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味道”，但这味道常易串味，平增误会。当年，台湾那个南怀瑾隐居于山，久了回到城市里转转，鼻子就不适宜，说是“人味儿”太重，给熏着了。至于这味儿到底是什么味儿，多年来我不甚了然。
有人说，北京贵为帝都，自是弥漫着一派古朴之气。何谓古朴？抓耳挠腮，不得其解。转念一想，若我们不仅仅把“气”理解为气势、气象，也将它做“气味”之解，或许，能在鼻尖体会到北京这座城市某种独特的“古朴味道”。
绝不是故弄玄虚，登上首都的地铁，你就明白一切了。
六月某日的国贸地铁站，正值下班高峰，涌动的人群挤在狭窄的换乘通道里，给生生拧成了一股粗大的人肉麻绳。身处这麻绳其中，左拥右挤，四周的味道不断聚拢、灌进鼻尖：汗味、腋窝的狐臭、体臭、口腔飘散出的蒜味……百般味道混搭在一起，化学反应似的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奇臭，弥漫于密封潮闷的地铁空间，熏陶得人几乎不敢呼吸。
若在冬天，味道就更为浓烈。神色匆匆的人们刚从北方的朔风里钻进暖烘烘的地铁车厢，赶紧解开外套，长舒一口气。哪知此举竟成了“公害”，尤其是那些不知几天没洗澡的男士，一股胡辣子面夹杂着臭袜子的味道随着外套拉链的解放而四散开来。一个人这么做还不甚打紧，若是满车厢的人纷纷解扣脱衣，事态就比较严峻了。开始你或许会以手掩鼻抱怨几句，但时间一长，也便作罢。久入鲍鱼之肆而不知其臭，那是因为你自己已被熏成了一条活鲍鱼。
鼻尖上的北京不仅存在于地铁，你也能在地面上感受这座城市的“不凡气象”。托北方气候的福，宽大的街道经常处在大风的吹拂扫荡下，异味反而不明显。在PM数值不爆表的日子里，空气竟然仿似带几缕清新。不过，当走到狭窄人多的地段，鼻尖上的那座北京城便又复活了。胡同、小道、密密匝匝的居民区、人群接踵的商场、写字楼、小饭馆，多多少少都带几分独特的北京味道。赶上下雨天，排水沟里各种颜色的脏水倒灌出来，馨香满街。
北京的味道，多姿多彩，每天都不重样，每天似乎又差不多。它的诡异让我想起德国小说家帕特里克·聚斯金德的名篇《香水》，其中有一段描写城市的气味：“我们要讲的这个时代，城里到处都弥漫着咱们当代人无法想象的臭味。道儿上市堆肥臭；后院是尿骚臭；楼梯间是烂木头味儿、老鼠屎味儿；厨房是烂菜帮子味儿；屋子里憋着一股子陈年老灰味儿……河边儿臭，教堂臭，桥根儿臭，皇宫也臭。乡下人和教士一样臭，学徒和师傅的婆娘臭成一个样；贵族从头臭到脚；皇帝也臭，臭得像野畜生，皇后臭得像头老山羊，无冬无夏。十八世纪，还控制不了诸多细菌的祸害，人类拿它们没法子，凡是活物，别管老还是小，没有不臭的。”
《香水》写了一个由香气引发的犯罪故事，但比故事更有趣的，是小说的背景——前现代社会的巴黎。聚斯金德用气味给这座城市的历史绘制地图，这幅地图的醒目图标却明白无误是个“臭”字。这种令人联想到排泄物的味道，长期萦绕于城市的寻常巷陌。不光是巴黎，在18、19世纪欧洲大城市，除了表面繁华锦簇、光鲜亮丽的建筑物，城里人生活的一个残酷事实是，他们必须每天忍受鼻尖上扰人的“城市气味”，并渐渐与这可恶的味道最终融为一体。与今天的北京相比，北京毫无疑问是座香得出奇的城市。
19世纪，恶臭冲天的欧洲城市普遍感受到了瘟疫和传染病的阴影。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伦敦的市民发现了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泰晤士河水散发出一股难以忍受的恶臭，臭味幽灵般弥散于伦敦城。1858年夏天，随着气温的升高，这种臭味越来越刺鼻。当时，有一幅漫画将泰晤士河画成一位全身是垃圾、被苍蝇蚊虫环绕的河神，人们纷纷掩着鼻子，四散逃开。从这幅漫画的内容，足见伦敦人民真给熏得够呛。
给“现代文明”的气味熏了数百年之后，欧洲人终于不干了。城市的恶心气味彻底撕掉了城里人的尊严和体面。从伦敦、巴黎，到柏林、维也纳，人们开始使劲往身上洒香水，以便近距离接触他人时不至于令对方掩鼻而走。政府也重新改建了城市下水道系统。例如伦敦，1859到1865年之间建设的整个污水排泄系统的长度达到720公里，一直沿用至今。颁布的法令也明确规定，不准居民肆意往街道上倾倒脏水污物。总之，折腾好大一阵子，欧洲的文明人终于让自己和周围人身上不再发臭。
