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议报|马萧:政治犯监狱生活采访-异议作家陈少文

采访时间:2014年7月17日

受访人简介:陈少文,男,异议作家,湖南涟源人。2002年因在境外媒体发表文章四十余篇,曝光了1990年代末湖南涟源三甲农民“抗粮抗捐”事件,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名义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05年刑满出狱。

(一)逮捕

我被逮捕的具体日期是2002年8月4日。

其实警察在之前就有一系列的信号了,大约在半个月前,一个在市电信局工作的朋友就告诉我,说国安部来网络公司查我的银行帐号,他提醒我要注意安全。

我的太太在市人民医院的收费室工作,通常,下午我会给她去送饭,在我被逮捕的前些天,总是有一台黑色“桑塔纳”尾随我出行,当时我没有太在意。据他们后来说,本来是要在8月1日逮捕我的,至于后来为什么推迟了几天,没有说明原因。

2002年8月4日,我太太过40岁生日,根据我们当地的习俗,在市人民路的一家火锅店摆了酒席。下午,我跟往常一样,给正在上班的太太去送饭,通常,在她吃饭的时间,我会代她值班收费。那一天,我刚坐下,就响起了敲门声。因为医院的收费室安装了空调,冬暖夏凉,一些医生常常爱在工作之余到收费室来串串门,所以我们都没有在意,像往常一样,我太太以为是医院的同事来串门,就把门打开了。

门刚拉开一条缝隙,城区派出所的所长就带着一拔人鱼贯而入,一下子把整个医院值班室都塞满了。我太太目瞪口呆。和我打照面的是一个彪形大汉,身材魁梧,北京人,他掏出一个蓝色的工作证件,向我亮明了自己的身份,是国家安全局的人,然后,他说:“陈少文,站起来,我们有些事情找你,你跟我走一趟。”

我当时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场面,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心里很恐慌,浑身发抖,脑子里一下子就一片空白,他们用黑头罩蒙住我的头,由两位警察,一左一右扶我走出医院的大门。当时是晚上七点钟左右,因为是夏天,天还没有完全暗下来,据后来的目击者讲,医院全部被封锁,门口停了27台黑色的“桑塔纳”轿车,把门前的街道都占满了,当时有上千人观围,目睹了这一幕。

我们在上警车之前,就提前鸣起了警笛,沿着城区转了一大圈,开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停在了市招待所。我被带到1113号房间,这个时候,他们才取下我头上的黑头罩。房间里有两个铺位,床上堆满了折叠式的冲锋枪,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那么多冲锋枪,至少有一、两百多支吧。

不久,娄底市国安局局长进来了。他说:“陈少文,你先坐坐,我们还要去办点其他事情,你脑子里好好想想,最近你都干了些什么事情。”事后,我才知道,他们带着我太太去抄了我家。由两个女警察押着我太太上楼,我们家的楼层比较高,在六楼,街道上全部站了岗哨,市公安局、派出所、居委会、邻居代表、原单位的官员,都被安排来了,周围的邻居都谣传我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

警察搜查得很仔细,从晚上七点开始,一直工作到九点多钟,把我家里的财产全部清空,包括我给太太生日买的金器。后来,我向公安局去追讨被查抄的财物,他们说我的财产是用境外的稿费资助买的,属于非法收入所得,一律给予没收处理,所以,这些财产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交还。

在这一过程中,警察给我买来了一盒槟榔,一盒香烟,一厅可乐,还给我炖了一只鸡,但是我没有食欲,情绪很低落,身体不停地擅抖。吃完饭后,进来了两个警察,肩上扛着摄像机,说:“陈少文,站起来。”就对着我的脸不停地拍照,随即,一位警察宣布对我进行刑事拘留,当时,我根本没有心思去看法律文书,他们要我签字,我就签字。不过,签完字后,我开始慢慢地冷静下来。

大约在十点多钟,他们将我押上警车,带上铐子,直接上了娄底的公路,车开了一个小时,到了娄底市第一看守所,将我带到看守所的办公室,那里早已坐满了警察,同时,房间里面挂了两台摄像机,这就是我经历的第一次初审,一直持续到晚上一点多钟。

