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香港中文大学  邱林川

摘要

什么是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世界工厂?它与过去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何区别,又有何关联?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时代,劳工真能形成自己的网络,抵御资本吗?本文以史鉴今,首先回顾17世纪“大西洋三角贸易”的奴隶制世界体系,再讨论当代富士康劳工问题、“21世纪奴隶制”及其内在的新三角贸易结构。四百年沧海桑田,不料在变劳工为奴隶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实证材料的细节,还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宏观层面,都存在着种种勾联。文章在此基础上勾勒出网络化抵抗与新三角团结关系,并强调:要寻找重新想像未来世界体系的灵感,其理论源泉之一是要回顾17世纪奴隶制及与之伴生的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废奴运动。科技发展不一定带来社会进步,有时还适得其反。劳工研究需要重新认识过去,让思想在历史长河中“重新扎根” 。劳工研究应超越企业、行业、地域、国家,在更大的世界体系范畴内展开批判分析,进行普遍联系。这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更为迫切。这样做可为开展下一步行动研究提供更广阔视野。劳工研究在关注生产过程之外,还须重视消费,特别是虚拟空间里的生产性消费行为。

ABSTRACT (for 500-word Chinese version)

Goodbye iSlave: Foxconn, Digital Capitalism, and Networked Labor Resistance

What is the world’s factory under conditions of digital capitalism? How is it different from, and similar to, capitalist world-systems of the past? In this era of Internet and smart phones, can workers form their own networks and resist the logic of capital? From a global and long duré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first reviews the “trans-Atlantic triangular trade” slavery system of the 17th century. It then examines a new triangular trade structure of 21st-century slavery, of which Foxconn is a key component. Despite the four centuries in between, there are plenty of parallels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empirical specificities as well as their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 new solidarity system is then proposed to account for networked labor resistance. It is argued that such a retrospective exercise sheds new light on imaginations of future world systems, now re-historicized; that new technologies sometimes bring social regression instead of progression; and that labor studies need to broaden its analytical scope to the world system, beyond individual enterprise, sector, and country, which is made imperative by conditions of digital capitalism fusing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as can be seen most clearly in cyberspace.

Keywords: iSlave, Foxconn, digital capitalism, networked labor resistance

全球最大电子制造企业富士康,近年得到国内外劳工研究界诸多关注(潘毅、卢晖临、郭于华、沈原,2011;Chan & Pun,2010; Pun & Chan, 2012; Litzinger, 2013)。本文希望为进一步分析富士康企业个案提供几点思路:一、针对“数字资本主义”(席勒,2001),把富士康放到全球体系进入以数字媒体为基础的积累阶段这一更大空间范围进行考量,即不光看中国还要看世界。二、回顾资本主义全球化,包括工业资本主义以前,包括奴隶制的基因,至今挥之不去,所以除了分析现实还要联系历史。三、强调劳工抵抗乃世界体系发展过程之必要组成部分,富士康引发的抗争已现网络化趋势,史上奴隶抗争、废奴运动,可为分析当下网络劳工抵抗提供借鉴。

三条脉络各有着重又互相交织,但都可从“i奴”或称“21世纪奴隶制”的视角着眼,发展出新的分析框架。“i奴”译自英文“iSlave”,是2010年富士康N连跳之后,国际公益组织为反对电子制造业血汗工厂造出的词。该创意来自瑞士绿色和平组织,是当时全球网上流行的动员词汇。本文将其发展为具有多层面意涵的分析概念。首先,奴隶制是比《资本论》所论劳工更原始的剥削形态。根据《2012年贝拉吉奥-哈佛奴隶制法学定义指引》(Allain, 2012),它有十大特征可供辨析,如对人即劳动者的“所有权”、“交易权”、“弃置权”。下文将部分运用近期法学研究成果,结合实地调研发现,说明奴隶制部分特征已在富士康和数字资本主义环境下再现。值得指出的是,运用这些辨析工具,意味着本文讨论的奴隶制不是有或无的二元对立问题,而是多和少的程度问题。即新型剥削方式可在某方面具备较多的奴隶制特征,而在其它方面较少或不具备奴隶制特征。只要奴隶制做为批判分析视角能帮助部分解释社会现实,它就有学术价值。

