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您能简单介绍一下事件的经过?

胡佳: 无论是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还是美国国务卿克里访华期间,我都被软禁。直到7月11日,我才重获自由。在过去一周,我密集地做软禁中无法完成的事情。这些都在当局的监视之下–我家门口常年有警察。

我昨天去做了一些和曹顺利有关的事情(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送雕像,以纪念曹顺利),为了迅捷,我开车至6号线草房站, 改乘地铁进城。回程时候, 我8点多出地铁,雨中打着伞,穿着黑色的” 和平占中” 的T恤衫。当我走向汽车、扬起雨伞准备开车门时,突然发现两个人站在车边。在他们看清我后,抓住我脖领,一拳打向眼睛,正打在我眼镜框上。此后他们对我进行了密集的拳打脚踢。先在车边打,后来到了车尾白色栏杆处,栏杆上蹊跷地有个血色的十字,很突兀。打我的两名男子,一人穿白衬衣,大约1米78左右;另一个高个子大概1米85左右,穿黑衫、戴帽子。

两人下手很重,很职业,我觉得不是一般的地痞流氓。打了大约2分钟,接应车就到了,我认为,昨天有三个人或者四个人参与了行动。

最重要的情况是,我昨天是临时决定去办事,之前没有告诉任何人,更没有人知道我车停在哪里。只有国安、国保人员有能力监控我的汽车–我此前也对自己的车遭监控也有所耳闻。我从逻辑角度想,不是黑社会–我没有私怨,和黑社会也没有交集,而是国家便衣警察。但我和国家机器充满冲突,他们说起我都是咬牙切齿,管我叫”头号反动派”。

我之后报警,警察带我去做笔录,还简单看了一下监控录像,发现我被殴打的地点是个监控盲区。警察告诉我,此案破案无望。而我知道,即便他们追击到人,行凶者也是警察中的警察–国保曾称自己是”中国的FBI”。因此昨天在报警过程中,我已经想到案子破不了,但是我想要这段事情被国家公职人员记录下来,以备将来的追索。

如果你被黑社会殴打、绑架,你尚有报警求救的一线希望,但是如果警察就是罪犯,你只有绝望的份儿。而黑社会打人还会说出是因为什么,昨天这些人既不叫我名字,也不说打人的缘由。

德国之声:您觉得被打的缘由是什么?

有几个原因:今年是六四25周年,
当局上半年花了5个月维稳,我发起的
“重回天安门”运动让他们恨透了我。因为这件事情就是和共产党针锋相对……我曾说过,”占领(天安门)始于重回(天安门)”。


China Dissident Hu Jia

6月8日,胡佳前往天安门,实现“重返天安门”的愿望,他留影时,特意穿上了香港”占领中环”运动的宣传衫

六四25周年的维稳期结束后,敏感就转向了六月下旬的香港”和平占中”公投和七一大游行。我认定,香港普选是中国大陆普选的开端 ,香港的火种会燃烧到大陆来。所以我全力支持。对此,警方曾在6月22日和6月27日两次警告我。相比要求官员财产公示,要求普选更是共产党的死穴,这和89六四一样,是撬动执政根基的。我昨天出门时,也穿着”和平占中” 的衣服。这个夏天,它将成为我的”街头时装”–只要我没有被软禁。

7月15日是伊力哈木被捕半年,我只身去看望他的妻子和孩子,在门口和监视者对视而过,而这个问题,当局肯定忌恨–新疆问题也是敏感、碰不得的问题。

另外,我昨天在电话里鼓动朋友,去参加明天上午9点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宣判的丁家喜律师和李蔚的”寻衅滋事案”。丁家喜律师是我在”新公民运动”的主要合作者,是该运动的核心人物。我对他很钦佩,告诉大家一定要去见证此案的宣判。

所有这些都让我成为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每件事都足以造成我受这样的攻击,何况这些的总合。

德国之声:您今天在推特上提到”有便衣上楼宣布,今天开始被软禁”?

中午11点50分左右,便衣上门告诉我”今天你不用出去了”。我曾公开说,今天下午要去朝阳医院或者积水潭医院再就诊。昨天中国民航总医院CT诊断,我”左侧上颌骨额突骨折”,需要手术才能恢复。我今天下午会坚持去看病,可能小心地开车去,但我现在有些头晕,如果身体不允许,我还会像昨天一样坐地铁,采取和昨天一样路线。我倒要看看今天会发生什么,丑剧是否会重演。

采访记者: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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