审讯完了,看守所的警察开始搜身,把我身上的手表、皮鞋、裤腰带全部没收了,看守所有规定,不准带任何铁器制品的东西进“号子”。搜完身后,他们把我送进了“号子”。

(二)看守所的故事

我在看守所呆了一年多时间,一共换了四次监。

进去的时候,我被安排在12号监,这是一个带过渡性质的监室,也叫“文明监”。

刚一进去,狱警就对里面的在押人员(注:看守所关押的人如果没有定罪,通常叫在押人员,为叙述通顺,下文都统称为“犯人”)说:“来了个新犯人,你们要好好地看一下。”后来我才知道,狱警和监室里犯人的对话是有学问的,相当于一种接头的暗号,局外人根本听不懂他们之间的对话。比如,如果狱警不是对里面的犯人说话,而是转向新来的犯人,告诉他“要懂味。”这就暗示里面的犯人这个人要狠狠地“修理”一下;如果说“要把枕头塞高点想,好好地想清楚。”这是一个要打头部的暗语,在“号子”里,打犯人身上每一个部位都发明了专门的暗语。强奸犯是很好识别的,狱警会转向他,“你的裤子要稳一点系好。”说明这个犯人就是一个强奸犯了。而狱警针对我向监室里犯人说的那番话,翻译过来就是“这个犯人你们不能动,要关照,要优待”的意思。后来有警察告诉我,北京安全部门下来的人给地方警察下了命令,不准任何人动我。

12号监室的“牢头狱霸”主要有两位,在犯事之前都是体制内的官员,一位涉及贪污,一位因为涉黑问题,其他的都是刑事犯,充当打手的角色。他们问我是什么案子,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情,就说自己在网上写了些文章,他们马上就反应过来,说:“噢,原来你是一个‘反革命’,怪不得所长打了招呼,那么小笼包、麻辣鸡爪就不要吃了,分给你一个任务,你干活吧,挂毛巾算了。”

“号子”里是有“规矩”的,新来的犯人,早上要冲凉,洗澡,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每天都要往你身上倒水,活干完之后,就要挂毛巾。挂毛巾也是有规矩的,你要挂得非常漂亮,不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都必须挂成一条直线,比部队还要严格。有专门的犯人负责验收工作,如果验收不合格,就会招来一顿暴打,打完之后,继续再挂。在看守所里面,犯人们除了应付审讯,等待法院的判决,没有别的事情,整天就琢磨那些人磨人、人整人的歪主意。

不久,又送进来两个盗窃犯和一个强奸犯。他们就没有我这么幸运了,新进来的时候都挨了揍,这叫做“过堂”,有时候也叫“吃点菜”。我亲眼目睹了那个叫“麻辣鸡爪”的菜目,新来的犯人把双手平平地铺在炕上,“号子”里没有皮鞋,只有塑料拖鞋,三个打手把拖鞋狠狠地拍到犯人的手掌上,顺势一拖,如此反复地拍拖,直到犯人手掌上的皮全部被拖掉为止,鲜血淋漓,惨不忍睹,活像一对“红烧鸡爪”。有的犯人受不了这道酷刑,会昏死过去,这还只是第一道菜。

在监室里,这样的“菜目”多得数不清,比如,“三鲜汤”、“笋子炒肉”、“红烧猪手”、“大团圆”,等等,像“大团圆”这道菜的做法是:犯人就餐的时候,每一个犯人事先都剩一口饭,然后给被选中的犯人轮流灌食,“号子”里人多的时候有二三十号人,一人一口米饭,犯人来不及吞咽,又不能堵住嘴,这样,从嘴巴到喉咙到胃部,都塞满了米饭,颈部的食管处都撑得像猪大肠一样老粗。

一般来讲,被送到看守所来的犯人都在外面犯了事情,很多人也不怕惹事。有些犯人试图反抗,有一个犯人知道别人要动手打他,他想先发制人,却被人用被子蒙住他的头,所有的犯人一齐上,拳打脚踢,打得够呛。不过,一旦犯人反抗成功,说明原先的“牢头狱霸”已经镇不住他,他就会成为这间“号子”的新“老大”,在监室里,这叫做“换天台”,就是换老大的意思,很少有人成功过。一些坐过监狱的老手会有经验,不会从一开始就和监室里面的“牢头狱霸”发生冲突,而是进去之后慢慢地笼络其他犯人,时机一到联合其他犯人推翻这个“老大”的统治,事后再伺机报复,这样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刚开始的审讯工作直接由国安部门负责,为首的是北京下来的警察,有时候一天两次,有时候三天审一次。有一次,我在无意之中看到了他们摆在审讯桌上的资料,其中有一份共产党中央的红头文件,标题是“关于朝云(受访者笔名,作者注)一案的批示”,他们也有意无意地提到这个案子不容易,是中央领导下来的,等到他们把我的情况摸透之后,就回北京交差了,将我的案子移交给地方安全部门处理。

