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鲍帆

与党共建新闻学院，这是正在中国各大高校发生的奇观。

这里的“党”，具体而言指两种机构。一是地方党委宣传部。例如，北京市委宣传部与中国人民大学共建新闻学院，江苏省委宣传部与南京大学共建新闻传播学院，首批10家试点先行的高校还包括武汉大学、山东大学、暨南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海南师范大学和重庆师范大学。

二是中央媒体，也即党报、党刊、党的喉舌。目前已签约的有两家，一是光明日报社与中国政法大学合作共建的“光明新闻传播学院”——不光共建了，连名字都改了，效果非常喜感；二是新华社与北京大学共建新闻与传播学院，还好没改名，但北大的牌子还是让这次共建引发议论纷纷。

可以预见的是，如无意外，这一共建浪潮还将继续席卷其他高校的新闻学院，没有谁可以幸免。除了中央媒体、省委宣传部之外，更低层级的宣传部门也已经跃跃欲试——据公开报道，2014年3月14日，青岛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月敏到中国海洋大学商谈共建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事宜。

也许用不了多久，与当地高校共建新闻学院就将成为宣传部的常规工作，而有宣传部参与共建则或许会成为建立新闻学院的必要条件。党委宣传部和新闻学院将以前所未有的程度紧密联系在一起。

宣传部为何要这样做？“灵感”从何而来？其实，2013年12月的一则新华社通稿早已经提供了答案：“中宣部、教育部20日在上海召开现场会，总结推广上海市委宣传部与复旦大学共建新闻学院做法经验，指导10个省市党委宣传部门与高等学校签署共建协议，推动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创新新闻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业界与学界互动、教学与科研贯通、理论与实践结合，为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培养造就高素质后备人才。”

简单来说，中宣部要在全国推广“复旦模式”。

到访过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人，都会为其气派的大楼所震撼。这栋大楼不仅有教学、办公的作用，更设有颇为豪华的21层“复宣酒店”，既承担培训、会议的职能，也对外营业。酒店的名字已经赤裸裸地揭示了它的性质：复旦与宣传部共建的成果。

从2001年底开始的复宣共建，当然不仅仅是盖一栋楼那么简单，它对整个上海的媒体生态、新闻自由状况的影响十分深远。要理解“复旦模式”的内涵，我们应该将其置于整个上海新闻界的大背景下观察。

在中国新闻界，上海是一座臭名昭著的城市：媒体一心扑在挣钱上，政治上非常温顺，不去碰触敏感题材，少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新闻作品（《东方早报》的几篇报道是极少的例外）。这种死气沉沉的生态与气氛颇为活跃的北京、广州非常不同。

是什么造就了上海新闻界的温顺，乃至懦弱？有人说，这是上海人的性格所致：精明，自利，小家子气。但是，这样的说法并不足以令人信服。且不论这些性格特征是带有偏见的刻板印象，单就上海人性格中的另一面——商业伦理、国际视野、多元文化交流来说，似乎不应该导致这样的局面。

三位著名的华人传播学者李金铨、何舟和黄煜曾经解答过这个问题。在200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他们总结了驯服上海新闻界的四大制度因素。

一是媒体集中化。广州的新闻界之所以充满活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座城市有三家激烈竞争的媒体集团：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和广州日报。本来，上海也有三大报业集团：解放日报、文汇报和新民晚报。但是，1998年，文汇和新民被要求合并，组建成新的文新传媒。2013年10月，解放又和文汇新民整合重组，于是现在整个上海只有一家上海报业集团。电视领域也是同样，SMG（上海文广）一家独大。

二是由党掌控的精英流动。在上海，几大媒体集团的高管是互相流通的，而这完全由宣传部来任命和指派。在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龚学平（有人称其为上海文化传媒业的“太上皇”）一手扶植下，几大媒体集团几乎完全由其亲信掌控。例如，曾在青海工作二十多年的昔日同学赵凯被其调回上海后，一路升官至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党委书记，后又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另一个例子是少年成名、年仅35岁就当上SMG总裁的黎瑞刚，他曾在龚学平的手下工作。

三是由党掌控的资源调动。简单来说，媒体挣再多钱都不是自己的，完全要由宣传部来分配。党所能调动的资源也绝不仅仅是钱——气派的复旦新闻学院和复宣酒店就是一个例子。本来，该地块（国定路400号）是上海应用技术学院的所在地，在龚学平的主导下，上海应用技术学院被强令要求搬迁至郊区，给复旦新闻学院腾出地来。

四是打击新闻专业主义。在与上海媒体人的访谈中，几位传播学者发现，一些人私底下表现出对“知识分子良心”，乃至对自由主义的重视，但他们将这些与自己的工作截然分开——“我只是个打工的，党叫我写什么我就写什么。”在这样的氛围下，追求独立、客观和职业准则的新闻专业主义难以成型。

可以看出，整个上海新闻界，从上层管理到基层工作，从人事任命到资源调配，从新闻教育到新闻实践，已经是一个浑然一体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党委宣传部是绝对的核心。通过“共建”，新闻学院也被纳入整个系统，成为链条上的一个零件。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的学生，很大一部分都进入了上海本地媒体，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循环。

