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刘崇文:胡耀邦和我谈下台前后

  

   下台前在上海与李先念的会见

  

   胡耀邦是力主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并坚决身体力行的。还在1986年,我们有一次去中南海勤政殿看望他,他就告诉我们说,小平同志同他谈了,明年党的十三大,他不再担任总书记了,小平、陈云、先念等几位老同志也都退下来。他是作为一个好消息告诉我们的。谈话时流露出一种高兴和欣慰的情绪。他说,我今年已71岁,明年就72岁了,从80年到现在,已经担任了六年总书记,明年十三大一定要退下来。他还意味深长地问我们:你们原来想到过我会当总书记吗?他觉得这种上和下、进和退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需要,是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国家走向民主政治的表现。

   据李汉平(耀邦的警卫秘书)告诉我,十二大选举总书记,耀邦把自己的一票投给了赵紫阳,他那时就作了十三大退下来的准备(因为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了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他跟汉平说,到那时,我想找一个靠近农村的中小城市,住到那里去,不再干预中央的工作。他逝世后,李昭同志(耀邦夫人)就是根据他曾经表示过的这一意向,决定将他的骨灰安葬在江西共青城的。

   1986年国庆节后,当我们又一次去看望他时,他更进一步对我们说:十三大要立个规矩,不搞终身制。小平同志全退,我半退,到了年龄的三分之二全退,三分之一半退,进中顾委、人大、政协等。一定要立下这个规矩,如果在我们手里不立下这个规矩,中国今后还会动乱。所以,在1987年1月中央开他的“生活会”之前,他对自己的去留毫不介意,而是心安理得、坦然自若地集中精力考虑如何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如何准备开好党的十三大,如何妥善处理好学生闹事等问题。

   然而,在另一方面却一步一步在加紧酝酿“废黜”他的事情。可他全然不知、毫无觉察。1986年12月,他去上海,听说先念同志也在那里,就让李汉平打电话给先念的秘书,说要去看望先念,并交代先不要告诉先念同志。可是很快那边就来电话说,先念同志已经出发来看耀邦了。

   下面是耀邦同志跟我说的原话:

   当时先念的腿不好,是坐面包车来的,到客厅坐下后就说,你找我有什么事?你打电话给我,我很紧张。我当时很奇怪,他紧张什么?我说,我没什么事,今天中饭后我就回北京了,就是看看你。他说,呵!好像放心了。然后他又说,我同小平同志谈过,如果党内再搞斗争,我就不干了。当时我不知道要解决我的问题,先念已知道。我在回北京的飞机上还同小李说,现在谁还斗争先念同志?那次会见,先念还说,耀邦呀,报纸上有些胡说八道,你可要管住呀!当时他指的是自由化的言论。我说,人民日报我也管不了,我说的话他们也不听。

   还有一件事说明,在中央生活会前,耀邦同志完全被蒙在鼓里。那些年每年元旦前,中国桥牌协会都要为邓小平、胡耀邦、万里等中央领导同志举办一次名为“运筹与健康”的新年桥牌赛,参加者除他们外还有一些桥牌界的名人和爱好者。每年都分内外两个赛场,里面是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同志,外面是其他的人,分别计算成绩。小平和耀邦从50年代起就经常在一起打桥牌。但在每年比赛时,都分别有桥牌高手做他们的搭档,所以成绩差不多。他们就轮流成为每年的冠军。1986年底的这次桥牌赛,小平和耀邦都参加了。比赛结束后,耀邦还兴致勃勃地说:今年该是我的冠军了!然后他还走到外面的比赛大厅,高兴地和其他参赛的人见面,向大家招手致意。他压根儿也没想到,没过两天,邓小平就找他谈话,严厉地批评他,接着就是他被迫提出辞职,中央召开他的“生活会”,最后被免去总书记职务。

