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中国|器之:图穷匕首见-对习近平反腐斗争的另类思考

虚弱的巨人李晓强自薄熙来事件以来,尤其在习近平登大位之后,中共的反腐运动愈演愈烈,高官落马的消息不断传出。出于对中共官场腐败的痛恨,民意中对于习近平的反腐斗争自然是一片叫好之声。习近平也似乎要借民意之力,把反腐运动一路飙升,大有效仿毛太祖,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意味:在清除了新“彭罗陆杨”(薄徐周)之后,再趁胜进军,直捣新“刘邓”司令部(江系老巢)。

从战略角度讲,毛整肃“吏治”的文化大革命是彻底失败了。但在战术意义上,毛的确成功地清洗了他在党内的政敌,在他的有生之年,把他属意的,以四人帮为核心的文革派扶上位。尽管文革被中共否定,但死诸葛吓退活司马,毛的地位仍然在中共屹立不倒,余威在身后30多年依然震慑着整个社会。如果习近平也要发动一场新“文化大革命” – 整肃中共官场的毛式运动,他有成功的希望吗?且不做道义上的判断,仅仅说在这场皇帝与朝廷的对垒中,谁更可能胜出。

首先,习皇的威望和能力,无法与毛帝相比,这是不言自明的。毛通过延安整风,已经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神明和皇帝 –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列主义,是中共的指导思想:党内决议,毛有一票否决权,没有党主席的批准,一切党的决议都不能发布。毛通过14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从几乎绝望的境地,把一群农村放牛娃,庄稼汉,和城市里边缘化的小知识分子,带进北京城,摇身一变成为省部大员,于是全党对毛充满“皇恩荡荡”无限感激之情。解放后的一系列党内斗争都是,只要毛一发威,众封疆大吏,只有唯唯诺诺,俯首领命的份。习有这样的资本吗?没有,只是一个刚刚即位的小皇帝而已。他的唯一资本,就是“习主席”这把上方宝剑的权力制高点,和“”的道义制高点。如果以10分作为皇帝大战群臣的最高实力,毛发动文革时有9分实力在手,习最多只有4分。

在争斗的另一方面,今天的群臣,早已不是昔日毛手下的老红军,三八式的干部群体,而是在改革开放环境下成长的全新一代人。下面对毛手下的干部做一个分析,以对比今天的干部群体,说明今昔“文革”的前途为什么可能大不相同。

常听说毛率领的革命队伍,是一只充满共产主义革命理想信念的队伍,就是凭着这种信念和革命意志,取得了革命胜利。其实,这只是自我贴金的意识形态说教而已。以笔者阅读的党史资料,和在京城的诸多接触,我以为,在中共建政时的干部,大抵是三代人,或说依时间前后,参加中共革命的三批入,他们的背景和思想大不相同。

第一批是1921-1927年间中共的建党者和早期参加革命的人,他们多是中小知识分子。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因主要出于理念,或对当时社会状态不满,或充满革新躁动,类似今天的“愤青”。还有一些人,纯出于际遇,如瞿秋白,张太雷,刘少奇等人,是因为读了俄语学校,而加入了苏共主导的20年代的中国革命。这一批人中,或脱离中共,或在长期内斗和革命战争中丧生,只有极少数硕果仅存。少数幸存者在党内位居高位,以文职为多。

第二批人是在1927-1937年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加入中共的人。这一时期,中共转入农村,把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正统“共产主义革命”,转变为中国传统式的“农民起义”和“封建割据”。这一时期参加革命者,以贫苦农民,及少数贫苦手工业者为主。他们构成中共建政时的省部级高层干部队伍,尤其是执掌中共军队的900余位开国将军,几乎全部出于这批人。他们是毛帝手下掌权的主要高级干部群体。

