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马双有：毛泽东为何一直不给彭德怀平反？

　　
毛泽东也知道大跃进的左倾错误造成了严重后果，那么他一定知道当年彭德怀给大跃进提的意见是正确的，也一定知道庐山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是错误的。毛泽东一直提倡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多少错误纠正多少错误。那他为什么一直不宽恕彭德怀？为何连一直不给彭德怀平反？

　　 这的确是中共党史上一道难解之谜，一道至今也无人彻底解开的巨大的迷！

　　 多年来有不少人对这个谜题进行研究、猜测，有人认为，毛和彭有历史积怨，担心彭会造反，“恨死了”彭；有人认为，彭是刘少奇、林彪、罗瑞卿等人合力扳倒的，一旦给彭德怀平反，担心这些人有恐慌感；有人认为，彭德怀在朝鲜战场的失误导致毛岸英的牺牲，毛泽东怨气未消，加上彭德怀“武将干政”，所以要痛下杀心。这种说法，都有点主观臆断，牵强附会。而按照毛泽东冠冕堂皇的说法，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同样是言不由衷，经不起推敲，难以令人信服。

　　 毛泽东为何至死也不宽恕彭德怀？这令人想到一种“面子”问题。我忽然想起《三国演义》上的关于“面子”的一个故事——

　　 拥有70万大军的袁绍要讨伐只有5万兵马的曹操。手下谋士田丰上书劝阻，说是天时不利，轻举妄动，恐遭失败。袁绍大怒，以“乱出不祥之语，阻挠仁义之师，扰乱军心”为由，将田丰逮捕入狱，说是等“破了曹操，再明正其罪”。不料官渡一战，一败涂地。田丰在狱中，狱吏向他贺喜，说是袁绍大败而回，一定会后悔不听你的忠告，你有如此先见之明，一定会受到重用。而看透袁绍的田丰苦笑着说：“吾今死矣！袁将军外宽而内忌，不念忠诚。若胜而喜，犹能救我；今战败而羞，吾不望生矣！”狱吏不相信，忽见使者持宝剑来到监狱，说是袁将军有令，要取田丰首级。田丰只得自杀于狱中。

　　 这可能就是“面子”在作怪：我作为最高统帅，居然搞错了；你一个小小的谋士，竟然言中了，你叫我脸往哪儿搁？不杀你杀谁？

　　 毛泽东固然比袁绍英明伟大，但是在大跃进和庐山会议上狂热自负、不听忠言、对提意见者无情打击，结果导致失败的情形，和袁绍十分相似。如果大跃进取得全面胜利，三年超过了英国，毛泽东一高兴，也许会赦免彭德怀。现在是大跃进全面失败，赶英超美的宏大理想化为泡影，毛泽东又羞又恼，如何能放了彭德怀？

　　 但这种说法毕竟有点玄虚，很难令人信服。笔者不揣冒昧，通过深入研究，总结出了比较“实在”的三条原因。

　　 第一条，“严重右倾”的性质让毛泽东不能原谅。彭德怀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主要的罪证就是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的“意见书”。意见书不仅给大跃进提了不少尖刻意见，而且还提出要毛泽东承担责任的问题。后来的实践证明，彭德怀的意见完全正确，对彭德怀的批判完全错误，这个错误竟然导致全国发生大饥荒，饿死3000多万人的悲剧。为了掩盖大跃进和庐山会议的历史性错误，只有继续推行极左路线，以维护自己一贯英明正确的领袖形象。所以毛就要昧着良心，狠下心肠，至死也不给彭德怀平反。

　　 这是最关键的一条。毛泽东最怕刚正不阿、直言不讳的彭德怀一旦平反，会对大跃进和庐山会议的问题不依不饶，纠缠不休，非要弄个是非曲直，让早已成为永远正确、不可侵犯的神下不来台。所以对彭德怀只能永远囚禁，长期批判，直到消失。对外还能落个“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美名。

　　 是的，毛泽东对于胆敢清算自己大跃进错误和责任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头子，一个也不放过，永远打翻在地。彭德怀和刘少奇、彭真一样，只要毛还有一口气，决不能让他们翻身。在毛泽东眼里，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可以放过，甚至重用，如刘伯承、粟裕等；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可以忘记，继而重用，如叶剑英、聂荣臻等；甚至对文革有不满和抵触情绪的，毛都可以原谅，如陈毅、贺龙等。唯独对这“右倾机会主义”，对于胆敢清算大跃进错误的，毛最为恼火，几十年也不原谅！

