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們在北京……》這書,不免要做點宣傳,專欄作家應是不錯的渠道,盧瑋鑾老師在報紙有專欄,於是便電郵給她,請她為文評介。盧老師回覆,其中有這幾句:「轉瞬25年,當年你考完試走前來告訴我去北京天安門,情況仍歷歷在目。」我看後,在腦袋裏搜尋了好幾遍,終於無法尋回這一節。然而,我記得,北京回來之後,盧老師叫我到她家作客。那是個陽光燦爛的日子,我來到她家,參觀了她系統龐複的研究資料,便開始告訴她北京的所見所聞。我記得,我怕我說的地點不清楚,但她說她對北京的地理瞭如指掌,我照說就是。報告完畢,老師說,不知怎的好像甚麼都不想做似的。我打了個突,這不正是我最想說,卻又不知怎樣說的感受嗎?我清楚記得,盧老師告訴我,她知道那時有好些中文系學生在北京,於是便向中文系提出,倘有事故,中文系得做點事情。這一節我一直記在心上,直到現在這書出版,那情景又浮現出來了。找盧老師寫文章,想到利用她的專欄其實倒還在其次,邀請名人健筆美言幾句,早已是尚佳的宣傳策略,只是請盧老師撰文,最主要的還是聯繫到這一節,在北京的同學──至少中文系的──和盧老師就有這一段因緣。而我,這麼多年來,也是欠了盧老師一個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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