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胡定核：对领袖热的理性发言

　　 去年秋天，赴美国伊利诺大学商学出字访问的傅红春博士，在商务印书馆出了本《领袖的偏好与效应?。在已渐退潮的”领袖热”中，对领袖偏好效应做一理性发言，不无益处。

　　 “领袖偏好效应”是傅红春杜撰的一个词，它的完整表述是：国家政治领袖的个人生活偏好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的效应。” 古今中外此种事例可谓不胜枚举:齐桓公好服紫，齐国人尽服紫;楚灵王好细腰，楚国多饿人，傅红春在此书序言中自述：“略感遗憾的是，关于领袖偏好效应，缺乏系统的整理与深入的研究”，因此这本书试图做这么一个尝试，并力争”学术性与趣味性相结合。”

　　 趣味性自不当言，臧否人物点评世事，自魏晋《人物志》始便为世人津津乐道。至于学术性，这个题目恐怕有一定难度，一不留心便易陷入领袖轶闻趣事的汪洋大海之中。傅红春的学术态度无疑是严肃认真的，古语云”必也正名乎”，一个学术主题的严格框架是为后文衍发的前提基础。对于”领袖”、”偏好”、”效应”这三个词傅红春分别做了退定。”本书所涉及的领袖，有三个限。一是指国家领袖;二是指国家政治领袖;三是指实证意义上的国家政治领袖。”而”偏好”的定义则为”比较定型的非理性的倾向”。至于”效应”，未做明确意义的确定，分别从”有没有效应?有什么效应?为什么有效应?如何发生效应?如何预计效应? “等五个角度进行阐释论证。

　　 “在现代社会制度中，人民要求领袖必须牺牲一部分隐私权。无可奈何也好，只得承受。成功的领袖，聪明的领袖，全将这一点作为一种机会，主动地加以利用。”这是作者本人对于领袖隐私权的一个基本态度，事实上正如美国总统尼克松所抱怨的? “领导人生活在一个政治鱼缸里。”连三岁的小孩也能透视他的私生活。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透明度究竟有多大。作者认为，领袖必须牺牲个人生活偏好的一部分隐私权，原因之一是基于选民的政治权力(他们有权了解自己的政治领袖的个人财产、病历以做选举参考);原因之二是基于民众的文化心理(比如崇尚的心理，猎奇的心理等)。对前一种原因造成的牺牲，是一个”必须”的问题;而对后一种原因造成的牺牲，则是一个”承受” 的问题。简言之，领袖们必须承受牺牲。进一步地说，有时领袖们还得主动牺牲，主动透明自己的个人隐私偏好，转守为攻，化弊为利，树立公众形象，赢得选民好感。

　　 做为第一部对领袖偏好效应作系统研究的专著，作者充分发挥其自由学术思想，杜撰了许多”新词”，如”透明亮度” (指透明的空间 距离和空间范围)， “透明信度” (指透明的可信程度)，以及”色镜效应”，”雾镜效应”，”柔镜效应”等等。辩名析理，层层剖析，对于建构和阐发其整体理论起到很好效果。并且举了大量事例以做论据，内容翔实妙趣横生。

　　 本文无意也无力对《领袖的偏好与效应》整体理论做完整详尽的梳理，仅举一例以估证本书的”学术性和趣味性”。

　　 第八章”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深意:率先穿西服一一以偏好变革社会进程”，在本章引言中作者指出：“文化大革命中，西服在中国大陆绝迹。文化大革命以后，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胡耀邦率先穿起了西服并加以积极地提倡。从此，西服成为中国大陆社会变革的一个符号，一种图腾，一支晴雨表。”作者认为，”社会变革，是领袖的个人生活偏好可以引发的社会效应中的一种特殊形式。……领袖的个人生活偏好和这种社会变革的原因，或是一种自觉的联系，或是一种自发的联系，和这种社会变革的过程，或具有实质的作用，或具有象征的作用;和这种社会变革的结果，或是造福有功，或是造孽有罪。”具体而言，自觉改变领袖偏好以变革社会进程的，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如俄沙皇彼得一世剪去胡须以反对教会发动改革。作者尤其对中国近百年来服饰转换作详细分析，来说明领袖偏好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在中山服之前，中国男子的传统服装是长袍、马褂、对襟式短衫和大膀大腿式裤子。这些服装，是旧时代的象征，既不能表现中国人当时奋发向上的昂扬风貌，也不适应日益加快的社会生活节奏。”孙中山以当时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加以适当改进，由河内一华人服装商黄隆生缝制而成，据说最后定型的中山装，就是以上衣四袋表示”国之四维”，前襟五扣表示”五权分立”，袖口三扣表示”三民主义”。”从此，中山服装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服’。象征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而长袍马褂则成了传统中国文化的象征。” 到文化大革命中，中山服更在中国大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唯我独尊” 的地位。据作者观察，毛泽东的中山服有两个特点，一是领子特别大一些，二是里的匕部要有两层。在当时中山服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一种象征，而军服更是成为青年男女时髦的服装(因为毛泽东常穿军服。因为军队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对此新近上映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淋漓尽致的体现。因为毛泽东说了一句. “不爱红装爱武装。”便无数女儿褪去女儿装，穿上绿军装，有女民兵在接待外国来访者时有如下对话. “请问，你们妇女为什么都穿灰制服呢?””我们不爱红装爱武装。” “你现在吃穿不愁，那么想什么呢?””我在想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一切反动派。”如今中山服是过时了，曾经被西方传媒喻为”十亿蓝蚂蚁”的景象也一去不返。正如胡耀邦所说: “穿不穿西服，我也曾考虑过得失问题”。其实，百年来风云变幻沧桑流转，其间成败得失，又怎一个中山西服了得!

　　 当然，本书的缺陷也是不可避免的，首先，由于选题广泛，古今中外无所不及，自然对于个别观点理论的剖析就有欠深刻;其次，作者本人于1992年出国，而且此书于1985年起便断续开始写作，因此、对于80年代末的”领袖热”未有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关于”领袖的偏好与效应”这一题目的学术探寻刚刚起步，我们期待着傅红春博士和其他学者在不久的将来能拿出更多的成果。顺便说一句，如今西服也并非一统天下，克林顿不就常穿着夹克捧着萨克斯风出现在酒吧歌厅，可见一个民主化多元化时代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

　　 （（作者系渝商会会长、西南大学博士生导师、蓝洋金融执行董事兼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