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胡赣栋：民族与阶级：我国处理民族问题的政治策略

　　 「内容提要」民族和民族主义始终是建构现代国家必须面对的政治问题。民族与民族主义像是双刃剑，既是一种有效的政治动员工具，同时也蕴含着政治分裂的因子。近代以来，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深嵌于构建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并将继续深刻影响中国构建现代国家的各方面。在构建现代中国的进程中，民族与民族主义既是整合的动员力量，也是需要审慎面对的冲突之源。本文将以新疆为案例从“权力集中”和“权力渗透”两个面向展现1949年至1966年中国整合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故事，回顾具有社会革命经验的政权通过民族—阶级组合策略整合境内的少数民族地区的过程，讨论整合策略的结构特征。本文还试图揭示在社会主义运动背景下的现代国家构建中处理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政治逻辑，并尝试探讨其历史合理性和调整的必然性。

　　 「关键词」民族与民族主义；民族策略；阶级策略；民族—阶级结构

　　 一、研究问题

　　 民族主义自其诞生以来就气势磅礴地席卷地球几乎所有人类群体。虽然“有些部落群体和族裔群体并不认为自己是民族，也不寻求属于自己的国家”，①但是民族和民族主义依然深刻地改变了其个体和群体生活方式。在研究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学者屡屡断言民族主义的时代行将终结的情况下，民族与民族主义依然是巨大的动员力量和政治力量。正如安德森所言，“民族属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生活中最具普遍合法性的价值”。②没有其他动员力量足以替代它们，即使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目标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无法消弭民族的边界和消解民族运动，无法忽视民族主义的动员力量。“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民族主义情绪是这一原则被违反时引起的愤怒感，或者是实现这一原则带来的满足感。民族主义运动，是这种情绪推动的一场运动。”③民族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群众属性使得两种运动共同塑造了某些地区的政治格局。社会主义运动吸纳民族主义力量后按阶级属性把民族区分为资产阶级民族和无产阶级民族。就社会主义运动的民族主义转向的现象，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曾经评价到，“马克思主义运动和尊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不论在形式还是实质上都有变成民族运动和民族政权——也就是转化成民族主义——的倾向”。④这是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整合功能。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另一面则对正在民族化的国家⑤具有分裂的危险。⑥

　　 20世纪最波澜壮阔的民族主义运动并没有沉寂。进入新世纪以来，东帝汶独立、南斯拉夫彻底走进历史、苏丹分裂等事件清楚表明民族主义运动塑造政治实体的强大力量。魁北克独立诉求、苏格兰威尔士分离诉求、西班牙“埃塔”组织……这些都表明，民族主义运动依然是威胁政治稳定的根源之一。中国也不例外，在多民族共存的背景下，政治稳定也受到民族主义势力的威胁。面对民族主义运动或势力的威胁，各国处理的方法因其历史结构和现实环境的差异而各有不同。

　　 回溯民族主义运动的历史可知，各种处理民族问题的方式源出于一而各自有异，即民族问题进入政治范畴后因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而选择了不同的道路。简而言之，不同的处理民族问题方式之间的关系可概括为如图1所示。

　　 中国在应对民族问题时选择了什么样的处理方式？这种处理民族问题的方式有什么样的特征？这是本文探讨的焦点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奉行的民族理论和实行的民族政策受苏联民族理论和政策的影响非常大。在国际政治的影响和国内政治的博弈中，中国处理境内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政策选择了以民族群体为基础的民族自治理论和制度结构。实际政治图景表明，选择这个路径处理民族问题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其中也蕴含着威胁政治稳定的风险。在国际政治层面，曾经作为社会主义阵营榜样的苏联已经解体，曾经被西方学者称道的南斯拉夫因民族间仇恨和冲突而重新巴尔干化。在国内政治层面，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硕果仅存的多民族国家。由此，我们必须追问，1949年至1966年，中国处理民族问题的策略为什么能取得成功？这种策略具有什么样的结构特征？面对新的社会政治环境，既有制度结构存在什么问题，其转变的原因何在？为了更直观地探讨上述问题，本文将以民族区域自治在新疆这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发展历程为例探讨上述问题，并尝试讨论该制度结构的内在矛盾。

　　 新疆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且地处边疆。在民族主义运动的世界潮流中，近代以来的中央政府都力图在新疆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一体化”的国家制度。简要回顾历史可知，1949年后中国政府成功地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一体化的国家体制。

