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学荣 | 冯学荣《袁世凯称帝错了吗》

冯学荣《袁世凯称错了吗》






近代史上,对于“袁世凯称”这个问题我们的国民似乎没有争议,基本上是骂声一片,俨然铁案一件,铁板钉钉。


在当年,了打倒“蓄谋已久的新皇帝袁世不但当时人在“护国战争中尸遍野,而且后人往袁世的身上吐了近一百年的唾沫


然而,今天在我看当年的袁世凯称帝,其实并非“蓄谋已久”,而是当时中国的形势一步一步发展的结果,而袁世凯称帝,其实也未必是一件很坏的事情





首先,袁世
凯称帝的策,初年的象有





1913年3月20日,
民党代理理事长在上海“沪宁车站”被刺杀身亡。


是谁刺杀了宋教仁?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有争议,不少人说是袁世凯指使的,也有人说是国民党人陈其美指使的——可是,史学界至今仍然拿不出十分确凿的证据。


不等司法调查终结,国民党人以宋教仁被刺杀为由,举旗造反,悍然打起了内战——史称“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枪声事实上中国正在孕育的民主政建、也打出了中华初年的局。


是谁刺杀了宋教仁暂时还不好说,但是国民党不等司法裁判出台,就冒然挑起内战、带头破坏共和建设,其正当性,恐怕是有待商榷的。





同年年底,
不胜其烦的袁世终于下定决心解散了民党。此,袁世失去了在野党的制肘,他的权力野心,始膨——我们毋须讳言,袁世凯也是一个旧时代的人,他的思想,当然也有局限性。


当我们回头看1912-1914年这三年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清政府倒台之后的这三年的中国,政情其实是很糟糕的:社会权威缺失,朝野秩序大乱,就是连军队,都做不到统一调度了。


这时候的袁世凯认为:中国现在一盘散沙的现状,就是不顾中国国情、盲目模仿美国搞共和试验的后果,与其这样乱下去,倒不如重新树立一个权威,只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才能整顿国家的无序状态。


可是,要当专制皇帝,在“民国了”的年代,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怎么办呢?袁世凯想到了老办法:仿行日本、英国,搞君主立宪——君主当名义上的君主,实际行政权力则下放到责任内阁。


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知名美国法学家古德诺(Frank Johnson Goodnow)当时也是这样建议的:中国人民的公民素质太差,尚未达到可以顺利搞共和的程度,为了让中国更好,此时的中国还是比较适合搞“君主立宪”体制。


古德诺给袁世凯写了一篇名叫《共和君主论》的建议书,该建议书中,有以下的行文(中文译文):





“….
..然中如用君主制,共和制宜,此殆无可疑者也,盖中人欲保存立,不得不用立政治……..”



一点非常重要——袁世凯搞的帝制,
“君主
制”制度,而是“君主立”制度。所“君主立”制度是:袁世凯当上的皇帝(君),而家的立法、司法、行政等公力,人民选举组成家机去掌握和行使




言之:是一民主制度人民是有票的,这个制度仍然人民有利的。


袁世凯帝制运动的重要智囊,在其那篇著名政论文《君国论中,也明确地指出:中国应该搞“君主立”制、并建立法治(原文用“法制”二字)、树立一套宪政系统,则可以避免“人亡政息”、进而使国家得以长治久安


为了吸取晚清政府“皇族内阁”受人诟病的教训,袁世特地布了一份名为《新皇室范》的法令里面明文定:





“…
….王以下犯法,庶民同罪,王不得组织政党、不可担任重要官制度,皇室的亲属不得商…..…..


此外,袁世将自己要搞的“中
定为
“洪
”,其中的“取朱元璋
“洪武” 年
的前一字,意思是:“复汉族江山
“君主立
,清楚地表明袁世不是要君主,而是 君主立


不但如此,袁世凯这个皇帝,还有一点很不同的地方:这个皇帝不让人给他下跪。


依据袁世凯的幕僚曹汝霖所著《一生之回的记载,袁世凯刚称帝不久,他的部将陈宧到京觐见袁世想下跪,袁世立即起来并对他了以下一番话





“不必
这样!不必这样体已更改,我这个皇帝,是不需要人跪拜的!”


另外,依据许多参加袁世凯“登基仪式”的历史见证人写下的记录,即便是在“登基仪式”当中,整个官僚队伍,也没有一个人向袁世凯下跪。


可见,袁世凯的思想在老旧当中,又夹杂着一丝的新意。


不少人会说:“你别傻了!袁世表面上是君主立实际上是要搞独裁,是要做牛做奴隶!你懂个屁呀!


其实,这是典型的“阴谋论”——人们当然可以这样推测,但是,同样的推测也一样适用共和制——你怎么知道靠共和制选上台的人就不搞独裁呢?希特勒就是共和制选举上台的暴君,这又怎么解释呢?


可见,这样的假设其实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历史不容假设。


事实上,纵观袁世凯的一生,这个人其实大体上还是靠谱的,远远算不上是一个暴君,而事实也证明了:袁世凯死后,中国失去了政治核心,谁也不服谁,北洋军阀集团开始分裂,并开始了一个被称为“军阀混战”的乱世,战火纷飞,民不聊生。


假如袁世凯的君主立宪制度搞成了,不但袁世凯也许不会死得那么早,而且有袁氏皇室健在,整个军政系统就有了一个核心,这个核心事实上也许能够起到一个“政局稳定器”的作用,而至少后来的“军阀混战”也许是可以避免的——当然,这样的历史,自然也不容假设——假设的历史永远没有准确的答案。




当时从分子阶层到普通百姓,一听到“帝”二字,本能地回想起那被革命党用舆论搞臭了的前王朝,所以当时的人民群根本也没有耐心去究分析袁世到底是“君主制”、是“君主立”?那的中这种刨底的精神,他容易被忽悠,很容易被煽动


也就是说,当时的国人认为以下的等式是成立的:


“帝制=暴君上台”


事实上,明白人应该知道:以上这个等式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帝制”也可以等于“君主立宪”,也可以等于“民主政治”——关键是怎么搞,搞得好的话,象日本、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体制,未必“不民主”、也未必不好,而历史告诉我们:打倒“北洋军阀”之后,国民党上台,蒋介石当上了“不叫皇帝的真皇帝”,事实上中国走向了更为专制、更为独裁的一个体制,而这个体制,就其本质而言,其实也许并不比袁世凯所倡导的“君主立宪制”更为开明、更为科学、对人民更为有利。


我们今天旧事重提,再翻袁世凯称帝的这么一盘老账,足以引起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与我们的感情冲突的,不一定是坏事。迎合我们的感情的,也不一定是好事。当我们遇到这样一件新事物:这个事物乍一听很让我们反感,但是它事实上又有利于我们、或者至少无害于我们,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新事物,我们是排斥它好呢、还是尝试着去接受它?



这个问题挺考验情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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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14日, 12:54 上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