   人们可能奇怪,胡耀邦怎么会这样缺乏政治警觉?其实,这就是胡耀邦——真实的胡耀邦,襟怀坦荡、赤诚纯真的胡耀邦。他曾对我说,那时我既没觉得自己有什么错误,又已经决定十三大从总书记位子上退下来,哪里会想到还有什么问题呢?他始终坚信,他不遗余力为之奋斗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是顺应历史潮流,利民兴邦,受到人民拥护的;他竭力主张的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明确政策界限,对学生闹事采取疏导的方针等,都是符合民主和法治原则,并且是由书记处议定,得到小平、陈云同志同意的。他还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党更加成熟了,中国不会出什么事的。尤其是他相信小平同志对他是了解的、支持的。就在不久前(9月份)准备六中全会文件时,小平同志还对他说:有人打着我的牌子,想把我们拉向“左”,这个不能听;“自由化”这个词可以不用,但也确有一些人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左”的右的干扰都不理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该怎么干就怎么干,曾几何时,言犹在耳,怎么就风云突变?他没有想到,最后竟把学生闹事的原因,归咎于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

   耀邦同志的纯真与赤诚,实在是可敬、可爱、可叹!

  

   李先念说:耀邦是阳的多阴的少

  

   耀邦同志还告诉我,后来杨尚昆到上海征求先念开“生活会”的事,先念对杨尚昆说:我看耀邦是阳的多,阴的少;“生活会”我不参加了。先念同志说耀邦阳的多,阴的少。赵紫阳则说他“为人宽厚,可以吵架不记仇,好共事”。当时流传这么几句话:胡耀邦的良心,赵紫阳的头脑,邓小平的手段。

   耀邦同志心地善良,为人宽厚,不会搞权术、耍手腕。他胸无城府,表里如一。在与同志和朋友的交往中,不仅没有害人之心,也没有防人之意。长期以来,不少人劝他“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他却认为,在党内“防人之心也不可有”。他对干部是严格的,有时甚至是严厉的,但他爱惜干部,从不整人。大家知道,邓力群对胡耀邦积怨很深,但他也承认:“胡耀邦不搞阴谋,光明磊落,观点不同,他就讲出来,讲出来也是指名道姓。”“他不积怨,有话讲在当面,讲清楚了,就没事了。”1988年11月,邓力群在长沙要求见胡耀邦,虽然在头一年生活会上,他罗列大量“罪状”,系统地批判胡,但耀邦还是欢迎了他,并同他谈了两个多钟头。事后邓力群十分感慨地说;“我没有想到他并不介意以前的摩擦。”并说他们的谈话“感情是真诚的,气氛是融洽的”,使他有“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觉。(以上所引都出自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就在这次见面时,邓力群曾要耀邦同他联手反对赵紫阳,被耀邦拒绝。因为外面曾谣传说赵紫阳在胡的下台中起了不好的作用,不少人对赵有意见,因此当李汉平听说邓力群要倒赵,就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说:“好呀!咱们也报个仇嘛!”耀邦听后,立即严肃地批评李:“我真没想到,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思想还这么狭隘。我们绝不能因为自己受了委屈再去搞个人恩恩怨怨。赵紫阳是全党通过代表大会选出来的总书记,要维护他、支持他。……我们要维护团结,老这么折腾,党和国家没有希望!”

   我还记得:好像是李瑞环说过,我们要多琢磨事,少琢磨人,耀邦听说后,十分赞赏。耀邦自己就是一心一意琢磨事,从不花心思去琢磨人。他的脑子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思考问题,他的精力几乎全部扑在工作和事业上,他手不释卷地几乎读遍了从马列到县志各种书籍,马不停蹄地几乎跑遍全国每一个县做调查,他不仅没有精力和时间去琢磨人,连对家庭和孩子都很少顾及。1986年10月8日晚,也就是他被迫下台前不到两个月,我们到勤政殿去看他,实际上当时已经在削弱他的权力和工作,比如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都由赵紫阳负责,十三大人事安排指定了薄一波等七人小组领导,可他既没觉察有什么不正常,也毫不介意,仍一如既往,满怀激情地告诉我们:从现在起到明年,我要集中精力主要抓好三件事,一个十三大报告,一个班子,一个把精神文明建设抓出点成效来。如同过去中央召开的每次会议,他都要殚精竭虑起草好一个好的文件一样,他希望这次在自己交班前,更要为十三大准备一个好的报告。他认为六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很好的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他要抓紧部署“决议”的认真贯彻和具体落实,以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可是他这一片赤子之心和报国热忱,很快就遭到了无情的扼杀和打击,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无限哀伤和痛惜。由此使我想到1988年耀邦同志的两句诗:“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

