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日报|王路:流氓和薯条

流氓和薯条

晚上,我在外边吃薯条。这么热的天气,坐在有空调的房间,挖一勺圣代,拈起薯条塞进嘴里,对我这样没太大追求的人来讲,很足以开心了。夕阳透过玻璃打到地上,我心里很美。

这时,手机响了。收到一条微信,我爸发的。看完心里顿时就不美了。

老爸好些年都没用这么声色俱厉的口吻跟我说话了。事情也是小事,但没想到他那么震惊,他说,你怎么可以诋毁别人?这样别人会怎么看你?人家会质疑你的人格!

我吓了一大跳。想想,原来是在前一篇文章里,我提到某个历史人物,称之为流氓、装逼犯。但其实没有诋毁的意思,因为那篇文章谈的不是道德只是书法。况且,在今天这么个时代——评价一个人的价值总是用金钱和权力,而不是用道德作为标准的时代,“”一词即使说不上溢美,也早就丧失了诋毁的力量。

但对我爸那代人来说,不是这样子的。他们年轻的时候,有一项罪名叫“流氓罪”。那是一种比“杀人罪”更让人抬不起头的罪名。所以,他完全想象不了,拍着一个人的肩膀说“你个臭流氓”是多高的评价。就像一个北方人也许想象不了广东人见面会先问候一声“屌你”。

“流氓”这个词在我这代人的语境下,涵义发生了变化。可我爸不能察觉。你看,我现在坐在这里吃薯条,而我老爸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却没有尝过薯条的味道。这就是原因。他出差去外地时,总是找个家常菜馆,点个红烧大肠,牛百叶,再整点酒。哪怕是一个人,也要来点儿酒,还是白的。有一年他跟团出去旅游,回来问他照片,他垂头丧气地说,别提了,相机根本没法拿出来,人家的都是数码相机。他不知道,我之前学院的院长,在一本书的序言里写道:“本书所有的照片都是用胶片相机拍的,那是 1990 年我读研究生时老婆送的。”

我读高中的时候,有人跟我爸说,可以把乡下一块 30 亩的地卖给我家,每亩一万块。当时我爸很有点心动,我和我妈都不赞同。后来,地价涨了不少,我爸叹息过很多次,觉得自己胆小。

我爸还常常提一件事,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在百货公司站柜台,过年打算给经理的小孩塞几百块钱的红包。我爷爷听说此事,大为震惊:“你也太大胆了!这是行贿你知道不!”后来,直到公司倒闭我爸都没被提拔,他因此常埋怨我爷爷太胆小。

今天,他发微信表示震惊,劝诫我要谨言慎行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事。

不过我始终不知道,该不该向他说破。不是说破我对“流氓”一词的理解,而是说破在他看来很严重的事情,其实压根儿没几个人关注。这个事实也许比前者更令他沮丧。他大概以为他的儿子在互联网上很能耐了——他上互联网看得最多的就是他儿子的文章。假如是在十年前,我会毫不犹豫地那么做,去告诉他我见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并祈望他能有着和我一样的理解。

读大学的前几年,每次假期都有很多次,我坐在他的床头,因为一些看法不同而争论到很晚,从我妈在收拾碗筷争论到我妈洗衣服,又从我妈在晾衣服争论到我妈睡着了。直到我抱着双臂走回自己房间,还因为没能说服他而郁闷。

近些年,很少再有这样的争执了。我也渐渐不再把见到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告诉他和我妈。起先,我觉得这可能徒劳,后来,我生怕这也许多余。这会打破他安静平和的生活,让他觉得失落。我眼里老爸是个有那么一些雄心的老男人。但因为时代和出身的缘故,过了知天命之年,也没能做出和年轻时的雄心相匹配的事情。这时候,如果展露给他那些他不曾见闻过的世界,很可能带来的并非安慰而是遗憾。

我妈就不是这样子。她见到精彩的世界会开心,开心完了,再回到自己狭小的世界,也能安安静静地生活,并不会有什么不适应。

但对于一个和时代疏离了太久的男人来说,如果他的雄心还没有失掉,就会为自己不能领会到世界的复杂和精彩而倍感遗憾。有些人活一辈子,开心就足够。而另一些人会想,有些地方我还没去过,有些事情我还没经历过,这样就老了,他的心是不甘的。

