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甸即便是超过六百人的死亡，也没能多吸引住一周的关注。头七还没有结束，这起地震就如同没有发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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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姚遥
高高的山岗上，少年牵着高过他一头的大马，安静地陪伴着他的父亲，他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几个小时，眺望着远方。

一个车道宽的烂泥路里，两辆小货车冒着黑烟吃力地往上爬，出现在了人们的视线里。山岗的这个位置，是在堵车和泥泞中挣扎了几个小时的货车此行的终点，也是货车能前行的极限。

见到货车停下，一众村民开心地围拢上去，帮忙卸下物资，然后在押车的志愿者引导下有序地分配完毕。天色已晚，卸下重担的货车照旧小心翼翼地原路返回。少年陪着父亲，牵着马拉着货物，在夕阳下小心翼翼地踩过陡峭泥泞的路，还需步行一个小时，才能返回那个帐篷或篷布里的家。马背上装着必需的大米、食用油或者棉被。

这是鲁甸地震灾区最偏远的那些村庄里，每几天就重复发生的一幕幕。而从鲁甸的地震区出发，驾车33个小时，在1910公里以外的南京，一场节约的青奥会开幕式刚刚举行完毕，据说花费只有奥运会的十分之一。

在绚丽仪式的远方，大山里的这些地震灾民还在为生存而奋斗，有条件看电视的地方，人们也还是如同强迫症一样反反复复地看着电视台对地震新闻的播报。对灾害的报道，对救灾的进展介绍，是对他们梦魇的最好消解。但仍然克服不了的是，即使最轻微的余震，也会让所有人如同大虾一样弹起，毁掉难得的睡眠。

在同一个时间的不同空间里，香蕉不能出现黑点的南京青奥会，与依靠人力和畜力搬运大米的鲁甸，都是最真实的中国。

然而，鲁甸即便是超过六百人的死亡，也没能多吸引住一周的关注。头七还没有结束，这起地震就如同没有发生一样，除了零星的消息还在顽强的流传，大山外面的世界，已如平静的大地一样，开始追逐其他的热潮。

6.5级的一个地震，最大烈度9度，震得如此惨烈。震中，就是社会的软肋。雅安地震发生在经济不算差的城市，山势陡峭而不甚贫困，岷县地震发生在大山深处的村里，交通困难但还没到举步维艰。
而鲁甸，完全集中了所有的软肋。灾害带来的损失巨大，科学的讲叫做脆弱性高。这样的脆弱，无法回避。

撇开常见的房屋抗震问题，中国地震中人员伤亡惨重和救援困难，还有个更深的历史原因，是几千年的征战，许许多多的弱小民族被迫迁徙进入了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或者一些家族躲避战火去了现实中的桃花源。这些地区地势险要从而易守难攻，可以躲避外族战火。同时这里自然资源相对贫瘠，不会被强人所觊觎。然而，不幸安居在地震断裂带上的人们，虽然有了一时的安宁，却避不开大自然的挑战。最为不幸的，是那些山体整体塌方而掩埋的村庄。而幸存下来的人们，又不得不面临道路交通的挑战。虽然大量的救灾物资已经运抵了县城，然而狭窄与险要的地形，塌方、滚石、泥石流威胁下的道路，让运输成为难题，无法快速地解决灾民的需求，部分最艰难的地区，人扛、马驮、摩托车接力成为最后一公里的痛。

这样的地区，从宏观上而言，移民是一种选择。虽然这是祖祖辈辈生存过的地方，但也是需要考虑搬离的地方。国内的地质灾害搬迁工作一直在进行之中，然而，每次面临惨烈的结果时，总会有一种令人窒息的感觉。

而越是这样弱势的地区，更令人遗憾的就是“386199部队”（戏称，38即妇女，61指小孩，99代指老人）的留守，青壮年进城务工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阻挡的大潮流。从经济上而言，他们为家庭带来了更好的生活。但是他们的剥离，也将家庭置于了更加脆弱的境地。

在鲁甸地震中发现的一个受损严重而未有关注的村民小组里，只有老人和儿童在，死亡的也是老人和儿童。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邻里村民之间的自救是比外部救援更为及时的力量。唐山大地震中，被埋压的居民有63万，邻里自救出来约48万；日本阪神地震中，3.5万获救人员，2.7万是邻里救出；汶川地震中，8.7万的获救人员中，大约7万是邻里互救救出。而且，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个小时救活率是最高的，这时也只有邻里能够赶到。

然而，越是偏远贫困的地区，青壮年越是需要外出打工，而这里也是外界救援力量到达最困难的地区。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老人和儿童的自救能力极为脆弱，完全无法形成有效的社区自救。如果这些青壮年还在，或许被埋压的老人和儿童就还能多一些幸存的可能。但当不幸的青壮年赶回家中之时，已经是阴阳之隔，无力回天。

这样的脆弱，来自于多灾多战乱的历史，来自于城乡分割的时代。而诸多的这些脆弱，让6.5级的地震，成为当下的一个投影。如此惨烈的死亡，和艰难的救援，与炫丽的现代文明，在同一个事件的不同空间并存着。

城市化的梦还在继续，农村的中国痛路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