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 | 央视前播音员薛飞:我的小定数 国家的大定数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个符号,尽管薛飞认为目前外界对他的解读是有偏差的,而如果他出面解释,会牵涉到更多的人。

这位离开新闻联播舞台25年的主持人,因新书《薛飞自述:我在匈牙利的日子》再一次走进公众视野。

如今,薛飞很少跟人提起曾经的经历,老想着接下来的一大推事,不想过去。周末得空,薛飞会去郊区的院子里种菜,他喜欢田园生活。

1989年是薛飞人生的转折点,此前,他的人生走得一帆风顺,此后经历的一切,他觉得都是生命里的定数,逃不掉。他曾找过算命先生,那人几乎算准了他经历变故后的每一步。

小学之前,薛飞住在前门的胡同里,与奶奶生活在一起,儿时的记忆是胡同里掏大粪的人,还有磨剪刀、打酱油、剃头的吆喝声。如今,早年的生活场景只能存在于记忆中,但胡同情结抹不掉,选择继续住在胡同里。

1966年,薛飞刚上小学一年级,“文革”爆发,爷爷的成分是地主,被迫回到老家。薛飞回到父母身边,开始了部队大院的生活。他说自己特别能理解姜文为什么给电影起名《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是他们一代人的阳光灿烂,没人管,和别的院的小孩打架,夏天爬到院里的大烟囱上面远眺,冬天跑到什刹海滑野冰。

薛飞成绩好,在学校里是好学生,同学称他为老好人。这样的印象在此后帮了他大忙。薛飞的父亲是舞蹈编导,院里很多人也是搞艺术的,受此熏陶,薛飞想进部队文工团从事表演工作。1976年临近高中毕业,很多部队话剧团到学校招人,薛飞却没能考上。没有出路,眼看要去“上山下乡”,因为表现好,学校同意把他的学籍留一年,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薛飞得以没去昌平下乡。

考进北京广播学院后,薛飞什么专业知识都不懂,班里很多同学已经是电台的知名播音员了,比他大七八岁。毕业前,和同学杜宪被央视挑中去实习,当时播音组缺人,薛飞和杜宪去没多久,就担当起新闻联播国内新闻配音的工作。经过半年的实习,两人都被顺利留了下来,因为缺人,毕业第二天就正式上班。

八十年代中期,薛飞和杜宪挑起了新闻联播的大梁,随领导人出访,很是风光。

后来,经历广为认知的播音事件后,薛飞被调离播音岗位,去了专题部做记者,但台里给定了“三个不允许”:不许出声音、不许出图像、不许外出采访,他无法参加实际工作。期间,薛飞的家人去匈牙利做生意,他想过出国,但杜宪的出国申请并未批准,让他觉得没有希望。

经过两年的等待,台领导请示广电部后,终于放行。薛飞花了不到半天时间就办好了离台手续。和朋友临别的晚上,薛飞唱了苏联歌曲《歌唱我们动荡的青春》,“听,风雪在喧嚣;看,流星在飞翔。我的心向我呼唤,去动荡的远方”,这样的歌词直到今天他还能脱口而出,他说那已经刻进骨子里了,是他当时的心境。

1992年大年三十,薛飞远赴匈牙利,离开的时候他看到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印象特别深刻。匈牙利的生活,完全不同于国内,他要跟人纠结餐馆的生意,要起早贪黑地摆摊,被牢牢扎进了生存的现实土壤里。

后来生活有所好转,经商获得丰厚的报酬,和家人在匈牙利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住大别墅,开好车,薛飞觉得自己提前过上了老年生活,他开始有了回国发展的打算。

回国开文化公司,合作伙伴急于赚钱、分钱,他从中分离出来做播音主持培训,后来和高校合作,做了播音主持的老师。他说不是自己有播音情结,而是能力只能做跟其有关的事。

在接受凤凰网的独家对话中,薛飞说,他知道公众一直对他的关注,只是这种关注迫于某些原因显得模糊。

对话 叶宇婷

“为党播音,为人民播音”

凤凰网资讯:八十年代的新闻联播主要播哪些新闻?