过了大概十多天,估计是北京的警察离开之后,我从12号所谓的“文明监”送到了21号监,这里关押的全部是重刑犯人,日子就开始不好过了。

基本上,这些重刑犯人都是靠敲诈、勒索他人的财产来讨生活的,只要他们知道你的家境富裕,就会想尽办法逼你向家人要钱,他们会找一些理由,比如,看电视要收费,一个晚上10元钱,牙膏也要收费,等等。当时,我太太给我寄了钱过来,但是,监室里面的“牢头狱霸”就要分去九成,我自己只能得到很少一部分。有一次,我太太给我寄来300块钱,最后到我手上的钱只够买一箱方便面,其余的都被“牢头狱霸”敲诈去了,给他们去吃点菜。对那些“三无人员”,那些农村里面犯事的农民,他们知道这些人家里没有钱,榨不出什么油水,所以他们的目标主要针对那些有正式工作的,有经济来源的城区犯人。

而监狱里面的菜又非常贵,一只鸡50元钱,一条鱼30元钱,一盒几块钱的香烟,在看守所的小卖部里要卖到20块钱。过不了几天,等到你的钱花完了,他们又会不时的敲打你,逼你开口向家里要钱,这时,我不答应了,我写了封信,但是没有直接寄到家里,暗示家人不要这样寄钱。后来,我太太就顺我的意思不再寄钱过来。于是,监室里面的“老大”就生气了,开始整我,早上,只给我分配二两米饭,加上一丁点辣酱,像唇膏一样沫在米饭上面,没有菜,更没有油,本来看守所里面的伙食就差,吃得最多的是萝卜和空心菜,萝卜连泥巴都没有洗干净,剁成五六块,就这样煮一锅,至于空心菜,夸张一点讲,上面连浇大粪的卫生纸、女士的月经纸都粘在上面,像这样糟糕的伙食到了“号子”还要被这些“牢头霸狱”们再克扣一次。总之,他们会明里暗里的折腾你,不过,我慢慢地挺过来了。

我甚至还和一个死刑犯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友谊,通常这是不容易做到的。按规定,死刑犯是不送监狱的,就在看守所里面呆着直接等待枪毙。一般来说,死刑犯的心理都是变态的,因为他们在余下的每一天都在艰难地等待死亡的脚步,所以死刑犯都会被带上手镣、脚镣,防止他们有出格的行为,监狱还会秘密安排多名犯人专门监视他,每天都要作记录,向监狱汇报死刑犯每一天的心情。

这位死刑犯是广西人,一位十足的亡命之徒。他希望在临死之前,家里人能来看他一次,但是家里人没有来,他没有了却这个心愿,于是就经常找人发脾气、打架。有一次,连手镣、脚镣砸在另外一个犯人头上,把对方的脑浆都砸出来了。这位死刑犯人和我的关系却不错,我给他写遗书、写家书,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陪他聊聊天,也不用担心他会告密,他也开始知道我被逮捕的原因,这样,日子久了,我们的关系慢慢地好起来。

在看守所里面,我一共换了四次监,这叫做“移监”。

上面提到了一次,还有一次就是在21号监,“移监”的原因是因为我砸了监。

当时我太太给我送来了六百块钱,还给我炖了一只鸡,那位“牢头”把鸡吃掉,连鸡骨头都不给我剩一根。更恼火的是,他把我的六百块钱也全部抢去了,没有给我留下一分钱,狱警通常不会去追究这些“牢头狱霸”的行为。一气之下,我用水杯盛了一杯水,泼向“号子”里那台通着电的电视机,电视机当时就爆了,完了我使劲踢监室的铁门,最后,终于把狱警给引来了。

砸监和破坏监狱财产的行为是不允许的,按规定这是要加刑的一种暴动行为,不管你的理由有多么充分,监狱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这一次,我受到了看守所的酷刑处罚,第一次坐上了“老虎凳”。“老虎凳”的坐法是:四肢呈大字型打开,绑在一个特制的凳子上,有一个铁摇手将麻绳由松到紧套住你的手和腿,麻绳像蛇一样缠住你的四肢,让你的血液无法流通,但是你不能动,每动一下,就会钻心的痛一下,并且越动麻绳就捆得越紧,直到你的整个身体变得麻木僵硬为止。那一次我整整坐了一个小时,有的犯人甚至能坐四五个小时。

不过,这位“牢头”也没有落着好处,他被关了“小号”,就是关禁闭。我没有被关过“小号”,听说是一间小小的黑房子,没有阳光,没有空气,在里面没有时间的感觉,很脏,因为不允许放风,所有的排泄物都在里边,听说只能站,不能睡觉,犯人在里面没有水供应,只靠米饭里面的少量水分来维持人体所需的水份,一般的人最多能关上一两天,关三天以上,人就撑不住,你的精神可能会崩溃。据那些关过“小号”的犯人描述,关在里面的感受还不如受一顿皮肉之苦,疼一会就没事了,在“小号”里面,没有强大的意志力,人的精神是很容易崩溃的。

