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29日,我应邀在金尧如新闻奬颁奖会上发言,谈1989年以来中国传媒的坎坷道路。一些看到讲稿或报道的学界朋友,对我谈到的“五种角色”,有进一步探讨的兴趣。藉《传媒透视》研究平台,我作更细致表述。

我谈到的五种角色和力量,分别指:

政治权力
市场经济
资讯科技
公民社会
新闻媒体

如下图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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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

权力吃掉了媒体

五种力并非从来就有。1949年中共建政后,1950年春,全国有公营报纸257家,私营报纸58多家,到这年8月,私营报纸骤减到25家。到1953年,所有私营报纸都转变为公私合营报纸,后来又逐渐退还私股,实际上皆为公营[1]。对新闻工作的称谓,从最初的“新民主主义的新闻事业”、“人民的新闻事业”,变成“党的新闻事业”。

1957年反右运动,重创中国传媒。民国报人的自由传统和中共党内报人在反国民党时形成的民主传统,被拦腰斩断。毛泽东亲撰《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开权力严控媒体之先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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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跃进到文革,中国媒体沦为助纣为虐的政治工具。1968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长文《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新闻路线》[3] ,“中国赫鲁晓夫”,指被毛泽东打倒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该文阐述“毛主席无产阶级新闻路线”称:“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必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必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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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中国传媒草木凋零,1970年全国仅存42份报纸[4]。这些报纸,一张面孔,完全是毛的传声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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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

媒体开始复苏

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捕,文革结束,中国传媒出现转机。在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口号下,毛泽东新闻路线在实质上受到冲击。

1980年,中共提出“新闻改革”。新闻界首先批判“假大空”恶劣文风,倡导“新,快,短,实,活”的报道。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一大批老记者复出,重燃新闻理想。中国报告文学另辟蹊径, 在新闻与文学的结合地带,直面现实,追求自由。 《南方周末》、《世界经济导报》、《现代人报》等报纸在80年代创刊。截至1989年,全国有报纸1576种,杂志6078种[5]。

党报发生变化。《人民日报》曾在头版头条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政治问题可以讨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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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媒体间严控与被控的紧张关系一度松动。中宣部副部长滕藤提出,报纸登什么不登什么应当由报社自己决定[7]。在赵紫阳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中,包括“言论与出版自由”、“增加政府对新闻界的开放”、“舆论监督”、“民办报纸”等问题均被提出[8]。中共13大,总书记赵紫阳提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新闻界把扩大公众“知情权”作为新闻改革的目标。

1989年春,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引发追求民主的社会运动。 5月6日,赵紫阳对胡启立等人说:“目前,新闻自由是一个焦点,解决这个问题要通过立法”,“在新闻立法上,中央要更超脱一些,让立法机关来讨论制定,而不能由中央来作规定”,“看来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9]。

《人民日报》历史上最具政治开放性的版面出现在1989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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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政治权力和新闻传媒进行了空前的博弈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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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时期:

多了市场

1989年Tiananmen事件后,中国媒体噤若寒蝉。新任总书记江泽民批判赵紫阳的新闻政策,提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10]。然而1992年,邓小平南巡,重启市场化经济改革,传媒生态因之而变。

中国传媒被市场潮流裹挟,自负盈亏的周末报、报纸周末版、电视栏目等,井喷式涌现。截至1999年,中国有报纸2038家,杂志8187种。“既要听话,又要赚钱”,是一些媒体老总的信条。

传媒市场化的标志是:在党报之外,一批市场化媒体降生;这些媒体,具有更强的商品属性,靠适应受众的需要扩大发行量或收视率,靠发行量、收视率赢得广告份额;资本开始进入媒体(包括国有资本和国际资本);新闻人才开始在市场流动。这是《南方周末》的一期新年特刊,当时该报发行量已达120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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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力量与传媒力量之汇合,是江泽民时期耐人寻味的现象。彼时的党和政府,财力尚不雄厚。他们允许一部分媒体走向市场,亦期从中获利。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是《南方周末》的“母报”,“儿子”每年要按规定向“母亲”上缴一定比例的利润,比例逐年递增。这是党报不可或缺的受益,而媒体获得了与政治权力“议价”的能力。一些报纸大胆触碰红线,屡屡受罚,但每每被领导保护过关,生存的秘密在此。

江泽民时期,政治权力已深知市场的重要。权力大举进入市场,与国际资本握手,在国内,提出了“做大做强党的传媒”。江时期的传媒环境,已不同于毛、邓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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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时期:

