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 | 香港人“七一”大游行 要求真民主

——一个巨大的人群,其中大多是年轻人,不顾北京对挑战其控制的忍受程度正在减少,周二从香港最大的城市公园向城市中心开始了一个亲民主的游行。

1997年香港的主权归还给中国后,每年在回归纪念日都有游行,今年的游行是在近80万居民参加了一次有关更民主地产生这个城市的行政长官的非正式投票之后举行的,北京斥责非正式投票非法。此次游行也在上月发布的所谓白皮书之后,白皮书重申了中央政府在这个半自治地区的权威。

随着示威者的人流源源不断地从维多利亚公园和平地涌出,将一条西行的宽广大道的多条车道充满,大巴运来了更多的穿着鲜绿色背心的警察,作为增援。下午4点,警方停止了沿着大道中间行使的电车的运行,以缓解严重的拥挤,以前游行时,警方避免采取这一行动,只是在2003年时这样做过,那次是迄今为止香港发生的要求地方民主的最大的示威。

示威者开始离开维多利亚公园的一个多小时后,公园里的六个水泥地足球场和附近的步行区仍到处是人,而且附近的一条街道上仍充满了等待进入公园、加入游行队伍的人群。

7月1日是香港的一个公共假日,自2003年以来,在这天召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已成为一种年度传统,2003年曾有数十万人参加游行,抗议当地政府应北京的要求设立严格的内部安全条例。那些计划很快搁浅,未曾再次出台。

据组织者称,2003年游行的参加者至少有50万;警方则称参加人数最多时是35万。周二的游行看来比6月4日的纪念天安门镇压事件25周年的守夜活动大得多,参加守夜的人数警方称是99,500,但活动的组织者估计“超过18万”。

还不可能马上计算出周二游行的参加人数是否与2003年的相当。与2003年的那次一样,周二游行的参加者非常多,以至于维多利亚公园已经装不下他们了,示威者渗透到附近的街道中,这使得估计总人数变得更难。

主张民主的抗议者和这里的由北京任命的政府近来都变得更加对峙。这让许多人预测,某种形式的镇压不可避免,如果不是发生在周二抗议活动时,则可能发生在未来几个月中。

示威者很年轻,他们比香港以前的抗议者对法律妥协有更少的兴趣。同时,北京在当地的盟友也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他们已在响应中国大陆态度的变化,自从2012年11月上台以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大陆逐步加大了对人权倡导者和其他活动人士的拘留和起诉行动,也加大了对据认腐败的官员的打击力度。

直到最近,公开提出人民解放军可能会介入当地问题是政治上不可接受的,但是现在,某些北京的顾问已提出这种可能性。“摊牌已一天天地愈发不可避免,某种程度的暴力迫在眉睫,”刘迺强(Lau Nai-keung)说,他是北京在香港的最知名的支持者之一。“如果发生最坏的情况,人民解放军必将会从其营房里出来。”

刘迺强是基本法委员会的六位香港成员之一,基本法委员会在北京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负责制定与香港的基本法有关的政策。陈方安生(Anson Chan)曾在英国将主权归还给中国之前和之后的香港政府中任第二把手,也是著名的支持民主的人,她说,不难想象少数激进分子也许会在周二游行中制造暴力。但是她表示更多的担心是,政府可能会在人群中安插挑衅者来上演暴力事件,希望以此改变公众对民主求诉的支持态度。

她说,“我不排除亲北京的势力安插闹事者的可能性。”

随着游行队伍的出发,向维多利亚公园涌动的人群威胁要堵塞附近的天后和铜锣湾地铁站。许多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有些人举着要求真正普选的标语。

几个人说,他们为参加今年的游行做了特别的努力,虽然在过去几年中他们没有参加游行。“这是因为中央政府的所做所为,”一位20出头的办公室职员伊恩·曾(Ian Tseng)说。“那个白皮书,所有的事情,都让我们不高兴,”他说。

荃湾线地铁在从九龙和新界进入港岛的沿线有更多的乘客上车。以家庭为单位的人群,带着背包,涌向维多利亚公园。

他们中有41岁的费梅(May Hui,音译),带着她10岁和15岁的两个女儿,来参加游行。她说,那份所谓的白皮书激励了她参加今年的活动,为的是教给孩子们有关和平示威的东西。“这是我们的权利,”身为小学二年级教师的费梅说。“我要教给孩子们游行是怎么回事。”

“许多人都不满意。”

香港的警察有能够和平地管理巨大人群的全球声望。美国联邦调查局前任局长罗伯特·S·穆勒三世(Robert S. Mueller III)说,在他担任局长期间,美国曾经向香港学习控制人群的方法。

