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葛剑雄:历史跟现实是相通的

  
现在所谓的这些经常发言的人物,叫大V叫什么也好,不是伪君子就是书呆子,这两者占了大多数。所以我不屑一谈这些,我也不愿意人家标榜我是什么公知。

   广东人民出版社七卷本《葛剑雄文集》囊括葛剑雄迄今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及作品。文集由葛剑雄重新编订,当中很多为市面上已绝版的书目。葛剑雄是谭其骧的学生,也是他最后十余年的助手,朝夕相处,情同父子。新版《悠悠长水-谭其骧传》经十五年补充修订,真实还原一代学人形象。葛剑雄修订了之前面世的《前传》、《后传》中若干错讹,根据近年出版的《顾颉刚日记》、《夏鼐日记》等新资料增补,收集参考谭其骧日记、书信、文稿、照片和大量资料。

   《南北西东》一书首次发表《北极日记》,重新修订《南极日记》、《走非洲》、《剑桥札记》、《阿里考察记》。葛剑雄写道:”在南极,即使是在暴风雪持续肆虐,我不得不整天在房间里望着窗外惊涛骇浪的时候,我也以一名历史地理学者的本能,纵览古今,思考着:为什么发达而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培育不出杰出的科学家和探险家?为什么中国直到16世纪才出了一位地理学家和考察家徐霞客?为什么200多年前的中国对南极的发现一无所知?……为什么南极地图上遍布西方人命名的地名?中国人将怎样面对未来的海洋和未来的南极?这些问题我并没有完全找到满意的答案,但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历史不能重演,未来可以选择。”

   受陈寅恪先生经历影响记传

   时代周报:你写了谭其骧传记。作为谭先生收的第一届博士,这个经历在今天来看非常传奇。当时谭先生收博士的方式跟现在收博士的概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葛剑雄:我们1978年考的是研究生。在我们研究生期间,国家通过学位的条例,所以我1981年毕业时拿到硕士学位。到1982年春天,国家开始试点招博士生了。那时候我已经留校工作了,我大概是全国第一个在职的博士研究生。我跟周振鹤有幸被教育部特批作为试点,实际上只念一年多,1983年8月就通过答辩,9月拿到博士学位。

   1980年底,学校领导就找我说:谭先生工作繁忙,任务重大,身体不好,需要一个学术助手。就让我做他的助手。他晚年的很多经历我都在场,平时我们散步、聊天。他做学问的方法,我都比较了解。更重要的跟着他一起这么多年,各种重要场合都在,我对他的为人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给我树立了不只是学术上的典范,他的为人是我人生的典范。所以,我们的感情也非常好,可以说我们虽然是师生,情同父子,甚至情胜父子。他跟我父亲年龄相仿,但我跟我父亲也不会有这方面感情的。

   有一次,他在看蒋天枢先生写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里面讲到”文革”前陈寅恪曾经跟他的助手黄萱说:你跟我了不少时间,你可以把我做学问的方式记下来。结果黄萱说:先生,我学得不好,记不下来。陈寅恪说:学不好也好,免得中毒。他是有感而发的。看到这段话,谭先生就跟我讲:陈寅恪真可怜,这么好的学问没有办法传下来。那么,我就讲:谭先生,其实你有很多东西也来不及写下来,我到时准备给你写一个传记。谭先生就说:你写可以,要实事求是。有了这个话,我比较注意积累他的材料。他逝世以后,他儿子代表家人把他的日记都交给我,把他的所有材料都交给我。所以,我写的条件是比较好的。那时候那些老先生还在,我找到邹逸麟、王钟翰、胡厚宣,找了好多人。然后,征集了他的信,还有他全部的日记。既然谭先生叫我实事求是,我也尽量做到实事求是。我也写到他在”文革”的经历,比如林彪叶群要请他来讲课,那么,叶群的信我也找到了。他在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很有代表性。

   时代周报:你做学问,不仅读万卷书,还行万里路,曾去过南极、北极。这是天性使然吗?

   葛剑雄:我们以前可怜,我1965年做教师,连上海都没离开过。我没有条件,家里穷,所以我小时候在家乡镇上念小学,连县城都没去过。实际上,我这个人很喜欢到外面看。”文革”中间给我开了眼界。因为我年轻,叫我参加了材料组,审查其他人外调。我们学校有一个人以前当过记者,社会关系很复杂。为了调查他,我走了大半个中国。我觉得中国的一些地方都要实地去看。到了念研究生就比较自觉了,有条件就跑。以后有各种机会我都利用,比如说到南极、北极、非洲。我到美国当访问学者,人家都不买车,我第一个就开车买车。

   时代周报:你认为行万里路对做学问很有好处?