还有一次移监是因为我领着监室的犯人唱国际歌。不过,这一次看守所没有对我动用酷刑,只是找我单独谈话,说我唱的歌政治上太敏感,最后,把我从这个监室转走了事。最后一次移监是判决结果下来之后,这时,我必须干活了,我被分配到看守所的厨房干活,每天干完活再回“号子”。我在看守所的经历远不止这些,基本上,看守所的生活就是摧残人性的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在看守所里,犯人们没有事情,生活非常枯燥、空洞,整天就想着法子折腾人,发明了很多不堪入目的游戏,主要是针对那些不听话的、不老实的犯人,从中找乐子。现在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让人感到恶心。比如:

让犯人比赛拔阴毛:强迫犯人自己把阴毛一根一根拔掉,鲜血淋淋;

打飞机:让犯人把阳具掏出来手淫,比赛看谁的精子飞得远,飞得最远的那个是冠军;

捆阳具:从被子上扯下一些丝线,缠住犯人的阳具,两边各安排一名犯人,往相反的方向使劲拉,直到丝线拉断或者犯人的阳具完全变形,承受到极限为止;

躲猫猫:用被子把犯人蒙住,其他的犯人都堆在上面,伴随着拳打脚踢,让里面的犯人爬出来,实际上,里面的犯人是不可能爬出来的;

唱歌:所谓的唱歌,就是我唱一句,你跟着唱一句,但你必须一字不差地跟唱,唱错了就掌嘴;

抽“大中华”牌香烟:用报纸(注:看守所里面的“新生报”)包住一坨粪便,点上火,让犯人用口衔着,不停地吸,又臭又冒烟,粪便还不能掉下来;

夫妻拜堂:让其中一位男犯人演新娘,拿报纸剪一个女式发型套在头上,换一身干净衣服,用犯人专用的茶杯盖,按在他的胸脯上,用力挤压,生生地按出一个女性乳房的形状出来;

还有就是“鸡奸”,不过,“鸡奸”在看守所里面是不允许的,如果被发现可能要冒被关禁闭的危险。有时,“号子”里的“老大”或者跟“老大”亲近的犯人有需要,看上了哪位犯人,“老大”就会跟这位犯人提前打招呼,到了晚上,这位犯人就必须跟“老大”或由“老大”指定的其他犯人进行同性性交。不过,必须在角落里偷偷地做爱,不能光明正大的进行,其他的犯人就假装不知道这回事;

在看守所生活了一年多,我还听说了女监区的这类游戏,比如,她们有一个“用牙刷捅阴道”的游戏节目,就是用牙刷捅进女犯人的阴道,不停地往里捅,直到犯人的阴部血肉模糊,阴壁肌肉外翻,等等。后来,我才了解到,像这样的游戏并不是哪一个看守所特有的发明,几乎所有的看守所里面都会有这种游戏节目,只是花样可能有所不同而已,现在很多监狱里面发生所谓的犯人“洗脸死”、“躲猫猫死”、“生病死”,其实只是监狱内部生活状况的冰山一角。

在看守所,像阴茎苞疹之类性病流行是经常性的。因为监室犯人用过的被子从来没有洗过,这个犯人用过了,接下来的犯人又盖上,加上监室里面又阴暗又潮湿,一旦哪位犯人染上了病毒就很容易大爆发。

如果让我用几个合适的形容词来概括监狱生活的本质,就是等级制度、暴力和敲诈勒索。在监狱里,有恶鬼、小鬼、凶鬼、悍鬼、饿鬼,你必须时刻同魔鬼打交道,善良的人在里面永远是不吃香的。有些犯人为了保护自己,最终不得不把自己变成一个魔鬼。无论在哪个地方,你都不要相信身边的任何人,因为特务、线人、告密者时刻都在犯人们周围搜集情报,让你防不胜防。

(三)收押中心

2002年12月15日,我过四十岁生日,法院在这一天给我送来了一份生日礼物:起诉书。

2003年9月11日,判决书下来了,我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2003年10月1日,我接到了改押通知书。第二天,看守所就把我送到了长沙的收押中心,在那里,我又呆了两个月。2003年11月,才被送到湖南省第一监狱,也就是赤山监狱。

