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雷颐: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跌宕人生(上)

  
李敦白(SidneyRittenberg),美国人,却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现在几无人知晓,但在文革中,却一度是中国大红大紫的非常人物。由于他是能够“通天”、毛泽东亲自“定名”的“国际主义战士”,与周恩来、江青的关系非同寻常,颇有一些“革命群众组织”想通过他获得“中央文革”首肯,打击对立面。所以,红卫兵小报时不时会有他戴着某派“革命群众”组织红袖章的相片。

   但文革的政治风云变化莫测,正当他红得发紫的时候,突然在1968年初以“美国间谍”的罪名入狱。他的大起大落引起人们短短一阵惊愕,随即被人忘却。文革中,这种一夜之间从顶峰突坠谷底的政治人物委实屡见不鲜。没想到,几十年后他像“满血复活”一般,以自己的口述回忆,突然又出现在人们面前。由于他的特殊地位、经历,这本《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透露出许多重要信息。

   一

   1921年,李敦白出生在美国南部一个小城的中产阶级家庭,其父曾长时间担任过市参议会议长,一度代理过市长。上世纪30年代罗斯福当选总统后曾到李敦白家乡,李敦白的父亲专门把时年12的他从学校接出,去见罗斯福总统。罗斯福总统还真与他谈了几句话,使他印象深刻。从此,他开始宣传罗斯福新政,挨家挨户发宣传品,这也使他开始关心政治起来。

   当时的美国,种族歧视非常严重,尤其在他生活的南部,更加恶劣。目睹黑人种种悲惨遭遇,李敦白由同情而深入到对社会制度的怀疑、探讨,思想渐渐左倾。他发现,在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中,美国共产党最为彻底、坚决,因此,1940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时,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当时,无论美共还是中共,都由“第三国际”领导,后来他参加中国革命、参加中共,就顺理成章了。

   他父亲是“中产阶级”,对他加入共产党不表赞同:一,虽然资本主义太坏,但自己家的利益已与资本主义紧扣一起;二,虽然资本主义太坏,但现在没有比它更好的制度。然而,他虽然不赞同自己儿子的政治信仰、人生道路的选择,也只是表明自己的态度,并不干预,反而时不时接济儿子。

   珍珠港事件后,李敦白报名参军,学习中文,准备到亚洲战区。虽然在军队中停止作为美共党员的活动,但他仍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关心时局,尤其关心中国抗战,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抨击国民党的专制、腐败。在学习中文期间,著名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LouiseStrong)曾来讲课,介绍中国情况。他此时没有想到,斯特朗将对他的命运发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1945年8月李敦白来到中国,正好日本投降,二战结束。不久他就复员,但他在昆明已与中共地下党有密切来往,从他们那里,他了解到延安的情况,如男女平等、幼儿园、周末舞会等等,更加向往这片新天地。经宋庆龄介绍,他来到联合国战后救济总署工作,担任视察员,监督联合国提供的救济物质,主要是粮食的发放工作,防止贪污腐败。

   1946年4月,他来到共产党李先念部驻扎、控制的湖北宣化店,担任救济总署的驻地代表,开始与中共建立密切关系。他经常出入李先念的司令部,与李先念、王震、李先念的下属张体学关系亲密。李先念此时是中原军区司令,此前是新四军五师师长,大家一直叫他李师长,此后几十年,李敦白一直叫他李师长。王震的直率威猛、真诚热情使他尤感性情相投,二人由此建立了终生友谊。在此期间,恰恰周恩来与北平军调处执行处长美国将军白鲁德(GeneralHenryByroade)、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参谋长王天鸣一同前来视察。因此,李敦白也认识了周恩来。