从中宣部的角度来看，上海这13年来的“复旦模式”，可谓极其成功。如今将其推广至全国，恐怕也是希望在其他地方复制出更多驯服的媒体和媒体人。不过，这一招数能不能在其他地方起作用，能起多大作用，还很难说——毕竟，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有不同的历史传统，也有各不相同的宣传长官。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分析了各大高校与地方党委宣传部或中央媒体共建新闻学院这一最新趋势背后的动因和逻辑——推广已经“成功”运行13年的“复旦模式”。然而，正如上文末尾所说，想简单地在全国各地复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复制驯服的上海媒体、复制上海新闻界的奇葩生态，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实际上，中宣部此番动作的深意想必也并不仅仅是为了简单的复制。在整盘大棋中，中宣部、地方宣传部、中央媒体和新闻学院各有所求。那么，在接下来的具体共建中，各方究竟会有哪些动作？学生和老师们身处的教学科研环境会面临怎样的变化？新闻专业主义的培养和对新闻自由的追求又会受到哪些威胁？

尽管大多数学校的共建工作都还是刚刚起步，甚至还未起步，但从公开信息中来看，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新鲜

在北大与新华社共建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新闻通稿中，最扎眼的词莫过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双方将共同致力于把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建设成为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国内领先、国际有影响力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回过头去看去年底中宣部做出共建决定的那次会议，同样是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放在了第一位：“推动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创新新闻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业界与学界互动、教学与科研贯通、理论与实践结合，为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培养造就高素质后备人才。”

很多人担心，这是否意味着新闻学院的彻底“党化”？

实际上，在新闻学院强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过去十年中，几乎所有新闻学院的学生都接受过这样的教育——2003年，中宣部、广电总局就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所谓“三项教育”活动。这里，“三项”指的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职业精神职业道德”。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这样的活动多半是讲者和听者都不信，但人人都要装作很认真的样子。如同哈维尔曾经分析过的水果摊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样，对意识形态的忠诚更多是一种下意识的姿态。它当然是一种卑贱的服从，但并不意味着真诚的信仰。

况且，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究竟是什么？其实阅读了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就知道，马克思是新闻自由的提倡者。中共现在的宣传体系，并非承袭自马克思，而更多是从列宁的“党性”理论那里来的。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就此打住。

实习机会近了，专业主义远了

对于新闻学院的学生来说，共建带来的显而易见的“好处”，当然是找实习、找工作都更方便了。很多关于共建的新闻报道中都提到：共建双方会建立人员互派机制、学生就业机制，打造教学实习基地。

但是，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实习和就业机会恐怕基本是在党报党刊，也即更多是做宣传，而非做新闻的地方。让新闻学院的学生更大批量地进入党的喉舌，让新华社实习经历成为北大学生的标配，让光明日报接纳大量法大学生，新闻学院的就业率也许会提高，但新闻专业主义的培养必定会受损。

实习对职业的影响不可小视。很多在市场化媒体做得非常出色的媒体人，都是因为大学期间的实习确定了自己的职业选择，乃至被圈内人所知晓。而不少的实习机会，都是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获得的。如今学院有能力“包办”了，但这样的“婚姻”很难幸福。

此外，很多共建方案中还提到“培育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等精品课程”。请业界人士来参与课程设计和课程讲授，当然会是好事。但是，同样的问题是：这样的业界人士，是来自党的喉舌，还是来自市场化媒体？他们所传授的，是如何服从，还是如何反抗？

老师会做更多实用性、对策性研究

在研究型大学，教学和科研是两大并行的任务，后者甚至会更重要。共建对新闻学院带来的影响并不止于学生的教育，它同样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老师们的学术研究。

站在宣传部的角度，“好”的研究当然是能为党掌控舆论提供建议的。有些研究直接冠以“舆论引导”的名字，另一些则有挺好听的名字：公关。最典型的例子是SARS之后，政府危机公关成为显学，财政给出大量经费，新闻传播学者们趋之若鹜。我们当然不能否认有一些学者在利用自己的身份建议政府更开放，但更多的研究还是顺着政府的意志来，为政府操控舆论服务。比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董关鹏就在政府如何应对媒体、如何对付记者上颇有研究，他已经给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防火防盗防记者”的技巧。随着共建的展开，类似的学者和研究想必会越来越多。

站在中央媒体的角度，对学界研究同样有需求。在北大和新华社的共建中就有一条：“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将借助新华社的国际国内影响力，建设国际传播研究智库。”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国际传播”正是中央媒体眼下花大力气去做的一件事情。为了主导世界舆论，政府对中央媒体给予了巨额的经费支持，但是效果并不好。现在，新闻学院的老师们也能从中分得一杯羹了，但他们能做出什么有意义的研究吗？恐怕很难。

在学术研究中，对策性的研究是最下等的，它除了给当政者提供一些工具之外，别无其他价值。但是，共建带来的经费等资源支持，以及与体制内互动的潜在好处，都会让此类研究在新闻学院大行其道。

今日的中共早已不是依靠意识形态获得合法性，而是依靠利益绑定了社会精英阶层。同样，共建新闻学院恐怕也很难做到意识形态上的洗脑，但很有可能通过实际的利益交换和利益引导抹杀新闻专业主义的萌发，为“党的新闻事业”培养出更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北大教授钱理群用这个短语来形容那些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目的的人。

来源：泡泡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