  

   退下来要真正什么事都不管就好了

  

   那次在上海,李先念还问胡耀邦,解学恭的问题是怎么处理的?耀邦说,他们的意见要开除党籍。先念说,1978年已经免除了他党内外一切职务,就不要开除出党嘛!耀邦说,那好,你是常委之一,我把你的意见向常委转告。对解学恭的处理,耀邦曾同王鹤寿讲过好几次,不同意开除出党。理由有三条:一,解是1936年参加革命的,算老红军了;二,解长期做了有益的工作,解放后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三,解对建国后一些错误的东西是有保留的,1958年解曾单独找耀邦谈了农村浮夸的问题。江青把天津作为她的点,多次去天津,谈话都有记录,那时江是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解能违抗她?王鹤寿不同意耀邦的意见。耀邦下台后,书记处就决定开除了解的党籍。

   耀邦认为,先念同志是很宽厚的、厚道的。小平同志是铁腕人物,他非常欣赏他铁的手腕。

   作为一个政治家、领导者,心胸开阔,为人宽厚,在实际工作中和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往往就是一种可贵的民主精神和民主作风;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则还必须具有无私无畏和敢于实事求是的勇气,必须敢于顶住巨大的政治压力,甘愿冒巨大的政治风险。

   耀邦同志曾对我说:“解放初在川北‘一打三反’时,我那里(当时耀邦是川北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就没搞出什么老虎来。我说我这里是农村,没什么工商业。小平同志说,你们应该多讲几次。这个批评是对的,应该大张旗鼓的作几次动员讲话,讲清意义,但抓人要谨慎。”“1957年8月反右派,我从苏联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回来,一看家里(指团中央,那时耀邦是团中央第一书记)划了那么多右派,我大吃一惊。‘四清’时胡启立从海阳回来,我狠狠批评了他,死了那么多人。我在湘潭搞‘四清’,一个月扫了一下,现在看来还是对的。”“现在看我工作的三个部门,中组部、中宣部、党校,没有伤人,后果是好的。”“还有什么凡是派,我们党没有什么凡是派嘛!两个凡是的思想是错误的,应当批评,但没有什么凡是派。凡是派的头是谁,无非是要搞国锋等同志。如果层层都批凡是派,就又要打击一大片,伤害一批人。那时候新闻界、理论界一些同志思想可不通哩!我是两面受夹!”“我当总书记为什么大家拥护?我这个人原则问题上不含糊,但对人比较厚道。至于当主席那是另外一回事,实际上的主席是小平同志、陈云同志,但总书记是货真价实的。”“对什么人都要公平,实事求是。对康生我们也承认他早期对党做过一些工作。他们要对曹轶欧判刑,开除党籍,我没有同意。曹已80多岁了,她还有什么能耐?有人说要维护党的纯洁性,我们党任何时期都有那么极少数坏人,丝毫无损于我党的光荣正确和伟大。已经80多岁了,你还枪毙她,人们会不同情的。”对江青,耀邦同志也不主张杀,当时争论很激烈。耀邦同志说:最后还是陈云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对华国锋,耀邦同志在湖南曾多次提出要有关人去看看他,并希望他们请华到湖南来走走。

   在南宁,耀邦同志对干部年轻化和废除终身制很有感触,他说:“老一辈现在已无能为力了,年纪都大了,力不从心,还得靠70岁以下的。”“年纪太大,既不能控制局势,也不能控制自己。”并且一再说,领导人退下来后,“要真的什么事都不管就好了!”这既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他自己有切肤之痛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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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010年第3期 炎黄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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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3日, 8:34 上午
分类: 公民博客