   美国将军白鲁德根本不知道李敦白的政治态度,非常随意地告诉他,国民党在东北军队不占优势,不敢轻易开仗,但在中原地区占绝对优势,准备消灭此地共军,言谈中明显倾向国民党。听此言后,李敦白大吃一惊,因为当时正是国共和谈时期,美国居间“军调”,包括共产党内一些人也对美国“调处”抱有希望。他立即悄悄把这个重大消息告诉李先念,希望共产党早有准备,打消对美国调处的希望(同上,第53页)。几十年后的《李先念传〈1909-1949〉》也提到此事:李先念在一次大会上猛烈抨击国民党准备发动内战,击中要害。因为“有一位叫李敦白的美国记者利用其特殊身份,从美方代表团白鲁德那里弄到了国民党方面的准确情报。会前,李敦白将国民党决意歼灭中原部队的机密告诉了李先念。”直到晚年,李先念对此事一直念念不忘:“李敦白把这个消息和阴谋告诉我,我当时就更加清醒了。”(《李先念传〈1909-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69-582页)

   在他的印象中,李先念话不多且慢慢吞吞,乍一下给人有些反应慢的感觉。其实,李先念反应迅速,灵活机智,这使他大为佩服。抗战期间,李先念部控制汉水一小港口向日本人收税。“日本人来往武汉运送军火、粮食、物质得经过这个港口,双方有一个默契,你交税,我就让你通过,你不交税,我的游击队就打你。非常巧妙,也很实事求是,因为新四军要生存,也不可能一下子打下武汉,那就先让日本人交税吧。”中原突围时,部队要轻装,一些从城市来的学生不舍得扔书,说书就是我们的“马列”。李先念动员说:“突围的时候,跑路跑得快就是马列。”此话给李敦白留下极为深刻印象:“后来我常回想起这句话,当年的共产党领袖,思想多么灵活。”

   (《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第193、194页)

   由于美国政府袒护、支持国民党,所以后来有美国人知道李敦白曾把如此机密的情报告诉共产党,指责他背叛了国家。对此责难,他严正反驳说:“对于这件事,我想特别声明我的观点。有些自以为爱国的美国人,认为我这样做是对美国的‘背叛’。这完全是不了解美国人民真正的优良传统。按照这种传统,不是简单地说:‘不管国家做得对不对,我都得跟着拥护’;而是说,‘我应该尽力使我的国家做得对’。我认为,我当时竭力支持中国人民来推翻最腐败反动的制度,正是美国人民的优良传统所要求的,而背叛这种传统的,正是企图支撑中国黑暗统治的少数美国人。”(同上,第54页)

   他的政治态度与观点,显然使周恩来印象深刻,大有好感。正是在周恩来的主动帮助下,李敦白于1946年10月中旬来到梦寐以求的延安,在新华社工作。由于他对自己要求严格,从不以外国专家自居,积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亲自找他谈话,通知他入党申请已被批准,并告诉他外籍人士加入中共非常不容易,要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大书记”批准。

   有一次斯特朗采访周恩来时,周点名要李敦白担任翻译。使李印象深刻的是,在接受斯特朗采访的同时,周恩来还在处理另外两件事:“他的窑洞是一个大房间,左边是小超大姐坐着给国际妇联写信,他们的养女孙维世则走来走去思考着一个什么演出,一会儿邓问他写信的措辞,一会儿孙走来问他某个场景如何处理,周有条不紊,一丝不乱,好像他的脑子可以同时处理许多件事情。我很感慨,这真是一个组织天才。”(同上,第171页)

   当时他是单身,自然有朋友介绍对象。有一次,介绍的是也到延安不久的王光美。其实,在北平军调处的时候,他就见过担任叶剑英秘书的王光美。这次两人第一次“正式见面”是在朋友家一起吃饭,算是认识了;第二次是他在一个小饭馆请王光美吃回锅肉;第三次是王光美回请他,还是吃回锅肉。当时的延安,也没有多少选择,只能是回锅肉。无奈,两人缘分不够:“我们俩都是单身,但好像都没有那个意思,我们就说开了,觉得还是做朋友。我那时候在翻译《小二黑结婚》等小说,好像请她看过,请她提意见。舞会上也碰到过。但没有详谈过,交往很有限。她是一个很好的人,很正直,我对她印象很好。”(同上,第199页)

