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8日,一位認識已久的熱心朋友希望在旺角街頭進行政治演說運動,呼籲市民參與「七‧一遊行」。他借來了簡陋的音響設備,有十多名朋友響應,當中有中學生、大學生、中學教師等來自不同行業的在職人士。我,是其中一個。

我算是個文字人,不擅長這類公開演說。可是,在吳亮星粗暴通過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後,我認同這位朋友的理念-除了參與公投投票及參與「七‧一遊行」外,我們要為社會做得更多。再者,花數小時,流一點汗,所謂更多其實也不算什麼。

中午站在悶熱的旺角豉油街街頭,十多名沒有任何街頭演說經驗的參與者汗流浹背的輪流演說,向途人解釋自己對香港的看法,呼籲他們上街。駐足聽講的人不多,我們活像外星人站在繁忙的街道,大多數途人只會快步走過,或會投以奇異的目光,但我們沒有停下來。我想起,學民思潮所做的事情跟我們的差不多,只是他們做的遠比我們多,也遠比我們堅持。

有很多事,沒有體驗過就不會知道其難處。由文字世界走上街頭,有三件值得分享的事。

搗亂與騎劫

在運動期間,有一名伯伯來阻止我們發言。伯伯似乎因為個人理由反民主(抱歉,我實在聽不清楚),於是打斷我們的發言。我們沒有處理糾紛的經驗,於是事前早決定遇事會保持沉默,盡量不被捲進事端。由於伯伯打斷我們發言的時間太長,最後我們只好報警處理。

我們沒有動氣,只希望事情可以和平解決,然後繼續我們的演說運動。可是,這時突然有一位拿着揚聲器的男士與伯伯對罵,指伯伯是「痴線」,並藉此叫圍觀的途人看看相信共產黨的結果,呼籲參與「七‧一遊行」。當途人指他罵得過份,他就開始指途人也是「痴線」,結果我們要忙着勸喻途人冷靜,不要跟他計較。

後來伯伯被警察勸離後也有回來打斷我們的發言,而我們則繼續保持沉默。事後想起,對我們最大的干擾不是伯伯,而是那位持揚聲器的男士。他雖說是希望來支援我們,但他的出現令場面混亂了,而他對伯伯、途人的謾罵也違背我們理性論政的原意。我想,我們有我們的理性呼籲,為什麼他要在沒有我們同意的前提下搶在我們面前以他的方式呼籲﹖

民主精神不可以背離對人的尊重,「騎劫」正是有違這基本原則的卑劣手段。

送暖的香港人

在演說其間,有不少有心人對我們表示支持,有的送我們飲料,也有途人很窩心的說支持我們。十年多年前,香港人會有這種關懷嗎﹖

近年不斷有人指政治搞垮香港,又指說將議題政治化拖慢香港的發展步伐,但根據 Harold Lasswell的定義,政治是「誰,在什麼時候,用什麼方式,獲得什麼(Who gets what, when and how)」,也就是一個公平的資源/財富分配過程。換言之,討論議題時不可能不政治化,相反我們要更徹底地政治化才能確保公平的資源/財富分配。換個角度說,近年香港社會的「政治化」讓我們重新回歸「公平」的問題上,也間接讓香港人重新關懷被社會遺棄的人與願意為香港人爭取公義的人。

我認為政治化讓香港產生一種新的關懷,這不單是對政治議題的關懷,也是對人的關懷。支持政府的一方往往以「經濟發展」、「效益」、「秩序」來壓抑這種關懷的成長,窒礙「香港人」內涵的進化,這對香港的傷害很大。

幕後黑手

十多個人在街頭輪流演說大談政治(當中有不少學生),似乎很難想像我們沒有政治背景。有途人向我們打探,害怕我們被政治勢力利用。很難想像,因為香港人失去了想像力。

不知從何時開始,香港人很害怕吃虧,於是很怕被利用。結果,不怕吃虧地為大眾做事的人會被懷疑有不可告人的利益,又或者被利用。不知從何時開始,香港人不能再信任香港人。

我不是天真地要香港人盲目相信別人,但如果我們事事懷疑,我們真的可以相信任何人與事嗎﹖以陰謀論分析別人總看似合理,因為別人很難質疑你,但這不代表你是對的。因為沒有根據的懷疑,很多人寧願冷眼旁觀、置身事外,但香港也因此失去最後希望。

我們就只是一群沒有政治背景的人希望向途人宣揚訊息而言,我們如何才可以獲得信任﹖我們在酷熱的陽光下站了好幾個小時,難道這樣也不值得信任﹖
這幾年,我經常跟朋友說關於麵包的事。

在巴士站等車時,偶爾會有公公婆婆來向我討錢買麵包,說沒有錢,很餓。我的朋友勸我不要給他們錢,因為他們都是騙子。可是,我還是會給他們錢。我不知道他們是否在騙我,但我如果他們說的是實話,我的懷疑就是罪惡。

被騙,不是什麼;冷漠,可以摧毁社會。

結語

有很多事,沒有體驗過就不會知道其難處。體驗過,很難,於是學懂欣賞堅持發聲的人,這是置身事外的人永遠不會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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