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七一預演佔中和反東北反大白象多場戰役，不少市民終於有幸見識到警隊在曾偉雄帶領下的作風，同時六一三一役亦喚起了不少人對於人權、警權的關注。遺憾的是，過去一個多月內發生的這些事件和絕大多數的警察侵權事件一樣，並沒有引起太多對於警察制度的反思。
警察濫權、粗暴對待示威者全因中共政權？
筆者在參與六六、六一三、六二零、六二七、七一五次集會當中每一次也會聽到集會市民異口同聲地批評香港警察處理集會示威的手法，但很有趣地他們全都將問題歸咎於政權的腐敗，和回歸後中共對於警隊的操控。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或許有些少關系，但筆者不認為這是問題的主因。很簡單地舉些例子，我們不難發現在今年三月開始的台灣太陽花學運，對岸亦面對了同樣的警權問題，當中一些畫面我們仍歷歷在目。對岸的防暴警察在一個民選政府的促使下，仍然是一棍棍的敲在手無寸鐵的民眾的頭上。陰謀論者可能會說，台灣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中共操縱的，尤其在服貿這樣關乎兩岸關系的議題上，台灣警察不得不為中共服務。但這顯然不是問題的重點，英治時期的警察不也是由一班英國紳仕帶領的嗎？他們是如何對待示威者的，問一下梁國雄和他當年的戰友便會知道。也不要認為時代變了，現在民主國家的警隊就會文明一點。我們回望一下2010年在加拿大舉行的G20峰會時引發的動亂，多倫多市警察把示威者牢按在地上毆打的畫面。由此可見，無論管治者是誰，他們的反對者也注定要被警察蹂躪的。
以武力為本質，以權貴為保護對象
若我們細心觀察我們社會的權力架構，就不難發現無論是民主社會還是獨裁國家，對於警察的監察都是軟弱無力的，而這絕對與權力架構有關。且不談在香港由行政長官委任的監警會，就以加拿大多倫多為例，監察該市警察的獨立組織OIPRD（Office of the Independent Police Director），其首腦是經司法部推薦再由省督任命。司法部長則是內閣的一員，省督也是由總理提名的，由此可見市民不單未能直接參與警察局長的遴選，連監察警察的機構組成也是無權過問。要維繫這一切權力架構，除了是市民的服從，最重要的就是武力－－武裝部隊的武力。一個武裝部隊由政府徵召、管轄、和支付，然後再由政府自己監察，這樣的武裝部隊，除非你是真心相信政府是為你服務的，否則你又怎能相信警隊的首要目標是「為市民服務」呢？從權力架構上和警隊的組成上，我們不難看見警察和所有合法武裝部隊的建立就是為了保護整個權力架構和權力架構的最上層（即他們的「主人」），一旦這些權力和掌權者（不管是誰掌權）受到威脅，他們就會露出本質。而武力就是他們的核心，透過武力來維繫權力，再透過權力來維繫武力，警察打壓示威者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
沒有警察的世界，真的遙不可及？
這並不代表改善監察警察的制度便能解決問題，問題的晶結是警察制度所訓練和發展目標是培養沒有獨立思考和對武力權威的服從性。這是反人性和阻礙人類社會和平地向人道發展的（此觀點將在續文中詳述）。那你想怎樣？難道要把所有警察革走解散掉了？有些很可笑的人會在問警察消失了之後，社會將會是多麼的暴力和不公，很可惜這只能證明他們從沒認真反思過。沒有認真地對警察制度作出反思是合理的，但沒有認真反思過為何會有犯罪、為何會有不公義才是死罪，最可笑的是還有人以此合理化警察的暴力；這些人下場定必是和豬八戒老母一樣，都是蠢死的。西班牙在1936年到1939年的革命期間，便是廢除了原有的警察制度，改由伊比利亞無政府主義者聯盟（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和人民協調下地區性的工人巡邏團隊（Worker’s Patrol）防止罪案。在廢除金錢制度後的西班牙（最主要的是加泰隆尼亞），人民把地區的治安完全地交給了自發參與的巡邏員。然而，這支七百多人自發組成的巡邏隊並非阻止罪案發生的靈丹妙藥，它依賴的武力其實有限，因為在內戰期間的加泰隆尼亞早已差不多去到全民武裝的地步。那究竟是什麼令到在沒有壓倒性武力（如警察、軍隊）的管治下，部份社區的犯罪率卻不升反跌呢？那就是充沛的資源和良好的資源分配，而不是靠一隊有壓倒性武力的武裝部隊去維護不公平的資源分配制度。當年處於內戰混亂之中的西班牙人捨棄了警察，縱使只是換上了同樣依賴武力的工人巡邏隊。在資源和環境也較當時為佳的今天，我們是否應該好好反思整套制度和罪案的根源和存在，尋找一下其他的出路？
Sources:
http://www.thestar.com/news/gta/g20.html
http://www.torontosun.com/news/g20/2010/06/18/14442406.html
https://www.oiprd.on.ca/cms/
http://anarchism.pageabode.com/anarcho/govern.html
http://www.democraticunderground.com/10244180
Anarchist Ideology and the Working-class Movement in Spain, 1868-1898
By George Richard Esenwein
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
Workers’ Self-Management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1936–1939
Sam Dolgoff (editor)
Bob Black
An Anarchist Response to “An Anarchist Response to C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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