   1948年,他随新华社跟中央机关一同来到西柏坡,准备进城,建立新中国。这时王光美刚与刘少奇结婚。“一天清晨,我到外面散步,看到他们夫妇两人也在散步,刘少奇走在前面,踱着方步,王光美在他靠后两步、靠左一步的地方乖乖跟着。这个画面在我脑海中烙印很深,我不由得想,这些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上、理论上无疑是平等主义者,但在实际生活中,恐怕谁都难以真正做到男女平等;他们是共产党人,他们也是孔孟之徒。”(同上,第200页)

   当然,他万万想不到,20年后,与王光美的这两顿回锅肉,使他“大祸从天降”。

   二

   李敦白到延安不久,斯特朗第二次来到延安,采访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高级领导,新华社委派李敦白担任翻译。

   李敦白的另一项工作是为斯特朗把一些文件、资料译成英文。有一项特别重要的工作,是1947年斯特朗离开中国去苏联前,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拜托她将1945年4月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译成英文,带给欧洲、尤其是东欧各国共产党,李敦白天天协助她翻译。由于是周恩来交待他协助斯特朗翻译,而文件中却有对周的严厉批评,使他印象深刻:“这个文件不同于后来《毛选》附录的文本,对许多人指名道姓地提出批评,包括周恩来,批评得很严厉,只有对毛主席和刘少奇是完全肯定赞扬的,说一个代表红区的模范路线,一个代表白区的模范路线。除此之外,没有完全肯定的。”(同上,第173页)

   1949年2月下旬某天,平津战役已经结束,李敦白正与所有人一样,兴奋地等待着进入北平、迎接即将到来的新中国。突然,他得到通知,要他与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到北平执行特殊任务。接受“特殊任务”后,他猜测可能是与处理中美关系有关,为即将建立的新政权沟通与美国的关系,非常激动。没想到驱车几十里,来到一个陌生的村庄,中央社会部一位副部长严厉地对他宣布:“李敦白,我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逮捕你,你受美帝国主义的指派前来破坏中国革命!”(同上,第67页)原来几天前,斯特朗在莫斯科被捕并且被驱逐出境。苏联方面认为她涉嫌“间谍和损害了苏联利益”,认定了她布置了一个遍布世界的“情报网”,李敦白是受她的领导间谍之一,负责收集中国的情报。苏方将此情况通知中共,因此李敦白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锒铛入狱。

   他一个人被关押在一个前后只能走四步、窗户被木条钉死的小屋里,不能读书,不能看报。但木条并不严实,看守用报纸糊上。有一天,他突然从糊窗的报纸上看到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兴奋异常。虽然他身陷囹圄,曾被命令长时间盯着太阳,使视力大大受损,但:“看到这个消息,我很激动,高兴。我没有觉得委屈,没有怨自己为这个事业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贡献,现在却被关在牢里。即使有这种情绪的话,也不明显。我努力地与各种负面情绪作战,一出现苗头,就给自己做工作,把它化解,不让它泛滥。更重要的是,整个事业成功了,个人受冤枉算得了什么呢?”不久,情况略有改善,允许他读书看报。1953年看到斯大林逝世的消息,他悲伤地哭了,觉得这是世界革命的重大损失。(同上,第74、76页)

   1955年4月初,他突然被释放。原来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开始清理、平反斯大林时代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查明所谓“斯特朗国际间谍案”完全子虚乌有,予以彻底平反,作为其重要成员的李敦白自然平反出狱。出狱后,他在新成立的广播事业局工作。白白坐了6年监狱,他反而更加热爱、信仰中国共产党,并且坚决要求加入中国国籍。周恩来劝他,保留美国国籍对中国更有利。他知道中共党史上有一些人“留在党外比在党内对党更有利”的历史经验,也不强求,就以美国专家身分在中国工作。不久,他与一位善良的中国女同事相恋结婚。

“外国专家”人数很少,主要集中在北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6205.html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中国数字时代亚马逊镜像(墙内可直接点击)

2014年7月16日, 11:19 下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