所有的政治犯、重刑犯,包括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缓的犯人,都要送到省收押中心去分配监狱,有时犯人还会分配到新疆去。我当时和一位10来岁的少年犯一起被送到省收押中心,它和长沙监狱在一起,有两三幢楼,前面两幢是长沙监狱,后面是湖南省监狱管理局的收押中心,有五层楼。

刚一进去,收押中心的狱警就开始搜身。当时家里人给我送来了很多东西,包括被子、衣服、方便面、水桶、日用生活品,更重要的是,给我送来了几千块钱。我把钱藏在被子里面,拿了一千块放在贴身内裤的夹层里,狱警在搜身的时候,没有把我的钱搜出来。之前在看守所,一位有经验的犯人提醒我,我的钱不能公开露面,一旦公开了我就会有生命危险,监狱里的危险你永远也想不到,因此,关键时刻你必须用钱来化财消灾。他还提醒我,在监狱,一定找那些说话有份量的犯人来保护自己,不然,等于就是把自己暴露在所有人之外,这种处境会让自己变得很危险,我现在还清楚的记得他说过的话。也许是因为没有从我身上搜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狱警把我安排在收押中心左区的一个“号子”。这个“号子”是“积委会”头目的地盘,狱警可能是让他来管教我。因此,我进去之后,“号子”里面的人马上又对我进行第二次搜身,他们都是“积委会”的犯人。他们把我家人送给我的东西全部抢走了,基本上,我一进收押中心就成了穷光蛋,他们只留给我一床很薄的被子。而我的钱藏匿在另外一床厚的被子里面,因此,我向他们讨要那床厚被子,我说我要拿这床被子过冬的,必须要留给我。那位“老大”不肯,我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其他犯人都叫他“彪哥”,他在入狱之前是一个杀手。他很傲慢的拒绝了我的要求,于是,我就缠着他们,这样,我们之间就发生了争执,引来了狱警。他们停下来问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认为这不是一件什么大事,就让这位“彪哥”把那床厚被子退还给我。

因为狱警下了命令,这位“牢头狱霸”也没有办法,但心里很不服气,他是收押中心所有“牢头狱霸”的总头目。当天晚上吃晚饭,他就开始报复我,收押中心的用餐制度和看守所不一样,由狱警统一把饭送到“号子”里面来。我的财产被他们抢走了,因此没有饭盒添饭,这位“彪哥”就说没有饭盒就不要吃饭了。但有一位犯人心存善意,他吃完之后把饭盒借给我用,“彪哥”一脚就把饭盒给踢翻了,我们之间就争执起来,再次引来了狱警。

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狱警,这时,“号子”里站出来两个犯人,替“老大”把事情扛下来,他们污陷我,上来就说我嫌“‘号子’的伙食不行,卫生条件差。”而其他犯人都吓得不敢说话,狱警二话不说,把我和那两位犯人各打了几警棍,我是新进来的犯人,被打得特别重,而他们俩都是“老口子”,其实都是“积委会”的人。“彪哥”旁若无人的敲打我,我意识到了什么,就把我内裤夹层里面的一千块钱拿出来交给他,要他照应我,给我安排好。“彪哥”转手就把这些块钱交给了狱警,狱警就出去了。两个小时以后,狱警又过来找这位“老大”谈话。之后,由他来和我打招呼,说:“陈少文,收拾行李,给你换房间。”于是,我又从左区的监室转到了右区。

第二天,就开始安排劳动,因为那一千块钱的贿赂,监狱给我安排了一个轻松的工种:过秤。当时,收押中心的犯人一项主要任务是去蚕豆皮。这项工作的工序很简单,就是把蚕豆两端的皮用刀片去掉,那些有过炸蚕豆经验的人都知道,蚕豆两端是没有皮的,但中间有皮。首先由其他犯人把蚕豆用化学药水浸泡,软化,然后,犯人再把蚕豆两端的皮去掉,留下中间的皮。问题并不在这里,而是每个犯人每天必须完成一大桶蚕豆的任务,一天五十斤,并且是手工活,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个轻松的活是我花钱买来的,所以也必须用钱来维持。在“号子”里,其实和外面的世界一样,同样是可以进行权钱交易的,比如,我可以让那些过秤的犯人贿赂我,我可以给他们少称一点重量,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然后,我可以再拿这些钱去收买“积委会”的人和狱警,但是,因为我是政治犯,不可能去做这么肮脏的事情。过了一个星期,那位“积委会”的头目又找到我,提醒我,让我给家里人写信,说监狱里面需要钱用,让家里寄钱过来。

