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童志强:请还叶挺将军一个清白——处决高敬亭案的真相

   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被处死一案,是抗日战争初期发生在新四军中的重要事件。由于涉及此案的档案始终没有完全公开,造成对高案的解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坊间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叶挺于1939年5月13日应约前往安徽省政府所在地立煌,5月24日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向第五战区诬告第4支队,五战区转报蒋介石,蒋介石批准“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叶挺带着蒋的批文抵达合肥青龙厂将高敬亭关押,然后召开斗争大会,叶挺说“对高敬亭要严肃处理,要枪毙”,6月24日由叶挺带来的警卫班将高处决。如此描述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国民党廖磊、蒋介石联手将高敬亭处死。鉴于此事涉及叶挺将军的令名,笔者认为有必要澄清历史真相,还叶挺将军一个清白。

  

   高敬亭其人

   了解高敬亭的经历有助于对高案的解读。高敬亭原名高志员,1907年8月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今属新县)城郊一户贫农家庭。受黄麻起义影响,高敬亭积极投身到开创鄂豫皖根据地的革命洪流中,于1929年3月加入中共。1931年5月张国焘到鄂豫皖边区后,高敬亭受其赏识,被越级提拔到根据地党政军最高领导层,此后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25军政治部主任、豫东南道委书记、皖西北道委书记、红28军政委等要职。

   在中国革命史上,高敬亭是一位有重大历史功绩但又犯有严重错误、带有浓烈悲剧色彩的人物。他的身上充满着矛盾:他参加革命的资历在鄂豫皖根据地并不算高,但在很短时间内就“乘直升飞机”升任到重要领导岗位;他对敌斗争勇猛顽强,却又热衷于在革命队伍内部搞“肃反”,被称为“肃反专家”;红25军长征后,在失去上级的情况下,他独自领导艰苦卓绝的鄂豫皖边区3年游击战争,坚持大别山红旗不倒,保存了红28军这支成建制的红军武装;他的文化程度不高,却能在游击战争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他对国民党反动派有着杀父灭妻的深仇大恨,却能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转折关头顺应历史潮流,根据对形势的分析和对中共新政策的正确理解,主动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岳西谈判,成功达成鄂豫皖边区的国共合作;他一生错杀过不少无辜同志,但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同志错杀。他是迄今为止中共党内最后一名以“反党”罪名被“肃反”处死的高级干部。他的错案经历了38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在1977年4月由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毛泽东生前的批示宣布给予平反,恢复名誉。平反文件明确指出:

   高敬亭同志参加革命后,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在坚持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中是有功的,虽在四支队工作期间犯有严重错误,但是可以教育的,处死高敬亭同志是错误的。遵照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批示,中央军委决定对高敬亭同志给予平反,并恢复名誉。

   对造成高案的责任问题,毛泽东生前对此也有互相抵牾的说法。1953年毛泽东在视察安徽时的一次谈话中论及此事时,曾当面对中共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说:“这是戴季英搞的鬼。”解放初,戴季英担任中共开封市委书记,1952年亦因“反党反中央”罪名被整肃关押,“文革”后才平反。

   而时隔22年之后的1975年,晚年毛泽东在处理高敬亭女儿要求澄清其父问题时,汪东兴有报告说,查到项英在给中央的电报中称,“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毛就此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但当时如果上级不同意杀高,很难想象会允忍项英擅自处死这样一名高官,而且竟然还是以蒋介石批准的名义。如果确系项英的责任,皖南事变后华中局高干会议批判项英时岂不是现成的一发重磅炮弹?

   笔者认为,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平反结论是客观公允的。之所以会产生高敬亭案,与其在抗战初期所犯的严重错误确有直接关系。

   抗战开始以后,高敬亭领导的红28军和豫南红军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高敬亭出任支队司令员。原定4支队下辖第7、第8两个团,第7团由原红28军改编,第8团由周骏鸣领导的桐柏山游击队改编,高又从第8团中分出一部成立第9团。1938年3月中旬,全支队在皖西集中后向皖中进发。由于高敬亭对中央的决策有抵触,所以部队下山后,他大部分时间都以养病为由住在后方,部队交给支队参谋长林维先和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率领在皖中游击,但不准向皖东敌后挺进。

   高敬亭的错误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错误之一,是排斥中央派到4支队的政治工作干部。

   上级原定由延安派来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的郑位三担任4支队副司令员(对内为政委)、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结果高敬亭坚拒郑位三在4支队任职,向驻在汉口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再三指名提出,要从延安另换戴季英来取代郑位三。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为求得4支队顺利改编和迅速出动,只得致电中央屈从高敬亭的要求。于是,郑位三和萧望东被调离4支队。拒绝上级派来的干部,向中央讨价还价,高敬亭此举无疑触犯了中共纪律底线。

   1938年2月,戴季英从延安被派到高部。戴季英,湖北黄安人,也是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红25军时期曾是高敬亭的上级。本以为戴季英是高敬亭指名要来的,两人一定能搞好关系,谁知戴抵达当晚,就与高发生了争论。戴季英在会上传达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要部队迅速确立新四军番号,东进安徽合肥以东敌后抗战。但高敬亭却另有计划,暴露出留恋大别山的思想。戴季英以中央使者自居,疾言厉色地斥责高敬亭:“趁早把你自己的计划搁在一边,必须统一执行中央的这个指示!”两人的关系很快就闹僵了,以致后来矛盾激化成外来的政工干部一度逃离4支队的“新开岭事件”。