我继承了我爸这一点,有些不安分。不然我就卷着铺盖回老家去了,然后按照那里的风俗、人情来处世,过一辈子。但那显然是不能顺遂我的心意的。所以宁愿错着,有时候也想冒一回险。就像一叶失去罗盘和帆的孤舟,要在海上漂流,也不愿停泊在看得见的小岛上。我不知道这是对还是错。

许多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比如,我每天去单位上班,楼下的保安都会把门拉开,迎我进去。我会说一声谢谢。我不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习惯用谢谢这个词的,至少在老家的时候不是。如果孙悟空变成一只蚊子,在我们县城潜入千家万户,待上一年,恐怕都听不到一声谢谢。在我刚习惯说谢谢的时候,留意到跟我一起走进大楼的人不说谢谢,我有一种优越感,觉得自己充满教养。

但当我开始仔细考察这件事的时候,我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我留意观察了下,发现来来往往进出这座大楼的人,除了我没人对保安说谢谢。那么,我的谢谢就不是一种礼貌,也谈不上教养,而只是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对于我来说,会让我自身感觉良好。但对保安来说,效果可能是坏的。因为没人这么做的时候,他不会太在意自己和客人身份的差别——大家都是一台机器上的螺丝钉,你在机器头,我在机器屁股上,仅此而已。但是,当中间有一个人开始对他说谢谢的时候,他惯常的世界被打破了,开始注意到身份上的差异。他可能意识到,他本该得到所有人的谢谢,现在却只得到了一个人的谢谢,进而可能意识到,他本该和这些客人一样,现在却是这么地不一样。

保安二十岁左右,又黑又瘦,正是该读大学的年纪。

这让我想到一个同学的故事。她去一家店里做头发。给她做头发的小姑娘比她小了些,在店里待了蛮久了。俩人攀谈起来,她问小姑娘什么学历,小姑娘说高中没读完。她就劝小姑娘,说至少应该把高中读完。下次她再去做头发,不见小姑娘了,问别人,她们说,上次小姑娘回到宿舍哭了一天,然后就收拾了东西回家了,说要继续念书。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就是那位保安,那位做头发的小姑娘。周围的好多人也是。只是我们在境遇上比她们好一些。我们都无法参与到复杂世界的许多精彩的部分中来,在一座城市,我们是边缘化了的。只是暂借这座城市的一席容身之地,来重复自己朝九晚六的单调生活。而这座城市在你眼前展开的,连冰山一角都算不上。

但也不能不说,这之中也许有上帝的善意在。因为你不能参与的生活,不能经历的故事,也许看不到为好。

就像那个段子,说从前乡下几个老头子干罢活闲聊,一个老头见过些世面,说:“知道慈禧太后每天吃什么吗?白面馍,前边放俩大海碗,一碗红糖,一碗白糖,随便尝。”别的老头都赞叹:“真是赛过活神仙。”——你看,上帝是多么善意。我要知道慈禧太后吃什么,就不好意思说自己吃薯条了。

所以,如果你还想让一个年轻人吃薯条吃得很开心,就不要告诉他你每天吃的是什么。我小时候一毛钱一根冰棍,两毛钱一根雪糕。一个夏天能吃上几支冰棍都会开心得不得了。

我从未想象过会有这么一天:每天都吃得上冰淇淋,却不会感到开心。

不过,即便你告诉我你每天吃的是什么,也未必就是坏事。向年轻人展露世界的任何一面,都不会是纯然的残忍。因为他的路还很长,他还总会有机会。可是,向一个不再年轻的人展露这些,也许就有些残忍了。

人总是得明白自己的处境的。然后,才可以如实地看待自己,得出一个恰如其分的结论。对于此刻的我来说,这个结论就是:

薯条放久了,是会凉的。薯条凉了,就不好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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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自知乎专栏「 王路的粽子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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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9日, 2:57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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