我没把我身上有钱的秘密告诉他,但还是给太太写了信,不过这一次家里回信比较慢,没有达到他们的时间标准。又过了五天,他们给我换了“号子”,同时也顺便换了我的工作,这一次我被安排绣鞋子。在这里,发生了我在监狱里面最为恐怖的一次经历。

这是一种女人穿的绣花鞋,不是用机器绣,而是纯手工工艺。在半成品的鞋面上,有各种各样的图案样式,然后,用针线把一颗一颗小钻石模样的饰物按照图案的形状绣上去。第一天,我绣的是一朵梅花形状的图案,我绣了整整24个小时,结果连一个鞋面都没有绣完,我一口气干到第二天的下午都没有合眼。到后来,我实在挺不住了,就打起了瞌睡。谁知刚合上眼睛,头上就重重地挨了一脚,我顺势倒在地下,又下意识地站起来,却睁不开眼睛。在这个时候,我的意识是非常模糊的,想醒却醒不了,想睡又不让睡,完全是一副行尸走肉的样子。于是,我拿针往自己的肉里面扎,想把自己弄清醒。

那些狱警以为我想自杀,走过来就把绣花针夺过去,狠狠地抽了我几记耳光,说我想自杀。我哪里是要自杀,要自杀的话,我会把针吞下去的,而不是往自己身上扎,但狱警是不会听你解释的,在他们看来,这至少怀有一种不满的情绪。

一共过来了四个狱警,一边两个警察,架着我,一路拖到收押中心的禁闭室,它在管教办公室的隔壁。他们一上来就是两个耳光,恶狠狠地说:“你们这些政治犯有什么了不起,一天都绣不出一双鞋子,还想反共产党,看你今天认不认罪。”我闭上嘴巴没有跟他们顶嘴。

事情并没有完,他们穿着绝缘鞋,在地面上泼洒了一地的盐水,架着我,三支电棍,两边的腋下各一支,在我的下阴部架一支,然后,另一名警察把带电的电棍狠狠地砸在我身上,我当时就倒在地上。地上洒满了盐水,盐水是导电的呀,那一瞬间,我感觉我身上的肉都起了鸡皮疙瘩,砰砰砰地直跳,仿佛有千万只蚂蚁在我身体里面吞噬我的肉,我像一个跳跳球那样从地面上弹起来,几乎够到了房顶,我没有意识到当时我从哪里来的力量弹那么高,那种被电击的痛苦感觉到现在回忆当时的场面还感到肉麻,好像那几支电棍有几百万伏的电流。弹起来之后,我又倒在地上,这一次,我没有再爬起来,昏死过去了。

这些狱警担心出事,也没有对我进一步的迫害,他们叫来了同监的一位犯人,把我背进了“号子”。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苏醒过来,这时候,我已经虚脱了。在“号子”里面,早上是六点钟安排干活,犯人和狱警都没有叫我起床。过了两个小时,到了八点左右,那位“彪哥”又奉命过来看我了,他对我说:“老陈,你赶紧给家里人打电话吧,叫家里人寄些钱过来,给你换个工作。”说完,他们拿来了电话,我自己身上有钱,所以故意拨了个打不通的电话,告诉他们我打不通。然后,他们又问家里人有没有其他电话,我不敢告诉他们家里的电话,害怕他们以后去敲诈我太太,我要求换工种,钱的事情我再想办法。

那天晚上,我从被子里面拿了一千六百块钱,谎称是借高利贷借的,交给这位“彪哥”,他拿着钱就离开了。第二天早上,我重新换了新的工作,到仓库负责搞验收。收押中心专门从外面进蚕豆、鞋面、布料之类的材料,我就负责仓库的验收工作,这个工作一直持续到我一个多月以后离开那里。

这是我第一次亲身体验到监狱那种残酷的强迫劳动。在监狱,劳动和不劳动完全是两个概念,如果犯人想要不劳动,就得用大把大把的金钱去贿赂狱警,让他们把你挤进“积委会”,去争取一个“牢头狱霸”的名额,去做管理犯人的工作,所谓的管理,就是替监狱压迫其他犯人。这些“积委会”的犯人比狱警有时更可恶,他们是狱警的爪牙,是他们的打手,专门去干那些狱警不能明说明干的脏活,最终的目的就是敲诈勒索,压榨其他犯人和他们家庭的钱财;他们为了逼迫犯人就范,就必须要使用狠毒的手段,会没有理由的打你,下手甚至比狱警更重,更狠,来讨好狱警。