　　 二、文献综述

　　 国家建设是国家研究中的重大问题。社会结构中的各种因素都会影响国家建设的进程和国家制度结构的特征。一个社会的民族结构又会影响国家建设的进程和国家制度结构的特征。然而，一个社会的民族因素如何影响国家建设进程并塑造国家制度结构特征这个问题在现有的国家建设研究中并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在既有文献中，关于国家一体化的研究，即国家建设研究集中于探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战争、财政、社会革命和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探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战争、财政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军事—财政理论（亦称为战争论）。从历史社会学角度讨论社会革命对国家建设的影响形成了革命建国理论。革命建国理论则试图开辟一条与军事—财政不一样的解释路径，聚焦于探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社会革命对国家建设的推动和牵制。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 ）在政治发展理论兴盛的时代另辟路径探讨西欧民族—国家的建构历史。《西欧全国性政府的形成》⑦一书出版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深深影响了此后数十年的国家建设研究。蒂利等学者在该书中勾画了研究欧洲国家建设经验的切入点，或者说主题。简单说来，自1500年以来，欧洲国家建设过程的特征及其中的影响因素可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政治运动中的人口（population），二是运用强力控制人口的政府组织（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三是政府组织与人口间的常态关系（routinized relations）。⑧很显然，查尔斯。蒂利并不满足于此，他呼吁深入探究欧洲国家建设过程中上述诸要素的主要特征（one broad characteristic）：第一，人口动员的模式；第二，政府组织具有的国家性（stateness ）⑨程度；第三，政治权利的形式。⑩由此，军事力量的组织形式、征税制度、警察制度、食物分配制度和人事制度等优先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当然，最有影响的研究多集中在军事力量和征税制度。这也是国家建设的军事—财政理论来源。在这两个议题上聚集了大量学者，涌现了大量优秀成果，这集中在军事力量方面：查尔斯。蒂利11、安东尼。吉登斯12、迈克尔。曼13、布莱恩。唐宁14、许田波15等。蒂利认为“战争造就国家，国家发动战争”，16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暴力体系的现代转型是民族—国家出现的四大支柱之一，迈克尔。曼把军事作为权力的四个来源之一而强调军事在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决断性和基础性的作用，布莱恩。唐宁把军事革命和政治变迁联系起来讨论军事对国家建设的重大影响，塞缪尔。芬纳强调军事形式（military format ）对国家建设的推动作用。

　　 军事—财政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存在不同的国家形式和政权类型，为了使军事—财政理论更具解释力，学者从不同的方面修正、扩展军事—财政理论。在军事—财政国家建设理论开创性讨论之后，后来的学者把其他变量引入军事—财政理论而丰富和拓展了对欧洲民族—国家建设的解释。在国家建设军事—财政理论拓展方面，托马斯。埃特曼17、维克托。伯克18和道格拉斯。凯利19的研究值得简要评述。托马斯。埃特曼在军事—财政理论加入时间变量解释国家建设中各国议会体制不同而导致国家基础结构的不同发展。维克托。伯克则把“文明”作为独立变量引入军事—财政理论而探讨诸文明的竞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因素对国家体制发展的影响。道格拉斯。凯利集中探讨16世纪～18世纪加尔文教在日内瓦共和国、法国、苏格兰、英格兰和美国的政制形成中的影响。

　　 在国家建设研究领域，影响最大的是查尔斯。蒂利、安东尼。吉登斯等学者提出的军事—财政理论。查尔斯。蒂利等学者探讨的主要是西欧等国家建设先行者的经验，且是受经典民族主义影响的国家建设经验。军事—财政理论着力解释军事、财政等因素对国家建设的影响。在这个解释理论中，民族是一个背景因素。另外，大众政治在西欧国家建设中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军事—财政理论并没有足够重视这一因素的影响。

　　 蒂利等学者认为，他们研究涉及的西欧国家形成时段尚不是民族主义时代，大众政治也还没到来，因此他们把研究重点聚集于军事、财政等因素对国家建设的影响。在他们的研究中，民族、阶级等大众政治因素没有成为有效的关注点，自然也没有探究其对国家建设的影响。蒂利为这种选择给出了理由：一是在定义上，国家比民族更容易界定；二是前文提及的民族主义和大众政治尚未成为当时国家理论研究领域的主流；三是最初设定的研究主题是国家的汲取和镇压行为。20也许是受蒂利等学者的影响，在军事—财政解释模型的扩展研究中，民族因素和阶级因素对国家建设的影响依然没有成为研究的重点。

　　 阶级因素是如何塑造国家建设的？西达。斯考切波、黄冬娅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角度论述社会革命和社会结构对国家建设的推动和约束。斯考切波从社会革命的起源入手，以法、俄、中三国为例探讨了社会革命对国家建设的影响，即“革命建国”。21由于不同的旧制度在有差异的社会结构中遭遇的危机不一样，革命建国的结果不尽相同：法国革命为法国带来了现代国家的发轫，俄国革命为俄国带来了苏维埃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国革命为中国带来了大众动员型政党国家。黄冬娅则以广州的工商所为例研究大众动员型政党国家的国家权力如何下沉，如何渗透到社会领域，即国家基础权力的发展逻辑、影响因素及其影响。22

　　 与军事—财政理论类似，在“革命建国”理论中，“民族”依然是一个背景因素。因此，把民族因素作为一个显性变量而探讨其对国家建设的影响是非常必要的。在探讨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过程中，这点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在具有社会革命背景的国家中，把大众政治作为重要因素而探讨其对国家建设的影响则是必然。下文将从“权力集中”和“权力渗透”两个维度回顾和探讨民族因素与阶级因素是如何塑造1949年后国家建设进程中的民族问题处理方式的。

　　 三、处理民族问题的策略维度：民族与阶级

中国民族问题的处理与中国革命道路选择直接相关，并直接影响国家建设的进程。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主张也经历了一个在民族平等范围内从民族自决到民族区域自治的转变。23在转变之前，中国共产党受经典民族主义影响，主张境内各民族有权建立自己的民族政权。在局势的转变中，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逐渐转变了在民族问题上的主张和立场——由民族自决到民族自治。民族自治主张的制度体现即是“民族区域自治”。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支持内蒙古人民建立自治区。1947年，内蒙古实现民族区域自治。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自治区成为第一个民族自治区。中国共产党逐步取得政权后在各民族聚居地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下文将展现，中国政府在国家建设过程中采取民族和阶级的复合策略推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设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整合。社会结构中的群体性界限（即存在两个以上的社会性文化）是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采用民族策略24的基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