其次,21世纪奴隶制的分析单位是世界体系,不再是单一企业或国家。如沃勒斯坦(1998)、法兰克(2000)、阿里吉(2009)所论,世界体系动辄几百年,需要研究者采用长历史(long duré)眼光。虽然每个阶段具体特征不同,但从世界体系视角着眼,我们更强调其相通之处。发源于15世纪、在16世纪定型的奴隶制以大西洋为核心,利用当年的航海等先进科技,建立“三角贸易”结构连接欧洲、非洲及美洲“新世界”,是沃勒斯坦论述的第一个世界体系。“i奴”则利用新型网络传播科技,不但连接全球,还开辟出网络空间的“新世界”。该“新世界”就是席勒讨论的“数字资本主义”(2001)。在《全球媒介与传播》学刊创刊号上,席勒进一步指出,当代资本主义两个“增长极”,一是日新月异的数字科技,二是快速崛起的中国(Schiller, 2005)。因此现在在中国研究数字资本主义,对我们了解当今世界体系有特殊意义。

再次,“i奴”不但包括电子制造业工人,也包括使用电子产品不能自拔的“微博控”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数码劳工”(digital labor)(邱林川,2009;Fuchs, 2014)。后者是近年国外劳工研究的重点领域,也称“非物质劳工”(Hardt & Negri, 2004)、“知识劳工”(Mosco & McKercher, 2008)或“玩工”(Kuklich, 2005),最近还被运用到社交媒体,如代表学者福克斯认为脸书(Facebook)用户在使用网络的同时也在为企业创造价值(Fuchs, 2012)。制造业企业如富士康员工只是“i奴”的第一种类型,加入“数码劳工”的分析范畴,两种类型兼备,才能完整分析21世纪奴隶制作为世界体系是如何运转的。如此定义“i奴”,国内针对制造业工人的研究也可更好地与国际学界对话。

第四,反抗是奴隶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前如此,今天亦然。 虽然16世纪时“大西洋三角贸易”已现端倪,但据史料记载,有组织有规模的反抗发端于17世纪初(Linebaugh & Rediker, 2000)。所以本文论述对象是“四百年奴隶史”,不以奴隶制成形而已有组织抗争为起点。同样在21世纪,不但有数码劳工和新型剥削体制,更有网络劳工抵抗。资本运作逻辑和劳工组织抗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对我们分析21世纪奴隶制缺一不可。

此外,“i奴”的“i”来自iPhone、iPad这些品牌商标。它代表新科技手段,特别指向苹果公司。但做为分析性概念,其适用范围其实包括三星、诺基亚等其它制造业厂家,以及为手机、电脑提供内容和服务的各种企业。它们都是全球数字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但也可能为人类彻底摆脱21世纪奴隶制创造条件。问题在于能否将作为消费个体的“i”变成生产性、群体性、社会性的“we”,以及如何产生“we”。这是新阶级形成的问题,也是研究网络劳工抵抗关键所在。

今天的互联网就像当年的大西洋。它是资本的场域、剥削劳工的场域,也是社会的场域、抵抗的场域、阶级形成的场域。有奴隶制就有废奴运动,而后者也同样依靠新型科技,不论它是航海还是网络,都要一起超越分而治之的身份政治,形成新的具有广泛基础的社会力量,去捍卫我们共同的人性。捍卫劳工尊严,就是捍卫人的尊严。“i奴”也好,21世纪奴隶制也罢,听起来可能有些令人不舒服,但其主旨,不过如此。

世界体系之比较分析

将富士康和数字资本主义放到21世纪奴隶制的理论框架里,不是为了粗线条类比,而有其具体指向。最重要是反对流行的技术决定论观点,以为科技进步,有了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社会就一定跟着进步。但富士康的情况告诉大家,外表光鲜亮丽、好像很“先进”的电子产品背后,原来有严重的劳工问题,四五百年前的基因,到21世纪初,冷不丁又冒出来 。