薛飞:有一部分和现在没啥区别,但是现在好多了。最开始领导人会见外国友人,所谓的时政新闻。完了就是工农业新闻,这丰收了,那丰产了,哪里有搞革新了。接着是轻松点儿的教科文卫,加上一点小简讯。最后就是国际新闻。其实就是这么几大块儿。

凤凰网资讯:那个年代对新闻联播播音员的要求有什么?

薛飞: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更多的要求,主要是业务、语言这一块儿的要求。我们更多的还是延续着电台的表达习惯。电视相对来说,本身就是一个新的东西,没有固定的模式,只能是跟着吕娟、赵忠祥、邢质斌这些老的播音员走。

我们刚开始只有一个概念,别出错,因为一大堆人配合着你工作。我们当时压力特别大,只要不出错就行。那时的稿子不像现在,打印的清清楚楚,过去都是手写的。这个领导改时冒出一个圈,那个改时冒一个圈,净是改的,我们叫“冒气球”。

台里对我们也没有太多要求,因为在摸索阶段。大家以前没看过电视,他们不知道电视什么样,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到底新闻联播什么样,是需要慢慢摸索的,领导也没有强求你非得怎么样。

凤凰网资讯:有政治上的要求吗?

薛飞:我们进台时已经改革开放了,不像文革期间那样。我们自己有觉悟,在广播学院的第一堂课就是要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当时学院老师带着我们播音时,开播前,会问你现在脑子里面在想什么?我说什么也没想。他会说什么也没想不行,你要想我们现在是在为党播音,为人民播音,想好了才开始播音。

我们所有的工作,是党的喉舌,传达党的声音,到现在依然没剥离开。播音员是从属于自己的职业定位的,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也要受栏目定位制约的,更重要的是要看媒体的定位,而媒体的定位是要受到国家体制的制约,任何国家都一样。

告别新闻联播:个人被卷入历史的洪流

凤凰网资讯:据说你在1989年被调离播音岗位的那期节目里情绪特别低沉,情绪持续了多久?

薛飞:1989年5月,那次节目录完后,我就觉得永远回不到那时那刻的点,现在也是这个想法。播音的时候和播音前所受的影响,你会觉得你已经没有自我了,你找不到自我的位置、自我的感觉,你必须要融入一个(环境)。你被一种整体的氛围裹挟,根本没有自我。

当然经历的人可以回忆,没有经历的人听听而已,连回忆都没有。但就算有回忆,那时那刻的感觉,也永远没有了。播完后,我在想,明天、后天或者多少年以后再回想起来,现在都没了(那时那刻的感觉),别说以后了。这是我当时就意识到的。

这个东西不是我个人的历史,是中国的历史和北京所有老百姓的历史。你问任何一个北京老百姓都会告诉你这个历史,这是大家共同的东西。那天我要上班,那一刻我得去台里,又体会到了把你融进去。

我是挺理性的,很早之前就觉得。按过去说法我喜欢白砖,不喜欢红砖,你不喜欢,但是最后把你给卷进去了,全北京市的老百姓都在。其实连“卷”字都用不上,你就在里面,这算是一个洪流也好还是别的,我在那个位置而已。因为你得上班,从家出发,到台里上班去,我不能从这儿蹦到那儿去,我从这儿蹦到那儿不可能没事。

我经常会从另一个角度想问题,我们对整个历史的认识,理性之外,应该带有一份感性的理解。我觉得今天的历史学家,在历史过程中分析各种要素,完后带着一份感情的理解再去还原历史,这样才能认识历史的本身和在那个历史阶段的每个人。就像姜文拍得《阳光灿烂的日子》,我特别理解姜文起得这个名,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阳光灿烂,没人管,多好啊,高兴极了,玩儿得一塌糊涂。

凤凰网资讯:后来你被调离了播音岗位,当时什么感觉?

