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会发现自己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新闻发生得这么多,被遗忘的速度又这么快。尤其是在微博当道的年代,早上才叫人吵得脸红耳赤的话题,到了夜里便已转眼成空,埋没在一堆更新更火的议题底下,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个时代,昨天的新闻就已经显得过时老套了,更何况前两年的往事?那简直是历史了。而我却总是记挂着一些旧闻中人物的表情与语调,以及大家述说它们的方式,始终不能把它们轻轻放下。于是我总在新闻里看见故事的回光,在最热闹的事件里头听见陈年旧闻留下的惨响。

  例如“哈医大血案”,便让我想起了2010年震惊全国的一连串校园杀伤事件。表面看来,它们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前者是一个不堪重压的患病少年刺死了一位青年实习医生,后者则是几个人分别砍杀了好几个幼儿园和学校里的孩童和老师。让我把它们串联起来的,是我们在这两件事上都使用了“泄愤杀人”这个说法。虽然都叫作“泄愤杀人”,但我比较可以理解“哈医大血案”。说到底,那名少年杀死的是一位让他挫折使他难受的医院里的医生;然而校园连环血案我却一直没有搞懂,直到今天仍然叫我困惑纠结。

  且回顾一下2010年那串事件。记得当时所有行凶的凶手都不认识遇害的孩子,与他们非亲非故无冤无仇,彻底是完全的陌生人。更可怕的是这些案件似乎有彼此模仿的倾向,不同时间发生在不同城市,所以才会让所有家长忧心。一时间所有父母每天都忙着接送子女,每一处校园也都加强了警备,深恐再发生类似案件。如何解释这些血案?那些人为什么会备好凶器,几乎是有预谋地冲进幼儿园和学校砍杀他们并不认识的弱小生命?

  重想起来,当年几乎所有媒体似乎都把焦点放在了“泄愤杀人”这四个字上,找出凶手生活中种种难堪境遇,将他们理解为饱受压逼的边缘人。由是就有了善解,原来这是在对社会报复;自己被压迫,满腔愤怨,于是挑选了比自己更柔弱的对象下手出气。渐渐地,这成了共识。就连时任总理温家宝都公开指出这些事情的背后“有深层次的原因”。那个“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一家小学在校门口挂了一条横幅,上面那句话遍传网络,约略表达了大家的看法。那句话是“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左转是政府”。

  我一直没对这件事写过什么,事实上,我对任何被公认为是要报复社会的“泄愤杀人”案都不敢多谈。因为在我看来,许多有关重大社会现象的评论与其说是析解出了真相,倒不如说是评论界借此在表达自己的关怀。正如同样是校园杀人,美国评论界的重点总是离不开枪械管理,因为人民是否享有拥枪的权利一直是美国社会的热门议题,是彼邦区分意识形态立场的试金石。相反,“社会怨气”却不一定贯穿在他们对每一桩校园血案的议论之中,这是我们中国舆论界的关切。

  仔细思考,我们是否都看过了那些凶手的口供笔录?都读过了他们的精神鉴定报告?这些资料甚至到今天都不曾完全公布。那我们怎能大胆断定这是“社会怨气”的作用?怎能说这是报复社会?不,我无意否定当前中国社会怨气深重的情况,更不能不承认当前体制所造成的种种不公与压迫。只是我以为从不公与怨气的存在,到砍杀无辜生命的结局,其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还有很繁复的环节需要解释。简单地讲,我不太相信杀人有那么容易。你觉得自己在这个国家处处碰壁,你觉得自己看不到未来再也无路可退,然后你就会买一把斧头藏在袋子里,第二天选一个保安看起来没那么严密的小学,然后冲进去狂砍一些自己连见都没见过的无辜儿童?假如这叫作“泄愤杀人”,那到底是种什么样的愤怒,能够使人冷静计划,并且起码隔上一夜,才再找些无关联的对象出气?如果这就是中国式的“社会怨气”,那也未免太过可怕,因为在这种怨气面前,杀人是如此的容易,生命是如此的廉价。

  最叫我震惊和不解的,更是大多数人对近年诸多“泄愤杀人”案之解释的轻易接受。似乎我们都以为杀人不难,生命易损。就像坊间流行的《大秦帝国》那一类书,不只轻描淡写地略过“坑赵卒五十万”背后的残酷血腥,更要歌颂其雄壮“大气”。这么一个把杀人看得很容易很不难理解的国家是可怕的。

《关键词》

作者:梁文道

中信出版社/20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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