　　 有人说，不对吧，犯教条主义错误的，毛泽东并未原谅吧！新中国第一个被打倒的元帅是“教条主义者”刘伯承，而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彭德怀。是彭德怀协助毛泽东打倒了刘伯承。刘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斗争中被打倒后，撤销了一切职务，结束了戎马生涯，从此冤沉海底，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予以平反。刘伯承比彭德怀还要冤枉和不幸！

　　 这种说法不合事实。1958年，中央军委搞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确实使时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元帅受到不恰当的批判和不公正待遇。但这场斗争事出有因，一是军事学院的一些将军学生，不断向中央军委写检举信，揭发学院的教条主义教学方法，使其身心受到摧残，有害无益；二是毛泽东十分不满地批评了刘伯承，批示彭德怀派出调查组，到南京调查教条主义问题，最后由彭德怀主持，将军事学院定性为“教条主义大本营”，刘伯承被撤销了院长职务，粟裕、萧克等人也受到了一定处分。但这些人的冤情和结局同彭德怀比起来，简直是九牛一毛，微不足道。

　　 庐山会议后，彭德怀、黄克诚从中央军委永远消失，朱德由副主席降为军委委员，刘伯承和粟裕和朱德并列为委员。1966年1月，在文化大革命即将爆发时，刘伯承增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1969年九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成为排名林彪后的军委副主席；一直到80年代逝世，刘一直是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所以说，刘伯承在1958年虽然因教条主义成为受到批判，但一直没有打倒，或者说是打而不倒，并且一直受到重用。毛泽东虽然对刘伯承的教条主义冤案做出正式平反的决定，但几十年来一直将刘放在重要岗位上，从来不提教条主义这回事，就等于自动平反。

　　 而粟裕大将从1958年受到批判以后，总参谋长被撤销，但后来一直是中央军委常委或委员、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科学院第一副院长。所以，刘粟的冤案根本不能和彭德怀的冤案相提并论。说彭德怀案是建国以来第一重大冤案、且冤情最重、时间最长、遭受不公平待遇最多的开国元勋，一点不错；说彭德怀是新中国第一忠臣、第一武将、第一个真正大写的人，当之无愧！

　　 第二条，彭德怀对于强加给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罪名一直不承认，对庐山会议即八届八中全会给自己下的粗暴的结论，一直不服气，一直要求平反，要求翻案，这让毛泽东更为恼火，下决心不给他平反。他越申诉，打击就越厉害。

　　 有人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毕竟是认错了，写了检讨，接受了批判，受到了毛泽东的“欢迎”，所以他算不上“忠臣”，忠臣是面折廷争，宁死不屈，所谓“文死谏，武死战”。

　　 不错，在庐山会议后期，一直心怀强烈抵触的彭德怀，在毛泽东派来的老战友聂荣臻、叶剑英两位元帅的含泪劝说下，一度低头认错，采取“要什么给什么”的态度，使会议很快作出结论。但这个认错，绝不是彭德怀的本意，他是带着如刀子剜心般的痛苦，为了应付强大的高压局面，故意编造的“认罪书”。会议结束后，他追悔莫及，痛不欲生！

　　 而在以后的15年批斗和囚禁生涯中，彭德怀一直拒不认错。他通过大量阅读经典名著，通过深入湖南农村调查研究，甚至通过亲自种试验田，发现自己在庐山会议给大跃进提的意见完全正确，会议强加给自己的所有罪名完全错误！他一再向毛泽东党中央申诉情由，要求平反，却一再受到打击迫害。依然矢志不渝，坚称无罪。即使在弥留之际，依然倔强地喊道：“庐山会议，我没有错，大喊百声，问心无愧！”

　　 彭德怀始终纠缠庐山会议冤案、始终不肯认错的强硬态度，使毛泽东十分震怒，所以下定决心要彻底打倒彭德怀、使其永世不得翻身。彭德怀越申诉，就越打击；越喊冤，就越压制。1971年9月，准备和林彪摊牌的毛泽东在南方巡视时，就用彭德怀敲打林彪：“刘少奇改了吗？彭德怀改了吗？犯路线错误的，为首的，改也难。”