   错误之二,是违抗军令,抵制东进。

   1938年11月中旬,新四军军部按照毛泽东指示,派军参谋长张云逸到江北,传达中央和军部指示,争取和推动高敬亭部东进。

   张云逸到江北后,与戴季英一起到安徽战时省会立煌,同安徽省政府主席、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会商,双方指定皖东地区为4支队活动范围,划无为县为江北新四军与皖南军部的联络通道,廖磊还批给新四军一个江北游击纵队的番号,任命戴季英为纵队司令员,由省府供给给养。这个会商结果是有利于新四军东进和发展的,却遭到高敬亭的反对。1939年1月27日,项英在致延安电中转报张云逸来电:“高敬亭仍在现地收编土匪、扩大部队,企图在怀桐庐一带创造根据地,对党及上级使用他认为是限制他发展,因此正对党及军部极不满”,“自己不愿东进,亦不能派队伍随张行动,争取可能极少。”

   1939年4月底,叶挺率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军参谋处长赖传珠等人从皖南过江。行前,叶挺与项英、袁国平讨论高敬亭问题时,商量“顶好尽到教育责任”,将其挽救过来。叶挺到江北后,项英怕他压不住台,于5月4日以毛泽东的名义致电高敬亭,鼓励4支队克服困难,迅速东进:“你们要解决困难与壮大部队,就要迅速东进,积极作战,以胜利达此目的。这不仅是为了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而主要的是为了使4支队得着更大的发展前途。党中央同志均热烈希望你们、信任你们能向这一前途迈进。”

   叶挺一行于5月10日抵达皖中舒城,在支队连以上干部会上,叶挺传达了中央和军部有关东进的指示,命令部队限期开进至皖东敌后地区。会上全体指挥员一致表示执行中央和军部的命令。高敬亭迫于大势所趋,也举手表示同意。但是当叶挺走后,部队开始移动时,高敬亭却命令第7、9团停止东进。高敬亭抗拒军令、藐视上命、抵制东进的行为,在战时应为任何军队的军纪军法所不容。

   错误之三,治军无方,驭下不严。

   杨克志、曹玉福原是红28军时期高敬亭的秘书和警卫员,4支队成立时被分别重用担任主力第7团团长和政委。在部队奉命东进的关键时刻,发生了杨、曹两人于1939年5月20日率兵叛逃,并登报公开反共的严重事件,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在没有证据证实杨、曹叛逃系高敬亭指使的前提下,高敬亭对此至少负有驭下不严的直接领导责任。由于高对下亲疏有别,分配不公,以致第8团团长周骏鸣、团政委林恺多次向中央要求脱离与4支队的隶属关系,对4支队的团结和整体战斗力的发挥,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中共早就开始关注高敬亭问题

   回到叶挺与高敬亭案。首先从叶挺到江北的时间行止来分析:叶挺是1939年4月27日过江到的皖北,途中经无为、庐江等地逗留,布置工作,于5月10日到舒城第4支队驻地召开干部会议贯彻党中央和军部东进命令,会后即赴皖东。此事从邓子恢自传中更可得到证实。邓子恢是和参谋处长赖传珠一起跟随叶挺军长过江的,他在自传中写道:“我们到江北后,沿途视察部队,传达中央和军部的指示,部队情绪很高,干部也赞成,因此,我们就在4支队司令部召集高干会议,决定部队东开计划,当时高也赞成。会后我就同叶军长前往淮南路东。”(《邓子恢自述》,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版)可见说叶挺于1939年5月13日应约前往安徽省政府立煌纯属子虚乌有。

   叶挺既然没去立煌,当然也不可能从立煌带回蒋介石批准处决高敬亭的公函。事实上,蒋介石批准杀高的电报,是在6月23日即反高斗争大会的第三天傍晚才转来的。(朱克靖《第三天》,载新四军政治部《抗敌》杂志第10期)

   应该指出,从对一些史料的分析看,由于种种原因,中共中央对原红四方面军留在鄂豫皖的余部及其领导人高敬亭,确实不是十分信任。1937年春,西路军兵败陇西之前,徐向前、陈昌浩奉中央命令返回延安,途中徐向前将陈昌浩安排在老乡家中养伤,只身返延。陈昌浩病愈后并没有先回中央,而是返湖北省亲,其间曾到鄂豫皖边区寻找红四方面军旧部。1937年9月9日高敬亭、何耀榜在给中央的长信中披露了一个史实:“此外,于9月5日收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和总指挥及西北革命委员会于8月24日寄来的一个很简单的信,是陈同志送来的。”能够以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总指挥和西北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和资格写信的,只有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3人。经查实,1937年8月24日前后,张国焘、徐向前两人均在陕北洛川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查陈昌浩行止,他当时确曾去过鄂豫皖边,但到了英山后即无功而返,遂去延安。估计此信是他在英山托人寄送到高敬亭处的。

   然而高敬亭汇报信中涉及的“陈同志送来的”这封信,却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关注。毛泽东于9月15日致电在南京的林伯渠,特地关照:“8月24日陈同志给他们的信送来中央审阅。”尽管“陈同志”来信头衔显赫,但此时红四方面军由于西路军失败而实力大损,张国焘也因长征中另立中央事在延安被批判一蹶不振,原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都在接受学习和教育,所谓的“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和总指挥及西北革命委员会”早已不复存在,难怪毛泽东要对此信产生疑问而要亲自审阅。而曾显赫一时、担任过红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在回到延安后不久,即从中共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

高敬亭的山头主义思想及行为,也确实让延安对他很不放心。1937年12月28日,毛泽东致电在武汉的周恩来、项英:“高敬亭率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但须附电台并加强军政人员。”1938年2月1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在致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电中又指出:“关于鄂豫皖28军即新四军第4支队问题,必须帮助高敬亭同志才能使4支队进步和迅速出动。”5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中也指出:“用一切力量争取高敬亭支队在党的领导下,使之成为这一区域的主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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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1日, 7:33 下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