爱思想|刘崇文:胡耀邦和我谈下台前后

  

   下台前在上海与李先念的会见

  

   胡耀邦是力主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并坚决身体力行的。还在1986年,我们有一次去中南海勤政殿看望他,他就告诉我们说,小平同志同他谈了,明年党的十三大,他不再担任总书记了,小平、陈云、先念等几位老同志也都退下来。他是作为一个好消息告诉我们的。谈话时流露出一种高兴和欣慰的情绪。他说,我今年已71岁,明年就72岁了,从80年到现在,已经担任了六年总书记,明年十三大一定要退下来。他还意味深长地问我们:你们原来想到过我会当总书记吗?他觉得这种上和下、进和退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需要,是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国家走向民主政治的表现。

   据李汉平(耀邦的警卫秘书)告诉我,十二大选举总书记,耀邦把自己的一票投给了赵紫阳,他那时就作了十三大退下来的准备(因为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了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他跟汉平说,到那时,我想找一个靠近农村的中小城市,住到那里去,不再干预中央的工作。他逝世后,李昭同志(耀邦夫人)就是根据他曾经表示过的这一意向,决定将他的骨灰安葬在江西共青城的。

   1986年国庆节后,当我们又一次去看望他时,他更进一步对我们说:十三大要立个规矩,不搞终身制。小平同志全退,我半退,到了年龄的三分之二全退,三分之一半退,进中顾委、人大、政协等。一定要立下这个规矩,如果在我们手里不立下这个规矩,中国今后还会动乱。所以,在1987年1月中央开他的“生活会”之前,他对自己的去留毫不介意,而是心安理得、坦然自若地集中精力考虑如何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如何准备开好党的十三大,如何妥善处理好学生闹事等问题。

   然而,在另一方面却一步一步在加紧酝酿“废黜”他的事情。可他全然不知、毫无觉察。1986年12月,他去上海,听说先念同志也在那里,就让李汉平打电话给先念的秘书,说要去看望先念,并交代先不要告诉先念同志。可是很快那边就来电话说,先念同志已经出发来看耀邦了。

   下面是耀邦同志跟我说的原话:

   当时先念的腿不好,是坐面包车来的,到客厅坐下后就说,你找我有什么事?你打电话给我,我很紧张。我当时很奇怪,他紧张什么?我说,我没什么事,今天中饭后我就回北京了,就是看看你。他说,呵!好像放心了。然后他又说,我同小平同志谈过,如果党内再搞斗争,我就不干了。当时我不知道要解决我的问题,先念已知道。我在回北京的飞机上还同小李说,现在谁还斗争先念同志?那次会见,先念还说,耀邦呀,报纸上有些胡说八道,你可要管住呀!当时他指的是自由化的言论。我说,人民日报我也管不了,我说的话他们也不听。

   还有一件事说明,在中央生活会前,耀邦同志完全被蒙在鼓里。那些年每年元旦前,中国桥牌协会都要为邓小平、胡耀邦、万里等中央领导同志举办一次名为“运筹与健康”的新年桥牌赛,参加者除他们外还有一些桥牌界的名人和爱好者。每年都分内外两个赛场,里面是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同志,外面是其他的人,分别计算成绩。小平和耀邦从50年代起就经常在一起打桥牌。但在每年比赛时,都分别有桥牌高手做他们的搭档,所以成绩差不多。他们就轮流成为每年的冠军。1986年底的这次桥牌赛,小平和耀邦都参加了。比赛结束后,耀邦还兴致勃勃地说:今年该是我的冠军了!然后他还走到外面的比赛大厅,高兴地和其他参赛的人见面,向大家招手致意。他压根儿也没想到,没过两天,邓小平就找他谈话,严厉地批评他,接着就是他被迫提出辞职,中央召开他的“生活会”,最后被免去总书记职务。