网络与公民崛起

2003-2012,胡锦涛执政十年。这十年,政治权力对传媒的控制一如既往,惩罚打击层出不穷,但当局有时也调整身段;更多精致化的管控,部分替代了笨拙粗暴。中共尝到市场甜头,积极推进传媒市场化,并着力控制市场垄断市场。权力和资本,有时合谋控制传媒。而传媒则遇到新的机遇。

互联网在此十年间崛起。中国发展互联网的政策,是江泽民时期确定的。1994年,中国实现与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链接。1997年后,上网人数迅速增加。江、胡交接时,中国已有不少活跃的网站和电子公告牌(BBS)。2002年,网民超过5000万人。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佈的数据,显示了胡锦涛时期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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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在金尧如新闻奖颁奖会上谈到,在胡的第一个任期(2002-2007),博客来了,公民记者出现了。许多突发事件,通过网络被报道,许多腐败官员,被网民揭露,各种意见经由大众麦克风表达。在他第二个任期(2007-2012),微博来了,微信来了,自媒体时代到来了。这既是对政治权力的挑战,也是对资本权力的挑战,而资讯科技最大的受益者,从长远看,一定是公民。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2008年以来编辑出版了《中国猛博》和《出大事了》,这两本书详细记录了互联网时代中国民间的意见表达和公民维权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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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时期,中国大陆NGO(内地通称“社会组织”)的总数逐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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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使用传媒话语分析方法,对中国报纸上的“公民社会”一词作了检析,结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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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当政的10年中,公民运动与新媒体交相呼应,风起云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景观。源自五种角色的五种力量,全部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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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时期:

权力的新形态

进入习近平时期,传媒生存环境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截止2013年底,中国网民规模突破6亿,其中通过手机上网的网民占80%;手机用户超过12亿[13]。2014年2月27日,中共宣布成立旨在“保障网络安全、维护国家利益、推动信息化发展”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宣告成立,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亲任组长 。

胡锦涛执政前期,中国公民运动曾迅猛发展。维护自身权益,捍卫公平正义,必然要求资讯公开、言者无罪。一些民间组织和社会运动的领袖,本身就是互联网上的活跃人物。胡执政后期,社会运动受到日益严苛控制。进入习时期,“公民社会”与“普世价值”等成为不准正面传播的政治词语。

习近平时期,政治权力高度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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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公民社会仍在顽强生长。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公民社会与资讯科技,公民社会与新闻媒体,这三组关系,须特别关注。

在中国,公民社会实为市场经济的产物。无市场,无私权,无契约,则无公民社会。十多年来,社会与市场不断交融,互为依托。而当局则视此为巨大隐患,每每出手,斩断两者关系。

公民社会与资讯科技,今天如影相随。网络已是社会最重要的生存方式。公民权利之要件——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其保护、扩展,与网络密切相关。资讯科技之巨大的赋权作用,亦令当局惊惧。严控网络,本质是遏制公民的与日俱增的权利诉求。

在此基础上,公民社会与新闻媒体正形成值得注意的共生结构,形成与政治权力抗衡的全新力量。中国传媒今有两个角色:政治角色(宣传工具),经济角色(盈利工具)。中国传媒的出路,是转变为社会角色。它是公民社会的一分子,追求自由,承担责任,服务社会,受社会监督约束。它向市场提供产品,但在总体上不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某种意义上,更似社会企业。这样的理念,当局无从理解。他们正把传媒逼到“更老实听话,更疯狂赚钱”的路上。

这就是中国传媒今天的生存环境,它的命运,取决于政治变革,更取决于社会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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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孙旭培:《解放初期对旧新闻事业的接收和改造》,《新闻研究资料》第4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2]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一版
[3]人民日报1968年9月1日一版
[4]梁衡:《中国报业五十年》,《新闻传播》1999年6月号
[5]《中国新闻年鉴》(2000)页567,中国新闻年鉴社
[6]人民日报1986年8月30日一版
[7]人民日报1986年8月20日三版
[8]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页162、340、501-510,太平洋世纪研究所出版,,1997
[9]张万舒:《歷史的大爆炸》,页132,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年
[10]人民日报,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七日第一版
[1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403/t20140305_46239.htm
[12]数据来源:民政部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报告
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mzyw/201406/20140600654488.shtml
[13]新华社报道:http://news.xinhuanet.com/info/2014-02/28/c_133148759.htm

(作者是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