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 | 在中国的脓疮上面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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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按:这是我为《新周刊》(7月1日出街,第422期)关于刻奇的一个专辑所写的专文,刊载时易名为《刻奇这种流行病》,且删节较多。今天在敝公微全文刊出。此专辑有景凯旋、朱大可的专访、蒋方舟等人所写专文,希望有兴趣者看看,顺祝各位周末快乐!2014年7月6日于成都

“Kitsch(刻奇)”这个词要用准确的汉语解释,自然是困难的——对此翻译米兰.昆德拉的学者景凯旋在《关于“刻奇》一文里已有深入的解读——但它在中国知识界乃至社会层面的传播力度,却可以被归为流行词语之列,已是个不争的事实。为什么会如此流行,却又无法找到准确的汉语翻译呢?因为无论是媚俗还是自媚,在中国都大量存在,但在世界各地造就媚俗和自媚的社会心理基础却并不完全相同。请让我用托尔斯泰那句著名的话,来自我“刻奇”一番:媚俗及自媚是相似的,但诞生它们的土壤却各有各的不同。

媚俗和自媚在人类社会都是难免的,但这二者在中国的盛产好像十分匹配大国正在崛起的说辞,因为kitsch作为一种社会疾病正在充满互害社会的中国里蔓延。生命残遭荼毒,没有问责,却只有满屏跟风的蜡烛,大约中国最不缺的就是这个,因为容易到用举手只劳来形容都过于正式了。没有平实深入地研究日本历史及现状的耐心与能力,缺乏理性应对之方,却到处充斥着肾上腺素过浓的加油声,你以为他立马要实现诺言——“踏平东京”,等到后来你才知道他可能是“两桶油”的拖儿。灾难来时,没有预判预防,更无切实的应对方略,却空喊“某某不哭,某某挺住”等,可谓指不胜屈,不一而足。

时常呼喊正能量,处处灌心灵鸡汤。这不是少数人的一种个人行为,是很多中国人的常态,甚至是很多机构包括中国政府部门的下意识行为。此种行为,多到已让人见惯不惊的地步。为何很多人看了这样的表演,不能来句龙应台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呢?那是因为他认为生气过于特立独行到不识时务,不懂中国,而且没用,还不懂得羊随大群不挨打的道理。当然问题的背后,其实主要是有这么一层意思:你如果对不堪的现实较真,那么厄运就会跟随着你。在应该呐喊的地方缺位,在自己不付代价时喊别人加油,其实都是被恐惧薰陶出来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我首先理解国人的一脸沧桑——陈丹青说约纽街头上的人长着一张不曾被欺负过的脸。那是因良善之制度保障及人格尊严所致,但良善之制度及尊严也是别人自我成就的结果——但我也要不无遗憾地说,中国大多数人的沧桑过于廉价。因为没有真正反抗过的沧桑,是将懦弱打扮成无辜。陀斯妥耶夫斯基说,我担心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但中国人却没有多少人反省自己是否配得上那一脸的沧桑。将懦弱打扮成无辜,是为了博得一种同情,因为是人都残存一点自由意志。即便再懦弱的人,偶尔也可能从心底里泛起一丝不甘,虽然可能瞬息即逝。事实上,稍微正常的人,他应从内心理面对他将懦弱装扮成沧桑,这种搭他人便车的巧取,有所不安。把懦弱装扮成无辜,是为了不被自己仅留的一点耻感压垮。更有甚者,有人还被自己懦弱打扮无辜的沧桑,自我感动,他们拿出的理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人家都没底到这样的地步了,你还好意思忍心批评别人么?同时也向强权表明,我都听话成这样了,向你示弱到这样的地步,你还要我怎样啊,求求你放我一马吧。

他本来很无助,很有挫败感。面对邪恶一事无成,应该大大地羞愧才是。可羞愧也是需要勇气的,连这种勇气他都可能没有。于是在原先懦弱的基础上,再次叠加懦弱,不仅把懦弱装扮无辜,甚至有可能因为他偶然的不被打击,而打扮成识时务的俊杰,视为一种带来胜利的独得之秘。这样的胜利,复制起来并不容易,他甚至知道是虚无的,但他却不能不要这种虚无胜利的麻醉感。因为没有存在感的生活,很要人的命,这就是昆德拉意义上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未尝不是中国这种制度下特有的“刻奇”存在方式,因此刻奇就成了很多人活着的救命稻草。

懦弱是人性的一部分,诚实地面对这一点,人们不会认为你勇敢,但也不无同情之理解。懦弱与麻木、冷漠是相伴而生的,我们这个互害社会,谁都不能独善其身,置身事外。但偏偏那些懦弱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认为自己会被上帝特选出来,成为不受蹂躏的人。只要灾难没降临自己的时候,就拚命地忘记是非,也毫无帮助别人之心,甚至对那些于公共利益勇敢前行的人,施以冷嘲热讽。更有甚者,还助纣为虐,举报以谋利。懦弱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般说来都自以为是识时务的俊杰,得意洋洋到一脸写着如下的话:就你们那些傻逼才会去面对真实的痛感,像我这样在脓疮上面抒情多好啊,既安全又得到了好处,而且还可能成为和谐宣传标兵。