如齐泽克所说:“不少人为了把握当今时代的新特性,就去创造新名词,比如‘后现代社会’、‘风险社会’、‘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等。新词不断出现,造词的人却无法掌握新时代的真正脉络。唯有对旧时代亘古不变的东西进行分析,我们才能领悟新时代之新”(Zizek, 2009,页6)。究竟是什么 “亘古不变”?是什么一直存在于世界体系中?答案之一是资本主义对劳工的剥削和异化。用17世纪的语言,叫做把人变成“人类货物(human cargo)”;用富士康工人的话,就是“把女人当男人,把男人当牲口”。讲法不同,本质一样,就是不把人当人,剥夺劳动者的基本尊严。

17世纪奴隶制是史上规模最大的奴隶制,因它比以前的奴隶制有更先进的科技工具和更强大的社会组织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从17世纪初建立,运转到19世纪中期。马克思说“资本主义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953,页961),其所指最血腥的内容之一正是该奴隶制结构。所以要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全球史,必须讨论17世纪奴隶制。如史学家瑞迪克写道: “奴隶船是航行在现代意识边缘的鬼船”(Rediker,2008,Loc 281)。它代表着一个空前的、泯灭人性的世界体系。用今天眼光看,它仿佛遥远,但却从未彻底远离。因为那些“血和肮脏的东西”不是什么副产品,而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没有17世纪奴隶制,就很难有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学界就此已有共识(Solow, 1991; Eltis & Engerman, 2011)。

具体而言,17世纪奴隶制的运行机制就是臭名昭著的“大西洋三角贸易(trans-Atlantic triangular trade)”。其过程先是欧洲人,从当年较发达的“全球北方(Global North)” 航海到当年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即西非。他们在那里购买奴隶,然后贩卖到美洲,供应给以甘蔗种植、蔗糖生产为代表的新兴产业(Mintz, 1986;Abbott, 2010)。美洲蔗糖涌入,白糖价格下降,成为普通欧洲民众的消费品。在欧洲出售美洲产品的收入,又被用来购买更多的西非奴隶。如此循环,从欧洲到非洲再到美洲,每转一圈,就有新的人口沦为奴隶,新的劳力变为商品,用以完成下一轮的资本积累和异化。

这些基本情况与我们今天面对富士康及信息资本主义有何关系?很多具体情况当然不同,比如当年奴隶在运送途中要长时间戴枷锁,在劳动过程中可能随时被鞭打,而且没有工资。富士康工人外表看是自由的,他们也有工资。但如果仔细看,在企业内部管理方面,却至少有三点值得反思的关联。一是“工厂”;二是宿舍;三是 “防跳网”。

当代中国是“工厂体制的博物馆”(Shen, 2010)。孰不知“工厂” 的英文factory直到18、19世纪工业革命才确定今天的意思,即主要的制造业社会组织。葡萄牙语则早在17世纪就有Feitorias这个词, 但其所指的”工厂”不在欧洲,而在西非,是贩卖奴隶的中转站。换言之,早在工业革命前就有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服务的”工厂”了,虽然它们不从事制造,而是关押黑奴的监狱。它们基本是赤裸裸的军事堡垒,而非实行富士康那种“半军事管理”(潘毅、卢晖临、郭于华、沈原,2011)。它们分布在西非各大河流的入海口附近,当年的奴隶主要从内陆抓来,少时几个、多时几十个,沿河道押送到”工厂”集中关押,然后成批卖给欧洲奴隶贩子,一次交易每艘船可运几百人去美洲(Rediker, 2008)。这令人想到富士康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相对位置:它在深圳的工厂不也是小批量劳工从内陆集中到沿海口岸,其劳动力(labor power)再在这里进入世界体系的中转站吗?