于是，带着鼻尖上的优越感，欧洲殖民者千里迢迢来到了清帝国的皇城。脚刚一踏上这片土地，马上就用手捂住鼻子。“到处都是坑坑洼洼，黄土和灰尘没到脚面。风卷尘土打得睁不开眼。行人还不得不忍受吵闹声、叫喊声、令人窒息的灰尘和部分中国人身上发出的刺鼻臭味。”德国的传记作家林登贝格这样抱怨道。在来华之前，金碧辉煌的皇宫、高耸入云的寺院、华丽宽敞的街道构成了他对北京的想象。但1900年的北京城，却用现实告诉一个外来者：丢弃你不切实际的幻想，用鼻尖一寸寸适应这座城市吧。当时，李希霍芬在《中国日记》说得更为直接：“生活在这里（北京），嗅觉、视觉和听觉都很难受。这里的人不懂得体面。”
“体面”二字，算戳到了痛处。欧洲人过去不懂体面，臭得一塌糊涂。等这股子臭味消除了，体面起来的他们又开始嫌弃“未开化”的中国人臭烘烘。这倒不打紧，我们其实对此早有自知之明。蔡元培先生曾说过，“华人素以不洁闻于世界：体不常浴，衣不时干，咯痰于地，拭涕以袖，道路不加洒扫，厕所任其熏蒸，饮用之水不经渗漉，传染之病不知隔离。”这段描写若不光用眼去看，也用鼻嗅，依然离不开一股子臭味。
因此，革命志士这才要推翻不洁、恶臭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干净、清新的新社会。不信，你可以翻翻文献，1911年后，中国政府着手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教导民众勤洗澡，剪指甲，洗脸换衣服，要务是不要总把自己搞得臭臭的，也别把周围的环境搞得过于不堪。可惜，此举多年来成效不甚明显。直到1934年，蒋介石还在苦口婆心教导他的国民“如果我们想有一个根植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我们就必须从不随地吐痰开始”。民国城市的卫生环境，据此想来也好不到哪里去，与今天有得一比。可见有些味道，有些习惯，怕是永远无法革除。
话说回来，这臭与不臭，难道真的是一根鉴别野蛮与现代的文明棍吗？我倒觉得，其中DNA的因素或许更大。印欧语系的高加索人种，体毛茂密，代谢旺盛，身体本就容易发臭；棕色的印度达罗毗荼人，久居于热带却毛未褪尽，也属于易臭类别。故而，香水和熏香最早在欧洲和印度甚为发达。所谓的体面，根本上是为了改善体味，其实欲盖弥彰。至于什么公共卫生、城市环境，那都是由此衍生出的后话。
若比赛谁最长时间不洗澡身体不会发臭，那么代谢较慢、体毛稀疏的中国人无疑是天然的赢家。然而，拥有卫生上如此良好的“人种优势”，却在公共场所有着令人皱眉的味道，这怕是只能阐释为一种特色文化了。穿着一周没洗的袜子衣服，来不及刷牙洗脸就出门，这是地铁公交上常能碰到的情况。街上毫不加处理的汽车尾气，肆意倾倒的垃圾污水，以及无处不在的卖臭豆腐的小贩，大家共同绘制着今天的城市气味图。
这股蕴含着中国国情的特殊味道就好似地沟油、毒空气、三聚氰胺、塑化剂，久了不接触接触，身体会感不自在，就跟吸毒者毒瘾犯了一个德行。我有位朋友在国外呆了好一段时间回来，亟不可待、指名道姓要去吃N手的地沟油火锅。我很不解。当我陪他真的吃上那口国产地沟油火锅时，他眼噙泪水激动地说：就是这个味啊……
当然，嗅觉味觉并不时时通感，但这股京城之味，或者说中国城市的普遍之味，以其若隐若现，似臭非臭的味道，每每提醒着我大国国民的身份。有时，我甚至把这股味道视为普鲁斯特笔下的“马德琳饼干泡茶”，当成了联通个人回忆与乡愁的一道捷径。辛晓琪在《味道》里唱到：“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当我在国外旅行，想家了就会在随身听里调出这首歌听听。其实，我哪是在听歌，我是借由此歌脑补那盘踞于鼻尖上的京城，或者说在怀念这个古国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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