根据我后来的经验,看守所和收押中心甚至比监狱还要更残酷一些,我思考过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看守所和收押中心里面的犯人呆的时间比较短,流动性也很强,有些人会通过各种关系让关在里面的犯人免于起诉,这些地方的狱警就会狠命的敲诈这些“路过”的犯人。而在监狱,因为狱方和犯人相处的时间一般比较长,所以监狱相对来说还要注意和犯人们保持某种稳定性,一种隐性的规则,不会那么毫无人性、毫无节制。

监狱规定了犯人强迫劳动的任务,但是你永远也不可能完成他们规定的任务。比如,他们让你今天完成五十斤蚕豆的去皮任务,你不可能完成,就算你真的完成了,他们明天就会让你完成六十斤的任务;他们让你一天完成二十双绣花鞋的任务,你加班完成了,明天他们就要你完成三十双,过一段时间就让你完成五十双,有时候你完成了任务,他们还是会吹毛求疵,不断地找你的茬,说你绣的鞋面没有达到规定的要求,要求重新来过,但是,如果你给那些负责验收的人员贿赂,哪怕你没有完成任务,没有完成一双鞋子,他们说你完成了二十双,也是可以的。后来在监狱,制作节日彩灯,他们让你今天完成三十捆,明天可能就是六十捆,后天就是一百捆;做凉席,今天你完成一床,明天就是两床,后天就是三床。在“号子”里,犯人为了完成规定的劳动定额,24个小时没有合眼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这就好像一场永远没完没了的马拉松比赛,你永远也无法达到那个最终的目标。通过这种毫无节制的劳动方案,逼迫犯人花高价钱去买那种为数不多的管理工作,表面轻松,实则肮脏,通过这种方式让犯人之间相互隔离、相互竞争,在犯人内部建立一种等级制度,建立一套监狱内部的管理文化,这是一条逼人向恶的道路,普通的犯人在监狱里面只能任人宰割,根本没有任何救济渠道和改进的希望,这里面实在太黑暗了,你就是大白天打着灯笼火把都照不出光,没有经历过的人们是无法想象这种黑暗程度的。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他们那么喜欢抓人,一件很小的事情都可能会判那么重的刑罚,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犯人能够给监狱创造无穷的财富,并且监狱几乎不用什么成本,不用盖工厂,不用支付劳动报酬,不用担心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没有任何机构和人能够监督它,所以他们能够抓人绝对不会轻易放过,能够重判绝对不会轻易轻判,对于那些陷入进去的普通犯人来说,为了能够尽快获得出狱,不得不利用“强迫劳动”这根救命稻草,来为自己缩减刑期,监狱其实异化成了一家隐秘而又利润丰厚的大公司。

(四)监狱的故事

在收押中心呆了两个多月,2003年11月18日,我被送到了赤山监狱。

到赤山监狱的第二天,我就被安排了劳动,当时还是11月份,我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别的犯人都只穿一件衣服,我穿上了厚厚的棉大衣,因此,他们都取笑我。在赤山监狱,都是刑期至少满了十年的重刑犯人,我之所以被安排在这里,可能跟我是政治犯的原因有关。

当时的工作是打监狱马路,没有任何机器设备,全部是依靠人工来完成。我只有八九十斤的体重,没有力气,但监狱还是把我当作一个主劳力,安排我采石头。第一天还算是比较平安的,我甚至还能抽烟,按规定,在劳动的时候是不允许抽烟的,当时我在工地上,想抽烟,但自己没有,就向同监的狱友讨烟抽,他们给了我烟,还给我打掩护,向“积委会”的人解释,说我去解手了。晚上回到“号子”之后,还要继续加班劳动,当时是做节日彩灯,熟练的犯人一晚规定了60捆的劳动任务。

第二天就不同了,给我规定了劳动任务,但是也没有强迫我一定要完成,监狱“积委会”的犯人不像看守所和收押中心,没有轻易打人。第三天,狱警找我谈了话,这是每一个新进来的犯人都会有的一道必经程序,主要是监狱方面要了解我的案子,问我劳动吃不吃得消,身体健康状况,等等,这是一个例行公事的程序。总的来说,第一个月没有安排劳动任务,甚至还能自由活动,可以散散步,了解监狱的环境,基本上算是一个熟悉的阶段,在这段时间,我还结识了其他一些政治犯人。

到了第二个月,也就是2003年的12月份,监狱的马路和地坪的劳动任务完成了,开始转向其他的劳动。

那时已经是冬天,赤山监狱建在洞庭湖上,周围全部是水域,我们的任务是出塘泥。湖区周围的水塘不像内陆,一口水塘就是几百亩,一眼望不到头。每年春夏涨潮的时候,洞庭湖的水就会灌进来,同时带来了丰富的鱼资源,到了冬天,监狱就会干塘,捞水塘里的鱼,捞完之后,还要挖里面的塘泥。监狱要赶在元月份之前把池塘的淤泥清理干净,一共有四口大水塘。所有的犯人,不管是男女老少,全部出去,出塘泥。

