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九六四的這一段哀傷記憶中，香港人是甚少談及自己。這造成兩方面的歷史誤區，一是空間上香港彷彿完全缺席，像是人們只記憶起天安門廣場，而跑馬地卻消失了；其次是時間上，一切在六四後完了，彷彿什麼都沒有留下。這當然是錯誤。凡此種種未能處理的空白，開始引發政治上的副作用。在近年反大陸情緒高漲的形勢下，六四紀念的傳統更惹來惡意攻擊，什麼「六四是跟香港無關」、拜山儀式、大中華情結云云。在事件遠去和新形勢冒現之下，這個紀念傳統正面臨着威脅。
同一時間，維權人士滕彪和胡佳不約而同，將佔領中環和八九年佔領天安門，作出聯繫，彷彿呼喚着八九年種種被壓抑的再次重返。
在新危機和新任務雙雙逼近之際，八九香港的記憶重整，顯得十分急切。
重新將八九年香港人的聲音形貌，置回六四記憶中，當然可以填補這段歷史空白，也防止了對過去的扭曲。但我發現，要克服這種本土缺席的特殊記憶狀態，殊不容易，因這裏關乎的不僅是歷史事實的問題（如香港人的支援當時如何史無前例），而是香港人的六四記憶，既充滿感傷，也懷着一份強烈壓抑。
因而，在重整之前，也許需要嘗試了解當中的創傷效應。
沉默的必要？
在一句十分重要的六四格言中，就埋藏着弔詭： 「不想記起，未敢忘記！」在這裏，主體徘徊在不想和未敢之間，記憶因而充滿了張力，簡直吃力不討好。不想，是因為主體不願再次經歷哀痛；未敢，則是來自道德的召喚：我們必得保衛真相。
一直以來，香港的六四紀念，可說是一場「未敢忘記」的見證運動，即以記憶來對抗遺忘，但前面一句「不想記起」，卻甚少人探討：香港人到底不想記起什麼？其所經歷的哀痛到底包含什麼不能言說的呢？
無獨有偶，1992 年周禮茂填寫、後來廣為傳誦的《自由花》，裏頭有兩句歌詞卻是不謀而合，一樣道出了六四後的某種沉默狀態。歌詞這樣寫道： 「浮浮沉沉昨日人群雖不說一話∕不想清楚分析太多真心抑意假。」也就是說，關於八九六四，人群開不了口，不想多談，遑論分析太多。
值得注意，這裏的沉默卻跟保存真相並不矛盾，畢竟，將屠城一幕做為八九六四至低限度的公共記憶，已成了我城一項基本道德使命。但除此之外，八九年五六月香港發生的種種，所喚起的希望與投入，卻鮮少談論。
六四紀念人群是很壓抑的。一年一次，在維園進行哀悼，以一樣的歌曲、儀式和程序進行哀悼。在這個晚上，香港人揮之不去的政治哀傷，得以短暫的釋放。弔詭的只是，這裏的人群，縱然放聲高歌，但沉默卻依然頑固。匯聚於燭光晚會中，是同聲一哭的共同情感，而非來自眾多參與者的多重聲音和回憶。再次，主體仍是談得很少。
都說六四是一道傷痕，但說的人卻很少再作解釋。或許，上文的壓抑和沉默，可以稱之為「創傷效應」。但這不僅是指某種源於個人挫折的特殊精神狀態，而是從一開始就屬於共同體的，是一種超乎個人的「政治創傷」。
對於六四的哀傷，像幽靈般，每年到五六月就會在香港的天空上徘徊。這種25 年來的紀念，不可能僅僅是抽象的道德堅持，因它總是包含了香港人自身的情感和故事。
政治創傷
所謂創傷，說的是一次壓倒性的精神打擊，而在政治領域上，八九六四可能是香港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政治打擊。這次受創，我們至今仍能找到大量證言。
那個晚上，香港人在暗黑的客廳中，看着電視的直播，眼睜睜目擊青年學子，給殺掉。那夜，流淚，無言，無能為力，電視機前的人根本無法招架，這造成巨大的痛苦。好一段時間，人們悲憤莫名，沒精打采，無心做事。
關於這一夜到底意味着什麼，它的記憶痕迹有沒有構成什麼政治和精神方面的後遺症？這方面，並沒有太多研究。理論上，創傷的效應，存在消極和積極兩種傾向。前者是一種防禦的傾向，即通過迴避，不想重複，以免再次接觸；而後者則是相反，是強迫性重複，指人不斷重返至那一無法擺脫、且留下強大情緒的過去。但需要注意的是，這種重返，卻又恰恰因其深深的痛苦經歷，往往功敗垂成，因而無意識的偏離了原來的傷口。
進一步，兩種傾向都是對傷口的固着，更不時結合在一起，而且帶有很大的精神強度，並獨立於「已然適應外部現實世界」和「遵循邏輯思維規律」的其他心理過程，正如佛洛依德所說，是一個外人難以接近的國中之國。
若以之考察香港六四，我們可以發現一條特殊的創傷軌迹，它構成了某種關於八九香港的沉默裝置，這包括兩方面：六四回憶的壓抑性，和不尋常的道德自我貶抑。
物我兩忘的八九六四記憶
六四的記憶結構，使她看上去就像是一件發生在遠方（天安門）的政治慘案（ 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而香港人，就僅是這宗慘案的見證人。但問題是，那年春夏，香港人確是全程投入進去支援，包括心力、捐輸和行動，徹底認同八九民運所展現出的勇敢和精神，迹近物我兩忘，才引發了史無前例的百萬人遊行。但在後來的回憶中，這都消失了。