薛飞:对,去了专题部。我很想作为记者到处去拍片子,之前有过这种请求,但台里因为缺播音员没同意,正好这事完了以后就把我调到专题部做记者。我做了近两年的记者。

现在看来那时我就自由了,又像回到了童年。我学驾驶,每天5点钟起床,瞪着自行车赶往驾校。那是一段无比快乐的时光,我们学习小组共八个人,大家关系非常融洽。接着我还学英语,先是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培训班学,后来在家自学。当时在央视有个极好的朋友,刚进央视,暂时没地方住,我就邀请他住家里,他是上海外语学院毕业的,正好教我英语。他爱吃鱼,我最拿手的就是做鱼,那我做鱼给他享用,他教我英语,帮我消磨时光。

等待出国:好好活着,好好生存

凤凰网资讯:那段时间难熬吗?

薛飞:人处于等待中,其实等待就是说能不能放我走。

我这人属于有事做,就不多想。有些事已经是明摆着既定的事,你还有什么考虑的,没什么考虑。

凤凰网资讯:什么时候放你走的?这个过程难吗?

薛飞:1991年秋天,我和一名记者去新疆拍喀纳斯湖,赶到乌鲁木齐后,碰到另一摄制组在那儿等着,由于要共用一台摄像机,我们一起先去喀什、吐鲁番。返回乌鲁木齐后,我突然收到不能去喀纳斯的通知,让我回北京。我当时也不知道原因,只是觉得很奇怪。

返回北京没多久,台里领导找我谈话,当时台长问了问我的工作情况,接着就问了:“你是不是想要出国?”她说帮我到部里问问我这种情况能不能办出国手续。没过几天,我又接到通知,到了台长办公室。她说,广电部不能直接办出国手续,我如果有其他渠道,就能走,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我放出电视台。我后来去全国人才交流中心办的出国手续。

我当时年轻,在台里没分房子,没什么物质上的牵扯,半天离台手续就办好了。开始走时没想过这么顺利,但动起来确实很顺。

凤凰网资讯:当时把你从新疆叫回北京的原因是什么?

薛飞:我也是后来听同事说的,喀纳斯湖临近中苏边境,新疆电视台向中央电视台领导建议不要让我前往喀纳斯湖,怕我从那里借机“越境潜逃”。

凤凰网资讯:你觉得那个时代,个人寻求改变的力量大吗?

薛飞:其实不大,我是挺能忍的一个人,适应环境的能力挺强的,好好活着,好好生存。离开还是一个主动选择,这条路你选择,但是这条路在一段时间内不通,那在不通的过程中你需要等待,一旦等待这条路就有断的可能。其实那个年代谁都一样。

离开中国:看到邓小平的南巡讲话

凤凰网资讯:你是1992年大年三十这一天离开北京去的匈牙利。中国人很看重春节,为什么选这一天呢?

薛飞:也没有刻意挑这一天走,就是赶上了,手续办好后,买了那天的票就赶紧走。实际上一年多的时间,北京还没有完全从1989年的氛围中跳出来,只有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才完全不同。

我在飞机上看到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印象特别深,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我当时看时,并没有完全理解,因为这种东西到事后才能看得见。1994年,我回过一趟国,我能很直接地感受到中国所谓政治气候的冷暖变化。

当时也没有特别多的想法,就觉得我该走了,该做我的事了。

凤凰网资讯:从国内的知名播音员到练摊,会有心理落差吗?练摊时第一声叫卖难开口吗?

薛飞:其实也没什么心理落差。但是练摊的时候,或走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会有警察找麻烦,他排外,说是中国人就更来劲了。我跟他们吵了好几次。这时会有点落差。

第一声叫喊,不是拉不拉得下脸面的事,我主要是不知道怎么喊,不知道如何来做这个事情,之前做足了心理准备的,要开口时还是不知道怎么喊。

凤凰网资讯:你在匈牙利时,日本NHK电视台去采访过你。都问你什么了?