   人们可能奇怪,胡耀邦怎么会这样缺乏政治警觉?其实,这就是胡耀邦——真实的胡耀邦,襟怀坦荡、赤诚纯真的胡耀邦。他曾对我说,那时我既没觉得自己有什么错误,又已经决定十三大从总书记位子上退下来,哪里会想到还有什么问题呢?他始终坚信,他不遗余力为之奋斗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是顺应历史潮流,利民兴邦,受到人民拥护的;他竭力主张的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明确政策界限,对学生闹事采取疏导的方针等,都是符合民主和法治原则,并且是由书记处议定,得到小平、陈云同志同意的。他还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党更加成熟了,中国不会出什么事的。尤其是他相信小平同志对他是了解的、支持的。就在不久前(9月份)准备六中全会文件时,小平同志还对他说:有人打着我的牌子,想把我们拉向“左”,这个不能听;“自由化”这个词可以不用,但也确有一些人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左”的右的干扰都不理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该怎么干就怎么干,曾几何时,言犹在耳,怎么就风云突变?他没有想到,最后竟把学生闹事的原因,归咎于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

   耀邦同志的纯真与赤诚,实在是可敬、可爱、可叹!

  

   李先念说:耀邦是阳的多阴的少

  

   耀邦同志还告诉我,后来杨尚昆到上海征求先念开“生活会”的事,先念对杨尚昆说:我看耀邦是阳的多,阴的少;“生活会”我不参加了。先念同志说耀邦阳的多,阴的少。赵紫阳则说他“为人宽厚,可以吵架不记仇,好共事”。当时流传这么几句话:胡耀邦的良心,赵紫阳的头脑,邓小平的手段。

   耀邦同志心地善良,为人宽厚,不会搞权术、耍手腕。他胸无城府,表里如一。在与同志和朋友的交往中,不仅没有害人之心,也没有防人之意。长期以来,不少人劝他“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他却认为,在党内“防人之心也不可有”。他对干部是严格的,有时甚至是严厉的,但他爱惜干部,从不整人。大家知道,邓力群对胡耀邦积怨很深,但他也承认:“胡耀邦不搞阴谋,光明磊落,观点不同,他就讲出来,讲出来也是指名道姓。”“他不积怨,有话讲在当面,讲清楚了,就没事了。”1988年11月,邓力群在长沙要求见胡耀邦,虽然在头一年生活会上,他罗列大量“罪状”,系统地批判胡,但耀邦还是欢迎了他,并同他谈了两个多钟头。事后邓力群十分感慨地说;“我没有想到他并不介意以前的摩擦。”并说他们的谈话“感情是真诚的,气氛是融洽的”,使他有“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觉。(以上所引都出自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就在这次见面时,邓力群曾要耀邦同他联手反对赵紫阳,被耀邦拒绝。因为外面曾谣传说赵紫阳在胡的下台中起了不好的作用,不少人对赵有意见,因此当李汉平听说邓力群要倒赵,就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说:“好呀!咱们也报个仇嘛!”耀邦听后,立即严肃地批评李:“我真没想到,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思想还这么狭隘。我们绝不能因为自己受了委屈再去搞个人恩恩怨怨。赵紫阳是全党通过代表大会选出来的总书记,要维护他、支持他。……我们要维护团结,老这么折腾,党和国家没有希望!”

   我还记得:好像是李瑞环说过,我们要多琢磨事,少琢磨人,耀邦听说后,十分赞赏。耀邦自己就是一心一意琢磨事,从不花心思去琢磨人。他的脑子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思考问题,他的精力几乎全部扑在工作和事业上,他手不释卷地几乎读遍了从马列到县志各种书籍,马不停蹄地几乎跑遍全国每一个县做调查,他不仅没有精力和时间去琢磨人,连对家庭和孩子都很少顾及。1986年10月8日晚,也就是他被迫下台前不到两个月,我们到勤政殿去看他,实际上当时已经在削弱他的权力和工作,比如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都由赵紫阳负责,十三大人事安排指定了薄一波等七人小组领导,可他既没觉察有什么不正常,也毫不介意,仍一如既往,满怀激情地告诉我们:从现在起到明年,我要集中精力主要抓好三件事,一个十三大报告,一个班子,一个把精神文明建设抓出点成效来。如同过去中央召开的每次会议,他都要殚精竭虑起草好一个好的文件一样,他希望这次在自己交班前,更要为十三大准备一个好的报告。他认为六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很好的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他要抓紧部署“决议”的认真贯彻和具体落实,以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可是他这一片赤子之心和报国热忱,很快就遭到了无情的扼杀和打击,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无限哀伤和痛惜。由此使我想到1988年耀邦同志的两句诗:“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

