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叶险明：马克思哲学的话语革命与中国哲学的话语危机

　　 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强烈地意识到：身陷学术话语危机的当代中国社会科学迫切需要进行一场学术话语革命，否则，不仅与国际学界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其本身会有全面萎缩的危险。为此，中国学界有些学者从近百年中国学术话语变迁的轨迹和规律、西方学术话语向东方国家渗透的过程以及现代西方学术话语变迁的轨迹和规律等视域，探讨了当代中国学术话语危机的原因和当代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学术话语危机的路径问题，其成果应当肯定，但其局限性也比较明显，即：缺乏对当代中国学术话语危机的实质的分析，故往往囿于对其技术层面的认识。因此，在这里，笔者试图以对马克思哲学话语革命逻辑及其方法论原则的考察为切入点，从方法论的层面对“中国问题”特别是”中国问题意识”与中国哲学的话语危机及其发展路径的关系加以批判性的反思，以为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话语变革提供一条可供批判性选择的思路。

　　 一、马克思哲学话语革命的逻辑及其方法论原则

　　 在现代国外话语分析理论看来，所谓“话语”是指在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即一定的说话人与受话人之间在特定社会语境中通过文本而展开的沟通活动，包括说话人、受话人、信息或文本、沟通、语境、目的、欲望等要素。从话语分析理论的视域看，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也是哲学话语的革命，它为人们提供了科学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概念、范畴、范式和运思方式。一旦进入并接受了由这些特定的概念、范畴、方式和运思方式构成的话语，人们就会在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方面获得了新的话语交往方式。可以认为，从话语分析理论的视域重新认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有助于我们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当然，“话语”不是一个独立的世界，马克思哲学的话语革命不是脱离其哲学革命内容和现实世界的纯粹话语“翻新”。顺应时代发展，科学回答时代所提出的重大课题，以满足革命实践发展的需要，是马克思哲学话语革命的基础；最初试图通过改造传统哲学，赋予其新的特性，是马克思哲学话语革命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借助于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成果和某些术语开始从内容和形式上扬弃传统思辨哲学，是马克思哲学话语革命的重要转折点；在进一步展开社会主义批判、历史学批判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构建了不再是“哲学”的“新唯物主义”，并使其具有了可以在具体科学研究中把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态——比较完整的话语系统，是马克思哲学话语革命基本完成的标志。这就是马克思哲学话语革命的逻辑。

　　 在马克思那里并没有什么专门的、预设好的哲学话语革命的方案（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与他坚决反对把语言和思想独立化有关），但的确存在着哲学话语革命。不过，马克思的哲学话语革命并不属于目前在西方学界已经渐入“死胡同”的所谓“语言学转向”。在19世纪30－40年代，西欧思想文化界特别是社会科学界在资本主义急速发展及其所产生的种种社会矛盾和冲突面前显得“无所措手足”，软弱无力，其主要表现是：代表着西方哲学发展最高成就的德国古典哲学进入了“终结”阶段；古典政治经济学蜕变为试图调和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折衷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空想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改革的理论方案纷纷破产；被浪漫主义、民族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所裹挟的其他思想文化领域虽然不能说没有任何发展，但在整体上是无序和混乱的。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内在矛盾和冲突是怎样产生的和如何发展的？克服这些矛盾和冲突的路径在哪里或人和社会彻底解放的道路在哪里？这两个问题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何处来”和“往何处去”的问题（其中包含着德国“从何处来”和“往何处去”的问题）。显然，当时的西欧思想文化界没有科学回答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时代问题的话语。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在话语上表现出对它们的明确认识和科学回答也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就是马克思哲学话语革命的发生过程。

　　 在马克思那里，何谓哲学话语革命？早在对黑格尔国家和法的哲学批判以前，马克思就在社会生活的实践中认识到脱离现实世界的思辨哲学的危害性，并据此表达了他对“真正的哲学”的期盼，他说：“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中文第2版，第220页）。马克思这里所说哲学实现“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实际上指的就是哲学话语革命。不过，实现哲学话语革命，对当时的马克思来说还是不可及的。以后，在对黑格尔国家和法的哲学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抱着实现人和人类彻底解放志向的马克思首先试图从改造传统哲学、赋予其新的特性入手，来实现哲学话语革命，以构建“真正的哲学”。从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来看，这种“真正的哲学”是“双脚扎根大地”的哲学、“为历史服务的哲学”；从批判功能来看，这种“真正的哲学”是“对尘世的批判”哲学、“对政治的批判”哲学、“对法的批判”哲学。在马克思看来，他所致力于构建的这种哲学，其价值诉求在于：“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时无产阶级也把它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一旦这种“真正的哲学”被德国人掌握，“德国人就会成为解放的人”。因此，马克思赋予了这种“真正的哲学”内容相应的话语：如：“人就是人的世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政治解放”、“人类解放”、“物质力量”等。应当承认，马克思在哲学内容和哲学话语方面都向科学回答时代问题迈进了一步，从而确立了哲学话语革命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但其中也包含必须要超越的局限性。如果以“问题”来表示这种局限性，那就是：旨在构建“真正的哲学”或直接关照现实的哲学的纯粹哲学批判本身，是否真能实现哲学“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我以为，从方法论上看，马克思这时还只是在传统哲学的框架内对哲学的改造，其主要表现是：以一定的哲学原则（无论什么样的哲学原则）作为出发点，而不是以现实的社会历史过程为出发点；把人和社会的发展视为一定的哲学原则的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还比较推崇的费尔巴哈，就“深信共产主义不过是他所宣布的原则的必然结果，而且实质上不过是他很久以前在理论上所宣布的东西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中文第1版，第594页）。马克思这种纯粹哲学批判虽然也可以展开对传统哲学的改造，并由此产生出一些新的哲学话语，但却不可能真正超越传统哲学的局限，从而也不可能实现哲学从“内容”到“表现”上的革命。

