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郭于华 黄斌欢：世界工厂的“中国特色”——新时期工人状况的社会学鸟瞰

　　 摘要：面对新时代的劳工问题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经典理论遭遇“中国特色”的诸多挑战。本文从社会结构性视角探讨的权力、资本和劳工的关系与互动，讨论在中国特定的制度背景与转型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公民社会的生成有着怎样的关系。研究认为，对工人而言，公民的基本权利就体现为各项劳动权利的实现和保障、劳工的组织化权利的落实；公民权利是工人阶级形成的前提条件；劳工阶级的出路在于形成自主的社会力量。工人的公民化过程、劳工权利亦即公民权利的获得与保护是解决劳资矛盾和转型正义的根本问题。就劳工问题而言，以能动社会的建设为先导，同时推进公民社会的建设，也许更为可行。

　　 关键词：世界工厂 中国特色 工人阶级形成 公民社会

　　 World Factory,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orking-Class Formation, Civil Society

　　 以“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为标志的“世界工厂”形象伴随着中国庞大的劳工群体，出现在新世纪的舞台上。但是这一出现并非一个新工人阶级的闪亮登场，而是以工人的被非法欠薪和艰难讨薪、罹患尘肺等职业病或工伤而得不到合理赔偿与诊断救治、甚至是青年工人屡发跳楼自杀等现象而黯然呈现；而这一切的底色便是资本与权力勾连的“中国特色”。劳工作为生产问题和社会问题，特别是作为阶级问题，曾经是世界性的重要议题，当然也成为社会科学研究和思考的重要学术问题，并由此产生了诸多经典理论。在一个资本全球化的时代，在当代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工运动渐呈消退趋势的国际背景之下，中国劳工群体却以其独特姿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个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大军，不仅因其数量巨大而且以其令人悲叹的生存状况与特有的抗争方式而引人注目。

　　 一、经典理论不曾面临的问题

　　 中国工人阶级的退场与再形成是伴随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社会事实”。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人到今天已然成为劳工主体的“农民工”[1] 群体，面对中国社会重大而紧迫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有必要“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沈原，2006）

　　 有关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工人阶级的研究论著构成了社会学劳工研究的重要资源。然而这些研究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典理论面对今天的中国农民工问题都难以提供现成的解释，或者我们可以说经典理论遇到了新的问题、新的挑战。

　　 在21世纪的中国已然成为“世界工厂”之时，一个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劳工群体也正在形成之中。其构成通常被认为主要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农民进入城镇务工成为工人的“农民工”；另一部分是原有国企工人转变而成的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人和因制度转轨而失业下岗的工人。而作为农民工第二代的所谓“新生代农民工”更是以其相对于他们父辈的鲜明特点而跨进劳动力市场。这些特点决非仅仅来自于年龄的差异，而是全面呈现出“新生代”作为一种制度范畴，与乡村、城市、资本和国家所具有的不完全相同于上一代的关系类型；而这也决定了他们在行为、表达、动机和观念方面的明显特征。具体而言，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有了很大提高，而且有相当比例的人是直接从学校进到工厂的；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联系相对薄弱，务农经历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务农经历；他们与城市的关系更强，消费习惯、生活追求和价值观都和以“农村”为根的父辈大相径庭；新生代农民工与企业和国家的关系也有较大的变化，他们的权利意识更强，对社会不公正更为敏感；他们会主动向企业争取利益、向国家要求权利。与城乡、企业、国家的新型关系界定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新生代的群体特征也导致了他们在权利表达上的新特点，这不仅表现为年轻工人更频繁地发动和广泛参与各种抗争行动，而且还表现在其斗争策略、动员手法、与社会各界互动方式等的转变上，特别是他们的利益诉求的变化和提升等方面。例如，珠三角地区一些代工厂的年轻工人开始基于市场变化和行业利润，要求分享更多的劳动成果，维权诉求转变为利益诉求；他们更为深切地感受到自组织过程中的制度障碍，从而强烈要求重组或建立企业工会，落实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等。（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2013）

　　 面对新时代的劳工问题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经典理论遭遇“中国特色”的诸多挑战。

　　 1、工资问题。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分析了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是怎样表现为它的转化形式，即表现为工资的。作为雇佣劳动关系的产物的工资，是在劳动力市场中根据劳动力生产费用和劳动供求关系而形成的。但无论是计时工资还是计件工资，都是获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只不过以工资形式得以掩饰（马克思，1975：585-593）。通过对劳动时间的分析，马克思力图揭示资本如何靠榨取剩余劳动、剩余价值而获得资本增殖的“秘密”（马克思，1975：258-271）。 然而马克思试图用以解释资本家是如何通过工资形式及剩余劳动时间获取工人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理论却无法解释今日的中国农民工、特别是建筑业农民工所面临的困境——不仅是低工资的问题，也不仅是劳动时间的问题，而是不能“按月结算”领取工资、甚至干满一年都拿不到工钱的问题。从2013年调研总体样本来看，工地上按月结算工资的比例仅为19.9%，不足五分之一。成都市和沈阳市“按月结算”的比例较高，而首都北京的比例最低，仅为5.5%。在过去的一年中，未经讨薪而结清工钱的比例为46.6%，其中郑州的比例最低。此外，有12%的工人没有拿到一分工钱。可见，建筑业拖欠工资的现象依然严重（潘毅，吴琼文倩，2013）。值得注意的是，拖欠工程款导致工人无法按时领取劳动报酬的不仅仅是资方，还时常是政府项目。这类欠薪问题是经典的劳工研究理论也不曾面临的。