   葛剑雄:当然。因为对一个地方、一种文化的了解也是需要有自己的体验。我喜欢有一段时间在一个地方住下来,而不是走马看花。我到美国访问,集中是一年。而且我这一年不像其他人,我是和家里人同一天出去,同一天回来。当时学校和美国都同意我全家一起去,一起回来。我觉得在那里过家庭生活,买个车子,这种跟他们享受一样的生活,就比较了解了。我到日本差不多是半年,在英国剑桥四个月,在巴黎一个月,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对一个地方比较了解了。再加上跟书本的结合,就对各种现象能够观察得细一点。我总感觉,历史跟现实其实都相通的。好多东西都相通的。你要理解历史,不光是书面的记录。其实没有一种书面记录是真正100%反映真实的。要做历史研究,特别要关注现实,这样相对来讲,农村来的孩子比较能够理解。城市的孩子,特别从重点学校进大学的人理解不了,再聪明都不行。

   现在常发言的多是伪君子或书呆子

   时代周报:你为什么写那么多时评?

   葛剑雄: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正是提倡思想解放。我还起草了一篇文章,用谭先生和我们的名义,在上海纪念马克思一百周年理论讨论会讲的,我觉得要解放思想,要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历史地理。以后,有些报纸来找我,很多文章都是这么写出来的。有一段时间我写的时评比较多,基本每一个礼拜都有,而且不止一篇。

   时代周报:现在大家讨论得很多的是关于知识分子的公共话题,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葛剑雄:我讲过什么是知识分子,不是说大学毕业或者有博士学位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有几个条件的,第一,他要有一定的知识跟社会地位,否则怎么叫知识分子呢?当然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第二,他关注的不仅仅是他的本专业,还应关注本专业以外的社会。如果研究核电的只关注核电,这就不叫知识分子。至少要关注核电以外的问题,或者核电跟社会的关系,这才有资格叫知识分子。第三,他关注的途径、关注的方法,要充分应用自己的知识。你要关注专业以外的事情,但是你必须要负责任。不能够胡说八道,比如我的专业不是教育,我要对教育发言,那我要对自己言论负责。我要调查研究,要了解。到时候我不能说我不懂,不懂讲来干什么。现在所谓的这些经常发言的人物,叫大V叫什么也好,不是伪君子就是书呆子,这两者占了大多数。所以我不屑一谈这些,我也不愿意人家标榜我是什么公知,我说:谢谢你的好意,不要拿这个来标榜我。我做我该做的事就可以了,你怎么定位是你的事。另外,我觉得在这个改革的过程中,如果你真正是为国家为社会着想的话,也不得不讲究妥协,有很多事只能一步步地做,没有必要什么东西都抖出来,非要把人家逼到死角。有的人一定要说划什么派,我说我什么派也不是。我的朋友有你们讲的左派,也有你们讲的右派,我都不拒绝打交道。比如我写的一篇文章批评北大的孔庆东太粗鲁太无礼,其实他不敢回应我的,因为我跟他也有一面之缘。去年我们去土耳其,正好是同一批的,他对我很客气,我跟他谈话也不涉及任何政治问题。我的很多朋友相互之间都有过节,但我对他们都是朋友。

   时代周报:你的微博有100万粉丝。你如何处理自己在微博上的言论?

   葛剑雄:我一般自己也不大发。人家叫我转发,必须告诉我怎么样证明你是真的。万一你错了,我怎么相信你呢?我又没有权利调查你。我说言论自由要堂堂正正地争取,要公开,连这个勇气都没有,那还讲什么言论自由呢?如果从小就养成一种不负责任,造谣生事的习惯,将来害了自己。因为不署名,不是实名,所以不要负责任。我主张公开,实名,怕什么?所以,我的微博是实名的。现在很多人都抱怨怎么不好,我说:我们这一代人知道,比起以往言论自由还是有点空间了,大家要好好珍惜这个东西。现在很多中国人就双重人格,这很危险。

   七卷本《葛剑雄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学人文库”之一):《第一卷:普天之下》、《第二卷:亿兆斯民》、《第三卷:悠悠长水-谭其骧传》、《第四卷:南北西东》。后三卷为待出:《第五卷:追寻时空》、《第六卷:史迹记踪》、《第七卷:冷眼热言》来源: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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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30日, 9:05 上午
分类: 公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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