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谢立中:“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争论之我见

   【内容提要】马戎教授关于”族群问题去政治化”的主张,主要建立在两个方面的理据上:第一,”民族”和”族群”是两种不同的认同群体,需要区别加以对待;第二,”文化化”和”政治化”这两种引导族群关系的政策导向会产生不同的政治后果,前者有利于”民族-国家”的稳定和繁荣,后者则相反。对于这两个方面的论据,批评者们都提出了明确的反驳意见。本文作者认为,马戎关于”民族”和”族群”是两种不同认同群体的看法应该得到认可,但其提出的”族群问题去政治化”的看法则有可待商榷之处;”族群”问题不应该也确实难以”去政治化”;”族群”和”民族”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是”多元”和”一体”之间的关系。

   【关 键 词】民族/族群/去政治化/文化化/多元一体

   2004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马戎教授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①(http://www.aisixiang.com/data/9120.html )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马戎教授对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实施的以”把族群问题政治化和制度化”为特征的民族政策明确进行了批评,提出以”把少数族群问题逐步’去政治化'”为特征的民族政策新思路。这篇文章发表后,在中国大陆民族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激烈的争论,对马戎教授的观点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在本文中,笔者拟从一个局外人(此前不曾参与这一争论)和行外人(不是民族或族群问题研究领域的专门学者)的角度对这场争论的内容和观点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和讨论,并对争论涉及的一些主要问题冒昧地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马戎:”族群”问题为何要”去政治化”

   虽然《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一文是马戎教授阐述自己观点的主要作品,但马戎用来阐述自己观点的文章并非仅限于这一篇。除了这篇文章之外,马戎还在其他许多相关文章中阐释过自己的观点。②纵观这些文章,我们可以看到,马戎教授关于”族群问题去政治化”的主张,主要建立在以下两个方面的论据上。

   1.”民族”和”族群”概念之间的差异

   按照马戎教授的意见,”民族”和”族群”是两个含义完全不同的中文词汇。”民族”的英文对应词是”Nation”,”族群”的英文对应词则是”Ethnic Group”或”Ethnicity”。马戎认为,在国外文献中,”Nation”和”Ethnic Group”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从各自出现的时间和具有的内涵来看,这两个英文词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人类群体,表现了不同的历史场景中人类社会所具有的不同的认同形式。’民族'(Nation)与17世纪出现于西欧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政治运动相联系,’族群'(Ethnic Group)这个词则出现于20世纪并在美国使用较多,用于表示多族群国家内部具有不同发展历史、不同文化传统(包括语言、宗教等)甚至不同体质特征但保持(国家)内部认同的群体,这些族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归类于这些社会中的’亚文化群体'”。③如果用更为简洁一点的话来说,那就是:”民族”(Nation)一词主要是用来指称自17世纪开始与首先在西方国家出现、然后逐渐传播到非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及”民族自决”运动相联系、由这些政治运动建构起来且往往以”民族国家”这种领土性政治实体为其边界的那样一些人类认同群体,而”族群”(Ethnic Group)一词则主要用来指称存在于”民族国家”内部、以文化或体质等方面的非政治因素为基础而形成的一些认同群体。因此,”‘族群’作为具有一定文化传统与历史的群体,和作为与固定领土相联系的政治实体的’民族’之间,存在重要的差别。”④

   由于”民族”和”族群”概念之间存在着上述重要差别,如果我们忽略这种差别,不加区分地混用这两个概念,或者是用其中的一个概念来代替另一个概念,就可能会在社会实践中造成一些非常不良的后果。例如,如果我们忽略了”民族”和”族群”概念之间的差别,既用”民族”概念来指称以”民族国家”这种领土性政治实体为边界的人类认同群体,又用”民族”概念来指称存在于”民族国家”内部、以文化或体质等方面的非政治因素为基础而形成的一些认同群体,那么,就可能在后一类认同群体的部分成员当中诱发出带有强烈政治意涵和领土要求的”民族自决”甚至”民族独立”意识。这正是多年来在中国大陆实际发生的情况。多年来,在中国大陆,人们既用”民族”一词来称呼以”中国”这个国家为边界的认同群体(“中华民族”),又用”民族”一词来称呼共处于”中国”这个国家范围之内、基于文化或体质等方面的因素为基础而形成的一些认同群体(如”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瑶族”、”苗族”、”维吾尔族”等)。其结果就可能是既诱发了部分”族群”成员的”民族意识”,又为”疆独”、”藏独”等分裂主义势力提供了口实。

   马戎教授的”族群问题去政治化”理论,其首要任务就是试图提醒人们注意”民族”和”族群”概念之间的上述区别,提醒人们不要由于混淆这两个概念而把本来不具政治意涵的”族群”问题”政治化”,从而为自己带来诸多本不应该产生的麻烦。

   2.引导族群关系的两种政策导向及其不同后果

   马戎指出,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来看,在族群关系演变发展的过程中,政府政策的引导作用是一个关键因素。但是,”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各国的情况来看,政府在如何引导族群关系方面大致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政策导向:一种把族群看做政治集团,强调其整体性、政治权力和’领土’疆域;另一种把族群主要视为文化群体,既承认其成员之间具有某些共性,但更愿意从分散个体的角度来处理族群关系,在强调少数族群的文化特点的同时淡化其政治利益,在人口自然流动的进程中淡化少数族群与其传统居住地之间的历史联系。”⑤马戎将这两种不同的政策导向分别称为族群政策的”政治化”导向和”文化化”导向。前一种政策导向的实例有:欧洲近代以建立”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民族主义运动、苏联政府在处理国内族群关系时实行的政策、近年来有关国家实行的族群关系政策、1949年后中国政府实行的”民族政策”等。后一种政策导向的实例有:古代中国所实行的族群政策、当代印度所实行的族群政策、美国对国内少数族群所实行的政策等。

