理層、中層及前線記者是赤裸裸施壓，對老闆則施以經濟手段。
香港傳媒對於中國大陸及澳門的角色
呂秉權認為雖然目前香港言論空間收窄了，香港傳媒相對仍可報導真相，譬如報導中國人權問題、薄熙來案、領導人家族財產調查、六四及民族問題等，香港傳媒可較自由派人採訪及報導，反之，大陸傳媒不時受到制肘，中央要求統一口徑，打壓地方傳媒派人採訪。譬如最近廣東茂名市民示威反對興建PX化工廠或溫州動車事件。大陸傳媒只可報導民生、環保及經濟，而不能如實探討社會問題。至於澳門，傳媒很「和諧」，不敢觸碰大陸問題，情況與大陸傳媒相似，記者難以監督權貴，無從履行傳媒第四權的新聞天職。香港是最後陣地，可為澳門填補空白。如果連香港也失守，不再報導真相及監督政府，權貴可更肆無忌憚，小市民遭受侵權的機會增加，利益更為受損。
香港新聞自由前景黯淡，市民要警醒
呂秉權表示香港新聞自由的未來難以樂觀。中共政權勢力一直膨脹，以前未達顛峰已對香港有所作為，現在有錢有權，恐怕只會更甚。他又認為前線記者必須企硬，繼續作深度和扎實的報導。再者，傳媒高層及中層應謹記當初入行的理想，恪守新聞價值。現時網絡媒體興起，可以此監督主流傳媒，並如實報導和評論。另外，身為讀者，若發現傳媒變質，可多發聲，公眾的輿論壓力能帶來影響。長遠來說，他認為必須成立基金，讓記者可申請資助，用作調查或專題報導或拍攝紀錄片的經費，基金必須獨立，有公開評審機制及準則，而且確保記者的報導並不受基金機構約束或利益影響。二○二一年將是中共建黨百周年，權力膨脹將到達頂點，香港情況可能會更緊縮。中央以捍衛國家安全及主權作為國家首要原則，並可藉此做任何事。如此，香港人更要警醒和掙扎。
註釋：
[1]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五條訂明「組織、策劃、實施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對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對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其他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以造謠、誹謗或者其他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2] 實名舉報制度，即指舉報人使用真實姓名及聯絡，向紀檢監察機關舉報官員違紀違法的行為。
[3] 二○一三年《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事件中，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震被指大幅修改《南方周末》的新年致辭，引起編採人員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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