那個認同自由民主、積極主動的香港人形象淡化了，取而代之，彷彿是處在外部的目擊證人。可是，不管是在中國歷史上，抑或於世界各地，所發生的政治慘案實在不計其數，但卻從來不見香港人出現對待六四記憶般的義無反顧，這中間的差距，恰恰說明了八九年的種種經歷對香港人的巨大意義。
透過記憶的遺忘
讓我們從新檢視「見證者」此一提法，因它似乎隱去了當時的主體願望，彷彿他們只是一群電視目擊者。可是香港人感到極之哀傷，不僅是因為屠城一刻，而是跟之前發生的不能分割。沒有五六月份的香港支援運動所煥發的巨大認同和投入，就不會產生後來那種程度的哀痛。
因而要問，香港，這樣一位見證者，到底見證了什麼？如果在那一夜，這位見證人真的遭受到一次無力招架的重創，這次重創的核心在哪裏？我想指出，屠殺除了奪去無辜青年的生命之外，其實也同時謀殺了香港人空前的熱望（在強權下成為政治主人的願望）。
香港，就正如那些受到巨大打擊的災難見證者，在創傷之後，他們時常無法完整記憶整個事件，並因而導致記憶的偏移。這是因為，那個晚上，六四的打擊在精神上已超出負荷，是壓倒性的，甚至根本不能用正常言語解釋（ 當晚大部人也沉默無言）。其在香港的效應之一，就是指，六四之後，縱使哀痛每年來襲，但我們只把六四作為遠方之事件和慘案來悼念，而故事的另一半，香港人受創的八九自我，卻在這段記憶中失蹤掉。
從精神分析的角度看，記憶不一定是可靠的。跟常識以為的不同，記憶有時甚至不會對抗遺忘，而是弔詭地，可以透過記憶去遺忘。這是因為，能夠進入記憶的，其實已經過意識的嚴密審查，而那些危險的回憶和非法的願望，由於不被承認，因而被驅逐至無意識的領域。情况可能是，六四回憶中香港人的缺席，使我們得以忘記八九香港的全程投入，進而偏離自己的傷口。
沉默裝置之二：自我貶抑
香港人另一個不願談及自己的理由，是認為相較於北京學生，自己的參與着實微不足道。更甚者，是認為若然突出自己，彷彿就成了對學生付出的污衊。
然而明顯地，這種說話裏頭，帶有濃烈的內在精神負擔和自我貶抑傾向，使我們難以平常心和合理地重新直面八九香港這段過去。
誠然，那個年頭的香港支援運動當然不及大陸學運，這固然不在話下。但若是相比的是香港過去的民主運動，則其滲透之無孔不入，及民眾規模之大，至今仍是史無前例。而這個劃時代的歷史時刻，當時其實受到普遍認可，所謂「香港人不一樣了」。這個時刻，啓蒙了許多人，成了八九後香港重要的民主動力，而我們與之相認，絕不表示任何自我高估。
至於害怕污衊，其實是悖於常理。這種沒來由的害怕僭越，反映了某種心理上的道德負債：犧牲的崇高，使其他一切都比下去了。但問題仍然是，縱然香港人的這場支援運動，只是不住的流淚和流汗（並無流血），但也值得紀念，因當時我們選擇了弱小但正確的一方，因而作了至關重要的見證，而且依當時之條件，人們的支援，真的傾盡全力的了。再次，學生勇氣的崇高，跟我們自己的傾盡全力，其實是沒有牴觸的。阻礙我們回顧的並非客觀的事理，而是政治創傷的持續效應。
危險記憶的解放
八九香港的記憶仍存在很多空白。不要說六四之前規模龐大的群眾運動沒有得到認真回顧，其實在屠城之後，也是一片鴉雀無聲，例如，香港人是如何過渡這次巨大打擊的呢，又怎樣處理哀傷？從全港性燭光晚會，到小規模如天安門民主大學（香港分校）的微型實踐，以至大量的從個人或小單位出發的轉向和延續，也幾乎沒有得到梳理和檢視。
我在想，這些支離破碎的實踐也是重要的，因它到底也算是在創傷之下重整認同的嘗試。可是，關於六四前後的這一大片空白，仍禁錮在後來的壓抑性記憶和自我貶抑之中。而重啓這段回憶，並打開對話，是為了未來。因為，只有當這段記憶得到解放，那由它所潛藏並承載的種種願望，才能夠真正成為我們的未來。
佛洛依德指，受壓抑的意識也是會東山再起的。滕彪「讓愛與和平佔領天安門」的昂揚演說，就是在喚醒昏睡中的八九意識；而當一天，佔領中環真的到臨，這將可能是八九香港的重返：不惜對抗強權，重拾要做政治主人的危險願望。那時候，我們這群隔岸的六四「倖存者」，將會以記憶的火炬，重新照亮那正被染黑的民主未來。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八九香港的政治創傷，或透過記憶的遺忘」）
文章刊於6月19《明報》世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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