　　 2、劳动力再生产问题。马克思的劳动力再生产理论指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必要劳动时间，就是劳动者完成简单劳动力再生产的那部分时间，包括劳动者自身劳动能力的恢复和持续；劳动技能的培养和提升；新的劳动力的补充和增加等。由此不难得知，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不仅包括了工人本身的体力和脑力的再生产，而且还应扩及他们的家庭，包括他们的医疗、社保、住宅，子女哺养、教育，老人赡养等费用。但中国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大多背井离乡，只身来到城镇工作。其得到的常常是最低工资收入水平的报酬，只包括了他们自身最基本的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并不足以覆盖劳动力再生产的全部成本。更因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所限，他们无法作为移民工人真正容身于他们所向往的城市，而是往来于城乡之间，形成了每年春节期间候鸟迁徙般的大规模人口流动。

　　 3、劳动力供给问题。根据劳动力供求关系的经济学理论，如果劳动力短缺情形出现，可能成为迫使资本提升工人工资、改善劳动待遇的契机，但是在中国，比如东南沿海地区曾经出现的“民工荒”，却并未迫使资本提升工资和待遇，也并未带来工人处境的改变或者有利于工人的改善。这仅仅用劳动力供求关系理论无从解释，其原因当从“中国特色”中寻找。

　　 4、阶级斗争与工人阶级形成问题。现实告诉我们，无论是马克思的以“生产”为中心环节，在生产过程中的结构位置和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剥削本质，导致工人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的分析（马克思，1961）， 还是将“市场”置于核心位置，认为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将会伴随着工人运动的再次勃兴而达到高峰的波兰尼模式（卡尔·波兰尼，2007）， 抑或E· P· 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研究，更多地强调生产过程以外的那些复杂的社会因素、文化因素和价值观对工人阶级形成的作用（汤普森，2001）， 都无法直接用以回答这样的问题：中国市场化的改革与开放三十多年了，为什么未见工人阶级的形成、或者工人任何形式的组织化过程？为什么富士康的青年工人选择跳楼自杀都不进行积极的表达与抗争？工人的各类抗争行动为什么经常无效？在工人遭遇困境之时，工会在哪里？工会又在做什么？总而言之，中国工人阶级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二、“中国特色”：权力与资本的独特结盟方式

　　 回答上述问题，须具有社会结构性视角，即从作为结构力量的权力、资本和劳工的关系与互动入手，方能看到中国劳工问题的本质。劳资之间关系的紧张和冲突是经济活动中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但是少有国家和地区达到中国大陆这样的程度：劳工与资本之间关系极度失衡，一方极弱，一方超强，力量、能力和资源占有等方面非常悬殊，致使协商、谈判、对抗等博弈过程无从进行，甚至博弈一词用在此处都显得过于奢侈。我们需要分析不同力量之间何以形成如此巨大的差异，劳工为何如此之弱，资本为何可以如此强大和蛮横，其力量和资源来自何处。

　　 1、工厂专制政体下的管理模式

　　 麦克·布洛维在《生产的政治》一书中提出并且系统地论述了“工厂政体”。根据他的界定，“工厂政体”包括了对工厂和劳工进行分析的四个基本维度：第一，劳动过程；第二，劳动力再生产模式；第三，市场竞争；以及第四，国家干预（Burawoy, 1985）。这四个环节把微观的工厂场景与宏观的制度背景勾连起来，它们共同作用，塑造了劳资关系的基本特点以及工人的行动方式和行动能力。这些基本的政体维度可以为我们理解中国的劳工问题提供概念和理论借鉴。

　　 以工厂专制政体的概念工具透视当代中国的劳资关系和农民工的抗争方式，至少可以使我们得出如下的基本看法：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就业的大多数工厂政体都属于典型的工厂专制主义政体，可以发生多起跳楼自杀事件的富士康工厂作为代表，而远未达到“制造甘愿”的霸权政体的阶段。不加掩饰地压迫和剥削是资本治理农民工的主要方式（Burawoy, 1985：5; Lee, 2007; 沈原，2007：164-165）。

　　 准军事管理体制下的车间管理模式与宿舍管理模式是工厂专制政体的突出表现。以富士康工厂为例，堪称“准军事化的工厂专制主义政体”至少具有四个主要显著特点，第一，高强度的劳动过程、超长劳动时间和低廉的工资；第二，工人宿舍位于厂区之内，成为车间专制政体的延伸；第三，除生产线上的工作关系外，工人之间的其他社会纽结几近全部被毁坏，从而造成工人孤独冷漠的原子化状态；第四，准军事化的非人道管理（郭于华等，2011）。

2010年10月发布的《“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总报告》分析探讨了富士康的劳动管理体制，即以高强度、超时生产、低工资和低消费成本来达到生产效率及利润的最大化；通过暴力规训、意识灌输及分化工人来消解工人的反抗力量；以牺牲工人的尊严、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的管理模式。在富士康，工厂饭堂与宿舍等生活区，甚至工厂以外的社区，都不过是生产车间的延续，是工厂低成本运行的体现，都被牢牢掌控在富士康帝国的版图之内。这种生产车间与宿舍管理紧密结合的工厂体制构成了庞大的、中国所特有的宿舍劳动体制。这也是“富士康帝国”存在的秘诀，它最大限度地利用工人的劳动力，规训着工人的肉体与精神，塑造着工人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对工人进行24小时“全景敞开式”的控制，这样的管理体制直接造成工人的异化和集体性心理创伤。这种极为严苛的专制主义工厂政体导致的结果是，工人不仅被商品化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