有些懦弱者其实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但他们也喜欢攻击那些面对现实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无论道德还是为人等社会规训,以及日常生活中都不会把懦弱看成是优点。因为你勇于争取自己的权利,显示了他的懦弱不堪乃至萎琐。你争取成功了,他也不会跟随你变得勇敢,他会变得有点嫉妒:“你勇敢有什么了不起嘛,你还不是为了你自己的私利!”如果你争取自己的权利失败了,他会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像我这样的人才不做那种以卵击石的傻事呢。作为一位不直面现实生活的旁观者,沉默的大多数,懦弱自然延伸及冷漠、麻木,不施援手。但这样的人点个蜡烛,并喊出“踏平东京”,“某某不哭”,并非没有可能,因为再懦弱的人,都需要展现自己的存在感。哪怕这种存在感是虚幻的,也因为人多势众,而看上去显得孔武有力,何况还可以在某种情形下医治与舒缓自己由于懦弱、冷漠、麻木带来的道德焦虑。

我不敢说懦弱是国人的群体性格,但说懦弱是在我们这种制度下成了想保障自己安全的一种自我“进化”,我想大抵是靠谱的。但稍微有点思想的人就会明白,为了安全而无视自由,安全亦将不保。直言之,没有自由的安全是不存在的。自由亦无,安全没有,但为什么多数人还要如此选择呢?那就是许多人身染著名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所说的“习得性无助”,让服从成了自己的行动指南,并且在无所不在的无力感的笼罩下,不停自我说服,而最终内化成为自己习焉不察的行动模式。换言之,由于长期以来强权的肆虐,不是强拆,便是截访;不是躲猫猫死,就是关黑监狱,使得人们深感自己的渺小,由此便使习得性无助,成为许多人行为的心理模式。哪怕自己尚有一点关心的热情,也没有相应的行动能力了。灾难一浪高过一浪,没有成就大规模的正向反省,制订相应的措施以便预防,而是后一个灾难掩盖前一个灾难,永不停息。无力感使得懦弱的人,只有在网络上点蜡烛追逐灾难的能力,像猴子掰玉米一样抱着最新一拨灾难的蜡烛,不知不觉地参与消费灾难,而成就群体狂欢。至于说昨天的灾难不再追问,以往的灾难则早已忘记。

懦弱者面对现实时,倘若要用文字来彰显其想法,就会拚命地抒情,滥用夸张的比喻,绕过那些坚硬的岩石,在现实的脓疮上面抒情起舞。当然也有人用懦弱来包装自己的无耻,广东省人大代表钟课枝希望媒体别报道贪官落马,即令报道,数字也不要上升,否则会让人觉得很黑暗,吓坏了她脆弱的小心肝。“假如我们看到的都是今天倒了这个市委书记,明天倒了那个市长,多悲哀啊?那证明我们的机制出问题了。就像我们的食品一样,我不想看到这个,我的承受力太差了。”有的民众当然会觉得钟代表这话很狗屎,但你以为钟代表这话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吗?不是的,她这种想法与懦弱的民众形成了一种心理同构。因为懦弱、麻木、冷漠的民众本身就喜欢掩盖残酷的现实,钟代表只不过是顺应你们长期以来无声的“民意”罢了。事实上,那些在雾霾中来心灵鸡汤的人如于丹等,就是顺应了钟代表要求你给她拂却黑暗的要求。有时你真得残酷地承认,懦弱而愚蠢的人真没什么可报怨的,于丹就是你们用收视率和买她书惯出来的,因为你们喜欢于丹这种大“刻奇”在中国的脓疮上面抒情。

08年我就提出“中国是个互害社会”的论断,在此基础上,不少人包括一些学者,也都承认中国已进入“互害型社会”。卖毒大米的喝着三聚氰氨奶粉,卖三聚氰氨奶粉的可能吃着苏丹红皮蛋,卖苏丹红皮蛋的,你孩子进学校学习被猛喝“狼奶”。这也就意谓着,人们在社会里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你说这都是底层苦逼才有的事,哪会祸及高层?你这互害社会的判断不靠谱。只要你是个诚实的人,你都不能否认如下事实:开着跑马的人也只不过是个高级奴才,受不尽的窝囊气。文强笑杀张君,张君要他记得自己的下场,文强记得么?文强被杀时,王立军知道什么叫互害社会么?互害社会就像水泊梁山里交头名状,逼迫你为恶,把你的恶给放大出来。从事实和心理上,都让你觉得自己也并不是个干净的人。也就是说,在制度设计上打掉你独善其身的幻想。在一个独善其身的可能性,都无限小的社会里,你就只有与刻奇紧密相连,联袂起舞。自保而刻奇就变成了时尚,这也是刻奇在互害社会里蔓延的深刻因由。

著名人类学家许烺光在《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书里,从经济、历史、宗教、家庭、性爱、政府等方面探讨了中美两国民众的不同。他的核心观念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以情境为中心,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以个人为中心。所谓情境为中心,就是注重以亲属为主体而荡漾开去的社会人际关系。这样的生活方式,“强调外在的实体而不注重心灵的探索;强调环境中个人的地位,而不看重在反抗环境”(《中国人与美国人》P52,台湾南天书局2002年版)。注重服从,压抑自己的欲望,而欲望却不会因压制而不存在。那怎么办呢?就只有通过道德表演等方式——虽然有庄子的“焉知曾、史非桀、纣之嚆矢也”之类振聋发聩的批判,但挡不住道德表演给自己所带来的利益——来获取自己的存在与利益,可以说中国的制度与文化,充满天然的“刻奇”倾向。

2014年5月5日凌晨三时至十时写于成都,同日下午改定。

2014年7月10日, 7:12 上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