　　 恩格斯当时曾在某些方面觉察到他和马克思哲学批判的这种局限性，故他如是说：“我们的基本原则固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广泛的基础，因为这些原则是我们从包罗人类全部知识领域的哲学体系中得出的，不过在有关实践、有关影响现存社会的实际状况方面所做的一切，我们发现，英国社会主义者远远超过了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文第2版，第493页）。在恩格斯等人的影响下以及随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初步展开，马克思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觉察出其哲学批判的局限性：“把仅仅针对思辨的批判同针对不同材料本身的批判混在一起，十分不妥，而这种格言式的叙述又会造成任意制造体系的外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1页）我以为，马克思这段话语包含的“潜台词”是：把对“副本”即思辨的批判视为对“原本”即现实世界的批判的一部分(即“仅仅针对思辨的批判同针对各种不同材料本身的批判混在一起”)，就必然会不自觉地走入传统思辨哲学的“陷阱”。这段自我批判的话语实际上标示着马克思从内容和形式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开始与传统思辨哲学彻底决裂。就哲学而哲学，与直接反映在具体科学特别是经济学中的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相分离，其结果只能是在传统思辨哲学的框架中反对传统思辨哲学。至此以后，马克思不再从明确的肯定意义上使用“哲学”这一词了，因为，在他的视野中，“哲学”已经成为传统思辨哲学的代名词。当然，对马克思来说，最终完成与传统的思辨哲学决裂是一个过程，从而他的哲学话语革命自然也是一个过程。

　　 在术语上否定“哲学”是马克思哲学话语革命的重要转折点，这直接反映了马克思试图构建自己的不同于传统思辨哲学的新世界观。而马克思构建新世界观的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深入到经济学研究中，借助古典经济学家的一些重要成果和术语来展开对以德国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巴黎笔记”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与之相适应，最初的、具有历史学特别是经济学蕴涵的哲学话语就产生了，如：“劳动”、“财产的社会关系”、“社会联系”、“直接谋生的劳动”、“分工”、“异化劳动”、“物质过程”、“历史事实”、“经济事实”、“人化的自然界”、“生命活动”、“世界历史”等。

　　 不过，这时，在超越传统哲学范式方面，马克思仍然有其局限性，即：只是进一步批判了唯心主义思辨哲学，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唯物主义思辨哲学的危害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他还尚未形成自己的一套政治经济学理论直接相关。当马克思还只是借助于古典经济学家的一些重要成果和话语来展开对传统思辨哲学的批判时，他就不可能充分认识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在危害或阻碍新世界观的构建和与之相应的话语革命的方面，丝毫不亚于唯心主义思辨哲学。其根本性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说：“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比任何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更多地是从理论前提出发的。我们德国的理论家对现实世界了解得太少”。在主张这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代表人物（在当时包括马克思和他自己）中，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通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思辨的克服而走向共产主义的。关于无产阶级的真实生活状况我们知道得这样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86页）。这是由德国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和文化传统决定的。按笔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发展逻辑的理解，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关于无产阶级的境况我们知道得这样少”，显然不仅仅是指对关于无产阶级具体生活状况的经验性资料了解少，更主要的是指对处于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无产阶级境况了解少。而这种不断增多的了解只有通过进一步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构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过程才能达到。换言之，只有在进一步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构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过程中，才能深入把握处于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无产阶级境况，彻底清算费尔巴哈的“新哲学”的影响,最终完成对传统思辨哲学的超越和批判，从而基本实现哲学话语的革命。因为，费尔巴哈的“新哲学”是以标榜“感性”和“感性对象”、真实的“人”和“自然界”而著称的，而揭露和彻底批判费尔巴哈所谓“新哲学”的脱离实践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思辨特性 ，就必须以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的无产阶级境况——“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的深入了解为其逻辑前提。

马克思哲学话语革命的逻辑决定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进一步展开，其主要标志是他在1845－1846年间所写下的两部笔记，即：《布鲁塞尔笔记》（该笔记的前半部写于1845年2月、5- 7 月间）和《曼彻斯特笔记》（1845年9月至1846年夏初）。无独有偶，这两部笔记都有关于英国社会主义者著述的摘录。这两部笔表明马克思已经明确意识到：不把握“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并撇开对具体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的研究而直接“关照”现实世界的哲学，必然会最终走向传统思辨哲学；哲学（不论它“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还是“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实现与“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的先决条件，是其必须实现与自己时代的具体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接触并相互作用。至此，费尔巴哈“新哲学”脱离社会实践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思辨特性在马克思理论思维的视野中暴露无遗。《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