　　 第三条，彭德怀对林彪的态度让毛泽东震怒。林彪阴谋造反不成，叛逃蒙古自我爆炸以后，举国共讨之，人神共愤之，几乎所有的高级干部，无论在台上还是被打倒的，一个个都是愤怒声讨，无情批判，坚决揭发。这是毛泽东最需要的。唯独这个彭德怀，既没有揭发，也没有声讨，竟然认为林彪不是反革命，对林彪的死感到愤愤不平，说：“就这样把林彪打死了，我不同意！”对自己最痛恨的敌人林彪说好话，这让陷入悲愤中的毛泽东，对彭德怀怎能不再加一层痛恨呢！

　　 本来，林彪害苦了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率先给彭德怀扣的几顶致人死地的大帽子——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里通外国，现在彭德怀真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拾起这几顶大帽子，当着毛泽东的面，统统扣到林彪的头上，既出了自己一口恶气，也让毛泽东满意。这该多好啊！

　　 可是，彭德怀偏不这样做，不仅没有给林彪扣一顶帽子，反而为林彪说好话你！这可能是毛泽东执意要为贺龙、陈毅平反而对彭德怀置之不理的一个缘由。在毛泽东愤怒的同时，又促使江青放出恶言——彭德怀和林彪是狼狈为奸的一伙，林彪原准备南下广州另立中央，第一个要重用的就是彭德怀！彭德怀又成了林彪阴谋篡党夺权的死党！这很可能是江青在故意造谣，意欲找借口进一步压制彭德怀，但不排除毛泽东有意支持和纵容。

　　 总之这三条，可能是毛泽东15年对彭德怀不宽恕的主要原因。这两位历史巨人都因此扮演了悲剧角色，既有政治历史问题，也有个人性格原因；既有“为公”的因素，也有“为私”的杂念。

　　 毛在和彭的斗争中，永远都是胜利者，而彭永远都是失败者。然而当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时，毛却成了道义上的失败者，彭却成了道义上的胜利者；彭的下场越悲惨，毛的声名越狼藉；彭凄惨地死了，毛凄然地从神坛上跌下来了！

　　 二人的矛盾，既是急躁冒进、极左教条和求真务实、稳妥可靠治国方略的冲突，也是骄横执拗、刚愎自用和刚正不阿、固执暴躁个人性格的冲突。

　　 毛在庐山会议上，痛批彭的右倾机会主义，坚持自己的极左路线，可以理解为脱离实际、骄傲狂热和主观武断的工作作风问题，是在“为公”。也就是常说的“好心办坏事”。

　　 但是，在三年大饥荒过后，无数铁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真理在彭德怀一边，自己发动大跃进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自己对彭德怀的批判完全错误。在这种情况下，自己不但不认错，反而又发动对彭德怀更大规模的斗争，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而且用“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遮羞布来掩盖自己的荒唐错误，来维护领袖的光辉形象。这就显然是“为私”。

　　 也有人将毛的不宽恕的原因之一归咎于彭的性格缺陷，也有一定道理。在明辨是非，肯定彭是掌握了真理、为民请命、刚正不阿的大英雄的前提下，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彭德怀的性格缺陷，造成了毛彭激烈的矛盾冲突。名著《国防部长沉浮记》在谈到彭德怀的性格问题时说道：

　　 “1959年的彭大将军，正是他人生的辉煌期，然而他那从幼年苦难中埋下的倔强，他那从几十年残酷战争中养成的嫉恶如仇的刚烈，他那由于逆境多于顺境而滋长的桀骜不驯和睥睨群小的怪脾气，统统都随着他巨大的声望和强烈的忧国忧民情绪毫不遮挡地表现出来。也许正是他性格的缘故，即使瞬息万变的战争和纷纭复杂的社会，也没能给他注进一点阴柔、韬晦、善变、克己、忍耐等等中国的传统处世之道，他像一块铸铁，不带丝毫弹性，注定他必然在重压下断裂——撇开历史的必然性，一个人的性格，往往会影响以致注定一个人的命运！”

　　 这一段议论深刻精警，发人深省。假如彭德怀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看风使舵；假如彭德怀善于克己忍让，韬光养晦，不问世事；假如彭德怀有一点世故圆滑，工于心计，老谋深算，那彭德怀就一定是政坛不倒翁，一辈子高官厚禄享用不尽。

　　 然而那样一来，他就不是彭德怀了，历史就要改写了，国学大师季羡林就不会说：“我一生最崇拜的人物就是彭德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