这批人在参加革命前,基本没有关于“共产主义”的概念,所谓的革命理想,都是以后被训练和灌输的。他们加入革命的基本原因,是对于在农村贫苦生活不满,寻找出路。笔者在多年前,听到过一位老革命讲他参加红军的缘由:就是不喜欢种田,像当下的年轻人一样想出去闯闯。第一次国民党军队路过,想走,被母亲拉住了。第二次过红军,母亲没拉住,跟着队伍参加了革命。还有很多参加红军者,带有相当的胁迫性质。在大革命时期,南方农民运动在共产党的鼓动下,风起云涌。其实在中国传统的,乡绅主导的农村社会,邻里矛盾是会有的,阶级矛盾并非十分尖锐。但在某种策划煽动下,这种矛盾可以升至你死我活。(这种经历,文革一代都有切身的经历和体会。在文革爆发前,学校里并没有尖锐的师生矛盾。但在一夜之间,可以发生打死老师的事情。)于是在土地革命中,有诸多被当时农村人认为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地痞加入的贫苦农民的翻身解放中,大量惨无人道的惨剧发生。杀了人家父母,奸了人家妻女,分了人家家产,搞得乡里家破人亡,这样的“翻身农民”无异向共产党递了投名状,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社会中,已无立身之地。除了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把“世界颠倒过来”之外,已别无出路。这部分人,构成了中共队伍中最坚定,最忠诚的部分 – 再艰难困苦,也打不散,拖不烂,一心只有跟着共产党走。而最后居然革命成功,再入相出将,更造就了对共产党的死忠。笔者年轻时曾有一位朋友,其父是北京的一位局长,小八路出身。在经过文革的折磨之后依然对党忠心耿耿。朋友作为年轻一代,很不以为然。问起原因,他父亲说,如果没有共产党毛主席,就没有我这个局长,我现在还是一个放牛的。

第三批人是在抗战后参加革命的所谓“三八式”。这部分人的来源比较多元化。有几万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他们一般家境不错,纯粹是出于理想和理念加入革命。也有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农民,他们也会有与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农民类似的情节,但当时的阶级矛盾更趋缓和,主要是民族矛盾和抗日战争带来的灾难。文革前,这批人只有少数升至省部级,绝大多数位居中层,在司局处级的位置上。

在文革中,造反派批斗老干部是非常残酷的,一些老革命被打残,走资派的妻子儿女受到株连,有些人甚至家破人亡。但是在残酷革命年代造就的他们的“党性”,不会使它们背离自己的党。最大的反抗,也就是自杀。“自绝于党”后,还不忘在遗书上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在那个时代,有躲进外国领馆以求生的老干部吗?有偷渡边界投靠苏联,或香港,台湾的老干部吗?没有。其实偷渡香港并非难事,也只有一位音乐家马思聪那样做了。更不要说有敢于愤而公开反党,反毛主席的老干部,从来没有发生过。

回过头来再看今天的中共干部群体,在邓小平扭转“革命”方向,走向“经济”,江胡执政20年后,已经完全物非人非。

中共今天的高官群体,基本上成长于50,60年代,在文革后期,或者后文革时代参加工作,入党做官的一代。他们的社会出身是多元化的。大多数人都有相当的文化背景。许多人有大学学历,有专业背景,至少也是如假包换的高中毕业生。他们走进社会,一睁眼看到的已是后革命时期的官僚体制和官僚特权。他们是精明的一代,投机的一代。他们心里都很明白他们的自身利益所在 – 沿着官阶向上爬,爬得越高,名利的收获越大。他们用不着“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去拼搏,也没有战场上严酷的“自然选择”机制,只需巧令言色,在官场上厮混。他们把自己染成红色,完全是因为在体制内的生存需要,而非与体制合为一体的自然结果。

他们与老一辈的最大区别,是老一辈要使用中共的体制获得自身利益,也只有依赖这个体制,才能够带给他们身家幸福。于是,在攫取的同时,有感恩和维护中共体制的自然冲动。而新一代人,在当今的环境下,已经有多种途径可以选择,去谋,出国等出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们与中共同生死,共命运的忠求自身利益。如果官场失意,还有重操旧业,下海经商诚度,远非老一代中共干部可比。已是副部级的王立军一见危险,采取的对策是出走美国领事馆,是这种差别的最好注解。

回归本文主题,在习皇与官僚集团的争斗中,这些新一代官吏,还会像文革中那些走资派一样,乖乖低头认罪吗?他们会真心因为是党的决定和纪律,就对习近平主席顺服吗?他们心怀怨恨,还会像老一辈中共干部那样以大局为重,为了党忍辱负重吗?完全不会。如果说面对毛皇的铁腕,官僚集团的实力只有1分。那么对于习皇的整肃,官僚集团不服输的反扑可以有6分。

看今天习皇反腐的恶斗,一场当今皇上对决官僚集团的大戏已经拉开。纵观中共历史,一旦撕破脸,从没有妥协或调和的先例,必是你死我活。形势到了今天,只有两种结果,或是习皇胜,或是官僚集团胜。

一方是在20多年里成长壮大的官僚集团,占据了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绝大部分资源;一方是登基不到两年的幼帝,手中凭借着一只“东厂”和几个握有兵权的哥们儿;习皇的反腐前景是相当不确定的。

图穷匕首见,如果哪天传来某人死于非命的消息,我不会感到惊讶。

2014年8月16日, 9:56 上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