   马戎指出,这两种不同的政策导向对族群关系的演变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实际效果。前一种政策导向的实际效果是导致各族群成员逐渐将自己所在的”族群”想象为一个具有政治和领土意涵的”民族”,从而导致各族群成员”民族自决”或”民族独立”意识的逐渐增强,以建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为目标的”民族主义运动”一波又一波地发生,最终结果则可能是一个接一个新的”民族国家”的形成,乃至原有由多族群组成的政治实体(近代世界史上的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现代世界形成的各种殖民体系,以及当代世界的一些多族群国家如苏联、南斯拉夫等)的解体。后一种政策导向的实际效果则相反,它不但不会导致由多族群组成的政治实体的分裂瓦解,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会促进本属不同政治实体下的各个族群之间的融合或同化。譬如,在美国等现代国家中,由于它把各族群之间的差异主要当做文化差异来看待,因此就可以或者在允许和保持各族群之间差异的条件下来建构和维持一种由多族群所组成的政治实体–国家;而在古代中国,”‘族群’在观念上和实际交往中被努力地’文化化’了。而’文化化’也正是相对发达的中原地区核心族群得以凝聚、融合周边族群的思想法宝。也正因为中国的思想传统是将族群差异主要作为’文化差异’来看待,从而得以实施’化夷为夏’的策略。不断融合吸收边疆各族人口,最终形成了以中原汉人为凝聚核心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⑥

   很显然,对于一个已然存在但却包含着多个族群的国家来说,如果不想使国家陷于分裂瓦解的境地,在处理族群关系时就应该尽可能地采用以族群关系”文化化”为导向的政策,而不是相反。这也正是马戎教授致力于倡导”族群问题去政治化”理论的一个重要理据。

   以上述论点为依据,马戎明确提出”族群问题去政治化”的主张,并以此为基础,对1949年后中国政府实行的”族群”政策提出批评。他认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中国政府不得不与苏联结盟,在社会组织和经济制度等各方面都参照苏联的做法,在民族问题上也像苏联一样采取一整套把族群问题政治化的措施,具体包括组织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对所有少数族群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对少数族群实行优惠政策等,这些措施对强化人们的民族意识、固化人们的民族身份、使族群问题政治化产生了重要作用。马戎认为,我们应该借鉴中外族群政策方面的经验教训,”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族群问题上的’政治化’趋势改变为’文化化’的新方向,把少数族群问题逐步’去政治化’。在’民族(国民)认同’和’族群认同’这两个层面,应当强化民族(国民)意识,逐步淡化族群意识。”⑦在坚持”文化多元”的条件下建构一个”政治一体”的现代公民国家。

   二、对马戎教授的批评:”族群”问题能够或应该”去政治化”吗

   马戎教授关于”族群问题去政治化”的观点发表后,很快就遭到一些学界同仁的批评。与上述两方面的论据相对应,这些学者对马戎观点的批评也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民族”和”族群”两个概念之间存在实质性区别吗

通观批评者的文章,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文章和马戎文章之间的一个首要区别就是:这些文章或有意或无意地忽略、甚至明确否定”民族”和”族群”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和马戎不同的是,在批评者如郝时远、陈建樾、王希恩等人的文章中,”民族”和”族群”两个概念基本上是混用的,甚至被明确地认为是两个”指涉同一事物的概念”。例如,郝时远等人就非常明确地认为ethnos和nation在词源和含义上没有根本区别。⑧陈建樾在《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一文中,也明确地批评马戎用”族群”一词来替换现行中文文献中(在指称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瑶族等少数”民族”时)常用的”民族”一词,把”族群”和”民族”分别界定为文化的和政治的概念,然后从”族群”的文化意涵引申出”民族关系”就是文化关系,进而把”族群”和”民族”对立起来,得出”民族区域自治在一定环境下必然导致’民族独立’或’国家分裂'”等结论这样一种做法。陈建樾认为,马戎教授的这一论述链条中存在着”致命的逻辑错误”:”首先,马戎教授在把’民族’等价代换为’族群’之后,根本没有强调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同一性,反而把这两个原本指涉同一事物的概念人为地分别放置于’一个连续统(continuum)链条的不同位置上’;其次,在放置位置不同的条件下,马戎教授又把’民族’和’族群’割裂开来并使之对立,认为’族群作为具有一定文化传统与历史的群体,和作为与固定领土相联系的政治实体的”民族”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别’;再次,他把民族概念与民族自觉、民族国家等观念和民族主义理念连缀起来并使其污名化,认为它是’很容易(被)联想为有权利实行”民族自觉”并建立”民族国家”的某种政治实体和分裂主义运动’;最后,他将被污名化的’民族’彻底抛弃,借以确立原本被安置在同一个连续统链条上的族群的价值和意义:’我们今天之所以要讨论”民族”与”族群”这两个词汇的不同,就是因为不同的词汇用法实际上体现出人们在理解和引导族群关系时的不同导向。'”⑨王希恩则提出在中国语境中用”族群”一词来替换”民族”一词可能导致一些实际困难。他认为:”‘族群’这个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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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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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19日, 7:54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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