周二的一件小事凸显了警方对付抗议的外交手法。一个示威者跳上一个极为不稳定的钢铁障碍物,想把一个小横幅挂到一个路牌上,一位女性警官和几位同事稳住了示威者。他们抓住示威者的双腿,确保她不会掉下来,然后乐呵呵地说服她在几分钟后爬下,并帮她下来。2003年的抗议活动显著的一点是没有人被逮捕,而且也没有故意破坏和其他犯罪行为,如果有同样大小的不满人群在其他的大城市上街游行的话,很少有城市能得到这样的结局。在那次游行中,就连像梵克雅宝(Van Cleef Arpels)珠宝店这样的奢侈品销售商也没有没拉下遮挡他们窗户的钢百叶窗。

那次示威的参与者包括了各个年龄的人,这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示威的和平性质。许多2003年的抗议者,比如当年45岁的建筑工人保罗·陈(Paul Chan)和67岁的裁缝莎拉·吴(Sarah Ng),以前都没有参加过示威活动,就连1989年针对天安门广场镇压事件发生的香港大型抗议活动都没参加过。

相比之下,香港现在的民主运动越来越多地由年轻人带导,有时是特别年轻的人。

“我们认为,要改变社会,我们不需要用我们的言语求助于政客,而是要用行动来向他们施压,”学生运动组织学民思潮(Scholarism)17岁的领导人黄之峰(Joshua Wong)这样说。

各个政治派别的领导人一致认为,收入和财富的高度不平等、以及年轻人的经济机会减少,看来增加了这里的不满程度。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春季的失业率在年龄为15到19岁的人口中达到10.9%,在年龄为20到29岁的人口中为4.6%。但是,许多批评者辩称,实际的失业率要高得多。

一份当地报纸去年曾提供记录表明,统计员的奖金是基于他们寻访的人数数量,而且他们可能试图说服人们不要说自己失业,因为那样会延长访谈的时间。政府已开始检查其使用的方法。

周二的抗议活动一大早就开始了,是在每年纪念主权回归中国的升旗仪式上。在附近的一条街道上,有一小群人抬着一个黑色的棺材,棺材上有象征着“”方针死亡的标记,该政策让香港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在1984年与英国的双边谈判中,中国承诺在1997年主权回归之后,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权。但是,在北京上月发表的所谓的白皮书中,中央政府掩饰了这一点,而是强调香港是中国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单位,这一宣称似乎激发了香港人对更多民主的支持。

北京曾说过,“可能会”在2017年的行政长官选举中允许普选,普选指的是每个成年人都能投一票的制度。但是,北京已经明确表示要保持其审查什么人能出现在选票上的能力。

倡导民主的人士在挑战北京上该走多远有分歧。像学民思潮这样的组织在呼吁“民间提名”,也就是更广泛的公众能够提名几乎任何人。其他人、比如原香港官员陈方安生则呼吁更严格地按照基本法行事,基本法规定由一个提名委员会来控制能上选票的人,但是这些人提出,委员会应该具有一种构成,使其不把任何人排出在寻求当选之外。

目前,一个由北京的支持者占主导地位的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负责挑选行政长官,然后北京会任命这个行政长官,任期为五年。

另一个支持民主的团体“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一直在威胁,要在今年晚些时候占据香港市中心的街道,从事公民不服从运动,直到政府发布有关更多民主的一个能被广泛接受的方案。这个团体上月搞了 一次投票 ,有近四分之一的香港注册选民参与了投票,他们在三种方案中进行选择,这些方案都包括民间提名。

“不是所有参加投票的人都会加入到公民不服从行动中来,但我觉得,所有参加了投票的人,至少他们同情运动,同情公民不服从行动,”占中运动领导人戴耀廷(Benny Tai)说。“如果政府不肯认真考虑人们的要求,这群人中,有更多的人会从同情变为积极支持,同情行动的人也可能开始采取各种各样的不合作行动,想想吧,如果整个社会拒绝配合的话,一个政府还能如何执政?”

非正式投票部分地通过网络进行,它也成为一次 大规模功击 的目标,攻击用的是让服务器拒绝服务的形式,发起进攻的组织者仍属未知。壹传媒的商务主管马克·西蒙(Mark Simon)说,公司在周二也遭到来自网络的重度攻击,壹传媒是一个支持民主的媒体集团,旗下拥有香港和台湾的报纸、电视和互联网业务。

商业团体则因政治纠纷而左右为难,他们一方面受到来自政府的极大压力,要发布声明谴责抗议者,另一方面则是公众要求他们支持政治权利的呼声。

德勤、安永、毕马威和普华永道这些所谓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当地的办事处上周五在当地报纸上付费刊登广告,广告警告说,占中运动可能会给香港的金融业带来破坏。四家中没有一家愿意在周一发表评论。
另一份广告则于周一出现在由壹传媒出版的《苹果日报》上。这份广告由“四大事务所热爱香港的一群职员”署名,广告称,“老板的声明”不代表他们的观点。

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储百亮(Chris Buckley),Jonah Kessel, Hilda Wang和Alan Wong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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