  

   退下来要真正什么事都不管就好了

  

   那次在上海,李先念还问胡耀邦,解学恭的问题是怎么处理的?耀邦说,他们的意见要开除党籍。先念说,1978年已经免除了他党内外一切职务,就不要开除出党嘛!耀邦说,那好,你是常委之一,我把你的意见向常委转告。对解学恭的处理,耀邦曾同王鹤寿讲过好几次,不同意开除出党。理由有三条:一,解是1936年参加革命的,算老红军了;二,解长期做了有益的工作,解放后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三,解对建国后一些错误的东西是有保留的,1958年解曾单独找耀邦谈了农村浮夸的问题。江青把天津作为她的点,多次去天津,谈话都有记录,那时江是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解能违抗她?王鹤寿不同意耀邦的意见。耀邦下台后,书记处就决定开除了解的党籍。

   耀邦认为,先念同志是很宽厚的、厚道的。小平同志是铁腕人物,他非常欣赏他铁的手腕。

   作为一个政治家、领导者,心胸开阔,为人宽厚,在实际工作中和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往往就是一种可贵的民主精神和民主作风;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则还必须具有无私无畏和敢于实事求是的勇气,必须敢于顶住巨大的政治压力,甘愿冒巨大的政治风险。

   耀邦同志曾对我说:“解放初在川北‘一打三反’时,我那里(当时耀邦是川北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就没搞出什么老虎来。我说我这里是农村,没什么工商业。小平同志说,你们应该多讲几次。这个批评是对的,应该大张旗鼓的作几次动员讲话,讲清意义,但抓人要谨慎。”“1957年8月反右派,我从苏联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回来,一看家里(指团中央,那时耀邦是团中央第一书记)划了那么多右派,我大吃一惊。‘四清’时胡启立从海阳回来,我狠狠批评了他,死了那么多人。我在湘潭搞‘四清’,一个月扫了一下,现在看来还是对的。”“现在看我工作的三个部门,中组部、中宣部、党校,没有伤人,后果是好的。”“还有什么凡是派,我们党没有什么凡是派嘛!两个凡是的思想是错误的,应当批评,但没有什么凡是派。凡是派的头是谁,无非是要搞国锋等同志。如果层层都批凡是派,就又要打击一大片,伤害一批人。那时候新闻界、理论界一些同志思想可不通哩!我是两面受夹!”“我当总书记为什么大家拥护?我这个人原则问题上不含糊,但对人比较厚道。至于当主席那是另外一回事,实际上的主席是小平同志、陈云同志,但总书记是货真价实的。”“对什么人都要公平,实事求是。对康生我们也承认他早期对党做过一些工作。他们要对曹轶欧判刑,开除党籍,我没有同意。曹已80多岁了,她还有什么能耐?有人说要维护党的纯洁性,我们党任何时期都有那么极少数坏人,丝毫无损于我党的光荣正确和伟大。已经80多岁了,你还枪毙她,人们会不同情的。”对江青,耀邦同志也不主张杀,当时争论很激烈。耀邦同志说:最后还是陈云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对华国锋,耀邦同志在湖南曾多次提出要有关人去看看他,并希望他们请华到湖南来走走。

   在南宁,耀邦同志对干部年轻化和废除终身制很有感触,他说:“老一辈现在已无能为力了,年纪都大了,力不从心,还得靠70岁以下的。”“年纪太大,既不能控制局势,也不能控制自己。”并且一再说,领导人退下来后,“要真的什么事都不管就好了!”这既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他自己有切肤之痛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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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010年第3期 炎黄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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