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6月下旬民間公投開始，香港民運三連捷：超高的公投投票率，超多的七一遊行人數，七二超成功的公民抗命。這是舊民運淡出，新民運登台的歷史標記。
新世代要求自主而非被民主
公投顯示很多市民都支持公民提名。這要求實在不高，卻代表港人越來越有強烈的自主意識。戰後以來，由於沒有反殖運動（港共從不真反殖），1970年代成長的那一代，也不反殖(1) ，所以在被殖民的同時，也一貫自我矮化，沒有強烈的自主意識。主流泛民只懂得砌政策，連普選也當成是單議題的政策來砌，而從不敢過問憲制安排。知識分子佔有文化資源，本來應該了解到，基本法就是複製殖民地的獨裁政制，包括中央得任意解釋這點，豈可收貨？(2) 但主流知識分子俱無反殖意識，從英皇制誥到基本法，都是逆來順受，甚至說基本法「都幾好架啦」。
這種甘心於被剝奪政治人格的心理，本身有深刻根源，並非只怪責個人就能夠解決。(3)
但80及90後一代，其與父母輩不同者，恰恰在於他們已經根扎香港，特別是普羅或小康家庭子弟，都視此處為家。加上六四屠殺所刺激起的民主意識，在以後二十年又繼續發酵。這就不難明白，為何民運會出現世代交替，為何會出現強烈得多的自主意識。化為口號，就是學聯的呼喚：「自己政府自己揀，自己香港自己救！」自主不等於港獨；他們只要求內部事務自主，如果這超越了基本法，那只是因為中共根本是胡亂解釋基本法。
新世代要求社會經濟和文化公義
但我們不能忽略反東北偽發展計劃運動，在此波民主運動中的作用。如果只有新界東北村民反抗，大概此事件就會同過去幾十年無數強拆遷一樣無聲無息被忽略了（大家還知道1979年上水安樂村反強拆事件嗎？）。是大批青年出來守護村民，是他們把行動詮釋為更寬闊的社會公義問題，才令行動成為運動。而這當然同2010年反高鐵和2012年聲援碼頭工人有承先啟後。但更遠一點，其實要看到，新世代在當代資本主義日益沒有希望的事實。
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無法帶動工資及就業同比增長」和兩極分化、這兩種趨勢，在1997-8的亞洲危機之後，加快運行，造成新世代就業雖還不難（這是香港較歐美日幸運之處 – 暫時），能夠就業得有尊嚴卻萬難。當然還有萬物商品化所造成的文化貧乏，越來越無法滿足新一代的創新要求。總之，香港的全部制度，都和新世代已經提高了的社會和文化期望正面衝突。他們這一輩不只要求政治上的自主，也要求經濟文化上的自主了。舊世代從不質疑官商壟斷香港土地，然而新世代卻提出「土地是全港市民共有的資源，唯有開拓城市同鄉郊的可持續發展，保育自然、永續農業、擴闊社區生活空間，發展多元經濟，才可為全港市民帶來生機，尋覓出路」（土地正義聯盟）。
就這樣，新世代逐步改變了舊民運那種「齋普選」的狹隘視野。這可以從街工七一聲明看出苗頭：「我們深信，民主與民生是一個整體。只有民主的政治制度，才有可能完善民生保障；只有完善民生保障，市民才有條件參與社會事務，體現真正的民主。」
公民抗命，為反殖補課
新世代才有勇氣把公民抗命說到做到，而不是像部分泛民那樣，只說不做。因為雙學挺身抗命，才大張民氣，把民運形勢從被動化為主動，為新時代伸張了人民主權和政治人格，也是一次反殖補課！昨天明報社評危言聳聽，「支持警隊執法」以避免動亂。其實，公民抗命，但不拒捕，何來動亂？如有動亂，必定是中共及其本地代理人所為。這等恐嚇，嚇得住舊民運，嚇不住新民運的。
改變在於抗爭
回到眼前：下一步迫切需要乘勝追擊，在整個夏天，在政府推出政改方案前，發起不合作運動，迫使政府順應民意。不給梁振英看守政府一分錢！(4) 而只有繼續動員群眾，才有望令泛民議員繼續拉布。其實這已很有節制，因為反對撥款，只維持很短時間。只要政府推出包括公民提名的方案，杯葛撥款即可停止。
早就有人提出罷課罷工。這當然也是選項。不過，要做到這點，尤其做到而又不會有重大反效果，是不容易的，需要很多準備。雖然雙學在七一發動了首輪公民抗命而又十分成功，仍然有多得多的同學還在袖手。（至於民主派的勞動者，觀望更是大多數了。）要動員同學，恐怕更加需要運用新民運的思維，把普選/公民提名的目標，與減輕學生負擔結合起來，爭取大幅降低學費以及免除大部分求學債務，爭取廢除教育商品化。這或讓更多學生感到，他們的切身物質利益，的確與民主息息相關。
仍然有不少人會潑冷水：中央哪會聽你的？的確，在爭取最大成果之餘，我們也要有目標不達的準備。但民主派不應該只有一個目標。即使暫時無法爭取到一個較好方案，則迫使泛民議員否決之，便是下一場戰役。然後是再下一場。重要的是在連續的小戰役中，鍛煉出一大批新民運戰士 – 這才是戰略目標。至於一城一池之得，只是策略目標而已。
我7月2日中午從警察訓練學校回家，看到電視新聞，有個參加靜坐的女孩，很認真地說：「怕也要企出來，重要是爭取多D人都企出來」。這一刻我禁不住下淚。有這樣的女孩子，我就知道，繼續當一個民運小兵，實是光榮。想起蘇東波一句話，就更其坦然了：「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
注：
1) 除了當時的托派與無政府派。但那時還有一個小毛派組織，叫揭露，對港共系統之假反殖與嚴重官僚化不滿，也抱持反殖立場。但大家都不成氣候。這同台灣經驗大不相同，也是為何香港民運比台灣落後的一個原因。
2) 他們也本應了解，基本法所謂高度自治之假（國內省市首長經人大選出後，不須再經中央任命，而香港要），寫明五十年不變之愚蠢（本該寫「變與不變俱由港人自決」）。參看1988年文章《不是怪論——反對基本法保証五十年不變》。
3) 當中，包括70年代那一輩承繼了上一輩的難民/移民的過客心理，只求自己一代的安穩，卻不敢集體地、政治地去想下一代的問題。再加上本地大學，從來都以訓練技術官僚及商業人才為其首要使命，即使教授憲法學，也往往以技術化詮釋，而將人民反抗的偉大歷史精神閹割掉。此中代表者是陳弘毅的《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民主憲政》。我曾在主場有一文評論過。
4) 所以新世代民運現在沒有打算去推翻梁振英政府，不要污衊什麼動亂。他們只是按照民主原則，為梁振英政府劃下框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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