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6月25日，梁振英發表首份《施政匯報》（下稱《匯報》），當時我在本報撰文（《獻醜不如藏拙 評梁振英六大教育「政績」》，刊2013年7月3日），勸其「獻醜不如藏拙」。一年過去，政府的教育工作究竟有何寸進？今年竟又再發表第二份《匯報》（6月24日），羅列所謂教育「政績」。今年的《匯報》以「培育下一代」為題，列出過去一年政府在教育上的「成果」，絕大部分都是政策上的修修補補，本身甚至不是政策的使然。《匯報》可用八個字概括，就是「掩耳盜鈴，文過飾非」。
專上教育方面
《匯報》的首段：「2013-14學年，適齡學生升讀學士學位課程比率達38%」。表面看，好像有所增加承擔，但這種數字遊戲又騙得了誰？教育局網頁資料表明：「現時透過八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的院校每年提供約14600個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過往我們常說高中學生（即中學會考程度）升讀政府資助大學學位約在18%左右，在學額不變的情況下，升讀大學的中學畢業生比例高了，原因顯然只是適齡學生的人數下降，並非政府的實質承擔增加。教育界一直向政府爭取增加大學學額均不得要領，如今卻這樣玩弄數字，變成所謂「施政成果」，相信就只有梁振英政府做得出來。
這還不止，《匯報》又指出政府於2014年1月宣布「增加1000個資助學士課程高年級收生學額。到2018-19學年，每年將有5000名表現優秀的副學位畢業生可升讀資助銜接學位」。的確，這1000個額外資助學位是由本屆政府增加的，值得肯定，但政策本身卻是由上一屆政府於2010年確立的。相對於每年數以萬計的副學位畢業生，1000個額外學位只是杯水車薪。只提出增加1000學位，而不提這是上屆政府的政策延續，不過是把別人的功勞挪為己用而已。
至於其他的「獎學金計劃」、「探討如何切實可行地推行新計劃資助每屆最多1000名學生，修讀選定範疇的全日制經本地評審自資指定學士學位課程」，以至「推行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等措施，顯示的，只是政府對專上教育仍然認為用錢就可以解決問題，而不去思考專上教育的定位，一而再只把教育看成職業培訓，絕口不提鼓勵人文思維、全人教育等理念，這又是什麼「成果」？
中學教育方面
《匯報》更是無視中學教育生態面臨的大變。去年的《匯報》，政府煞有介事地說要穩定中學教育界生態，提出矮化教師的「三保」政策，其結果是沒有多大效果，中學仍要面對縮班困擾、教師入職困難、職位前景不明等狀況；大量合約教席正在動搖教育界的穩定，這不是教師要職位穩定的問題，而是整個中學界正面臨斷層，學校開始無法建立穩定的團隊。教育工作與其他界別不一樣，它極需穩定的教師團隊照顧學生，尤其是在新高中學制實施之後，學生的學習差異擴大，教師團隊不穩定，將難以有效處理學生的學習差異。
結果，過去一年，政府仍舊對中學界的主要訴求充耳不聞，只《匯報》加強學校升學及就業輔導支援、加強「商校合作計劃」等雞肋式措施。至於把檢討新高中課程這項本來在改制之初早已決定會做的工作也視為「成果」，以梁振英的思維，我們自是不感意外了。
小學教育方面
今年北區小一派位亂局依然，家長仍舊怨聲載道，政府則視新的「分流」機制為功績；免費幼教在成立委員會後仍無具體結果，便以學券稍為加強而作為「成果」；今年對於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更沒有任何內容。至於資助學校提升網絡設備，在現今這個世代，只是負責任政府的應有之責，如何談得上是功績？面對這樣的「成果」，教育界只可被動接受而已。這裏無意否定政府的工作，但修修補補的措施，有大書特書的價值嗎？
梁振英政府的教育政策思維，有一點大家要細心留意，就是他們正大量推動香港學生回大陸交流，甚至就學，但對支持學生認識世界的力度則相對不足。與回大陸交流有關的撥款近4000萬，但支持學生到外國交流的撥款則不足300萬，究竟政府希望我們的學生有國際視野，抑或只希望他們認識所謂「國情」？在推倒國教科之後，大增這類回大陸的交流，是否為國教另闢蹊徑，值得留意。
連續兩年的《匯報》，一再顯出由吳克儉、楊潤雄這兩位教育外行人領導教育政策之弊，身為人力資源專家的吳克儉及政務官出身的楊潤雄，政策取態明顯只以教育作為職業培訓的主軸，並以「資源分配」作為所謂承擔的主要思維，這兩種取態本來沒有問題，都是教育政策需要考量的地方，但是欠缺宏觀視野、欠缺對教育理念了解的話，這兩種取態注定造成教育政策的缺失，而這兩年的《匯報》則把這些缺失表露無遺。
無視教育制度的問題，不去思量解決，所有的所謂成果都不會得到教育界認同。與其自我感覺良好，不如切切實實，虛心向前線同工的智慧學習。把教育做好，對社會的將來只會有利無害。
（文章刊《信報》，2014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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