每个犯人都规定了劳动任务,上午每人要完成一百八十担,劳动环境是非常恶劣的,水塘里面的泥巴臭气熏天,普通人踩在淤积的泥巴里想要抽腿出来都很难,何况肩上还要挑一担沉重的塘泥。我第一天大约完成了二十担,肩上就起泡了,脚板上的皮经过长时间的浸泡和摩擦,也红肿了。第二天我完成了二十担,但是我没有挨打,也没有受到体罚,我暗中买了一包烟给“积委会”负责计数的犯人,他在计数的时候把我多计了一些担数,最后核对任务的时候我过关了。

在监狱外面劳动下午五点就要收工回监,收工以后要核对劳动任务,那些没有完成劳动任务的犯人就要站队,练操、跑步、蛙跳,最多的情况是围着监狱的操场跑步,跑一百二十圈,有时,监狱也会体罚那些没有完成任务的犯人,抽耳光。

我经常完不成任务,但是很少挨过打,可能因为我是政治犯,狱警多少有点顾忌,像我们这些人,监狱每个“号子”至少要安排四个犯人监视我们的行动。不过,最后一天,我所在的那个劳动组,都挨了打。当时,我们几个犯人承包一些任务,包括铲、担、拖、出泥都由我们几个人共同来完成,但最后算下来,没有完成规定的任务。于是,狱警让我们列队,每个犯人都被狠狠地抽了几个耳光,我的脸都被他们抽红了。

还有一次受到虐待是我违反监规。新犯人在监狱里有两件事,第一是要剃光头,第二是从家里带来的衣服都要扎黄布巾,有一个区别于正常人的明显标记。我的衣服没有扎黄布巾,因为我不认罪,他们劝我认罪,让我写认罪状,但我始终没有屈服。他们在清监的时候把我的衣服搜出来了,还有很多书,有些书是不允许带到监狱的,这些都算违反了监规。于是,狱警让我跪下,我没有跪,两个狱警过来压住我的肩膀,想强迫我跪下,但我始终不跪。于是,他们用两支电棍重重地打在我的肩上,我被打趴下来,我又站起来,他们的电棍又挥过来,正好打在我的头上,当时我就不醒人事。第二天早上,我都没有清醒过来,早上六点出工,我没有去,后来起床之后上厕所,结果摔倒在厕所里面。因为这件事情,成为监狱的一桩公共事件,很多政治犯朋友都来探望我,狱政科也来了人,还批评了打人的狱警。我被送到了监狱的医院里,打完针,发了药,又送回来。在医院的时间,我顺道探望了当时住院的政治犯人喻东岳,他生活的地方很恐怖,比猪圈还要猪圈,令人怵目惊心。

作为一位作家,我在监狱里很难正常写作,没有纸张,没有正常的写作时间和空间,“号子”里会有监狱的线人监视我的行动,他们也会干扰我的写作,稍有出格的行动,他们就会向狱警告密。如果犯人写的东西太过激烈,狱警在清监的时候就会没收。很多时候,我都是在晚上躲在被子里悄悄地写日记。在看守所的时候,我将每一天发生的事情用针线密密麻麻地绣在我的一件内衣里,这件内衣躲过了看守所的警察、躲过了收押中心的警察和那些“牢头狱霸”,但在赤山监狱清监的时候被狱警搜出来,最终没有能够带出监狱。

监狱的伙食比看守所相对要好一些,每一周会有两三顿荤菜,这在看守所里面是不可想象的,当然,主菜还是萝卜、包菜、白菜,但还是比看守所要好些。如果逢到过年,每个犯人每餐会有一整条鱼,一个“号子”会有一盆肉,米饭也不限量,只是不准饮酒,这样的伙食至少可以持续半个月。因为监狱建在洞庭湖中央,所以一年之中吃鱼的天数特别多。

每一年监狱都会有减刑大会,犯人获得减刑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完成劳动任务所需的积分,犯人每年都写认罪书,遵守监狱规范,等等。我在监狱里经历了很多道德上的妥协、羞辱、磨难,甚至用令人不齿的方式去贿赂监狱的管理人员,但是我始终没有认罪,因此,我不可能获得减刑,直到坐满刑期之后才被释放。

定稿:2014年9月18日

关键字: 监狱生活 陈少文 栏目: 史海漫步 首页重点发表: 新鲜看点 作者: 马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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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27日, 10:03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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