薛飞:采访我时我正练摊呢,站我边上拍。我知道他们想听到什么,但我讲了个故事。

我原来特别喜欢看古龙的小说,他有部作品叫《浣花洗剑录》,里面有个情节,古代有位来自扶桑的武士,武功高强,但在初涉中土时败在了一位中原武林高手下。他并不甘心,决心把自己的小孩培养成武术奇才。等这个小孩长大后,成为武士来到中原,所向披靡,但还是败在了一位中原高手下,败了他就回去了。众人觉得他会彻底死心,后来有人说武士已经意志消沉,当街卖烧饼去了。但击败武士的中原高手一听,认为这人以后会非常厉害,他原来习武只为求胜,结果走上了偏执的道路,练得自己人性全无,而武功本质是用来展现人性境界的技艺。后来这位武士再临中土时,高手都被他打得一败涂地,他们的人性境界已被武士在卖烧饼时的潜心修行中超越了。

我当时跟他们讲,当你太执迷于一件事的提高时,不见得就能真有突破,只有冲出执迷以后才能找到另外一种境界,实现新的突破。我觉得练摊就像是书中的“卖烧饼”。我通过练摊,获得了原来在央视没有过的经历,也就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感悟和突破,因此不会再被前事所牵绊。

我觉得没什么可跟他们说的,一说无非是空的口号,在那儿瞎喊。再加上我这人挺热爱共产党的。我为什么现在爱看谍战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中国共产党顽强,共产党是那个时代的信仰。我既有那个年代的情结,也是现代的人。

不惑之年回国:在国外提前过上了老年生活

凤凰网资讯:在匈牙利的生活算得上富足,但为什么想回国了?

薛飞:我回国的时候40多岁,在匈牙利提前过上了老年生活。你想,40多岁过上了老年生活,不行,我还能干,所以就回了国。再一个,从发展的角度考虑的,东欧解体时,匈牙利的轻工业不发达,中国人去做生意,但后来生意越来越难做,投机的机会少了,2000年我回国了。其实此前做国际贸易时,每年都会回国,1996年拍电视剧也回国,对国内的发展还是比较了解的。

凤凰网资讯:做播音主持培训,是有播音情结吗?

薛飞:也不是,当时是根据自己的能力能干些什么。很多东西都不是事先设计好的,是一个情况出现后,你就去做这个,做这个就做下去了。我是一个挺顺势而为的人,让我去设计什么倒觉得太累,不愿意多想。我也怕麻烦,稍微一点麻烦我就烦。

凤凰网资讯:喜欢教书吗?

薛飞:挺喜欢现在教的专业,其实现在已经不是教书本身了,而是跟学生的这份感情,一届一届的,从头带,然后看到他们踏入工作岗位,各自都有工作,还干得挺好的。

回看当年:过去就过去了

凤凰网资讯:有人认为当时的学生运动过于激进,从某种程度上来阻碍了改革的进程。你怎么看?

薛飞:是有,确实有一些。我们当时的判断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倒退了15年,但是它在好多地方给把握住了,邓小平把握住了。为什么会有南巡讲话,恰恰就是因为这一点。现在看来这个判断长了,但是在那个阶段确实有(倒退)。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学生当时反的是对的,他们的焦点就是反腐败,如果那个时候把这事杜绝了,哪有现在这么费劲,还得打大老虎。

很多事情都是定数,运动过程之中的一种定数不可逆转。我的定数是小定数,那次事件是大定数。

凤凰网资讯:如果让你重新选择,还会有那次播音吗?

薛飞:它不是这个概念,你要把所有人全部拉回到那时才行,所以这是个伪命题。

凤凰网资讯:后来自己有过反思吗?

薛飞:肯定有。节目录完后什么都还没有发生我就想过了,我当时就想这个事情是个心理状态,当时想的和我现在想的,包括多少年后再回忆,心理状态就已经不是录节目时的心理状态了。再过多少年,连那种心理状态的回忆都没有了,因为离得太远太远了。

凤凰网资讯:录节目结束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薛飞:这无法用语言说,你所有能想出来的语言,用语言去形容它,都不是你在那时那刻的心情,充其量是形容,也仅仅到这儿。一个形容的词摆在那儿就完了,那什么都不是。

细的事有些记得深,有些几乎全忘了,我不是记忆力还可以,我是忘性还可以,反正该不记得的事全不记得。这不仅和性格有关系,可能还和我后期的生活态度有关系,所以很多事情,根本就不记,也不想,过去就过去了,想着以后干什么事。所以我老想着下周一大堆事,排得满满的,有时候想清闲下来一会儿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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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10日, 12:55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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