西非“监狱工厂”里生活条件恶劣、人口密度高,且西非地处热带,许多人关在不通风的房里,臭气熏天。但这样环境还不是最差。奴隶们在渡过大西洋时被关在船主甲板下方的”下仓( lower deck )”里,那里居住密度更高,人被锁链锁住,地上尽是污物,有时还有尸体,只有头顶上通往甲板的门缝有点通风空隙(Rediker, 2008)。这和2006年富士康的宿舍条件也有相似之处,当时记者在龙华富士康宿舍,就见到三层高的上中下铺,大如仓库的宿舍一间可住七百多人。没空调,通风差,到夏天“脚臭味汗臭味简直呛人”(张娟、李强, 2006)。富士康只在天花板上装有几部小风扇,风只能吹到上铺,无法吹到下面。而深圳气候湿热,加上工人们从事体力劳动,恶劣的居住条件和四百年前的“监狱工厂”恐怕有得比。

当然,富士康工人绝大部分看起来好像没有丧失人身自由。四百年前的成年男性黑奴在被贩运过程中是要带手铐脚镣的。富士康工人不戴手铐脚镣,但却有一个类似的东西对他们实施人身控制,那就是“防跳网”。2010年富士康N连跳之后,资方为防止工人自杀,在很短时间里架设了百万平方米的防跳网,不管宿舍楼顶还是厂房四周,都围起来。如此“天罗地网”在中国史和全球制造业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因为工业革命以降,劳动者的人身自由一般被当作现代劳工组织中理所应当的东西。工厂再有问题,工人都可选择自由离开,不必自杀,更不必一个接一个走上绝路。因此,“防跳网”在现代企业条件下非常罕见。它上次出现还要追溯到17世纪:那时的奴隶船上就常安装有“防跳网”,以防止奴隶跳船自杀(Rediker, 2008)。

有人会问,奴隶不是被锁住,关在货仓里吗?他们怎么可能跳船?原来,为保证利润,奴隶船主需要降低死亡率,让奴隶比较健康,到了美洲才可卖出好价钱。所以只要天气不太差,奴隶们会被定期赶到甲板上,被迫“跳舞”,即让他们活动身体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这就给了奴隶跳船的机会,虽然他们多来自内陆不会游泳,船边还可能有鲨鱼出没,跳下海就等于自杀。然而,丧失尊严、失去自由、生活在极端恐惧中的日子实在难熬,喂鲨鱼也再所不惜。一有机会,就有奴隶试图跳船。绝望的抵抗,如此普遍,以至影响到整个奴隶贸易的利润。于是奴隶船长命令白人水手制造“防跳网”,把整艘船全罩起来,令奴隶无法跳船,从而保护他们的“资产”,即黑奴的生命(Rediker, 2008)。可见“防跳网”并非“劳工保护”措施,而是“资产保护”措施。自从19世纪废奴运动成功以来,它在人类历史上基本销声匿迹。想不到,在科技高度发达的2010年,“防跳网”却再度出现。只不过这时奴隶船不再,变成了富士康。数字资本主义“返祖”了。

      以上三点只是17世纪奴隶制和富士康劳工问题间的局部性关联。下面从更整体的角度考察“i奴”背后的整体结构,探究四百年前后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还有什么相似、相通乃至相同之处。

奴隶制出现是为了解决生产力不足的问题。但资本主义和以往生产方式有一点重要不同,即它能更有效率地生产,但往往面对有效消费不足的问题,于是乎出现生产过剩,实质是产品无法卖完,令资本无法实现利润最大化。重要解决方法之一,不论是 17世纪奴隶制,还是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都是让人们消费一种令人上瘾的新东西。消费者上了瘾,他们就必须持续消费,该逻辑“亘古不变”。这些消费品看起来“纯洁”甚至令人心旷神怡。但背后却隐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贪婪和野蛮。

17世纪的这些令人上瘾之物,最典型是蔗糖。它原本昂贵,被称为美洲土地上种出来的“白银”,因其颜色是白的(Mintz, 1986)。大量非洲奴隶从事甘蔗种植和蔗糖加工产业,导致生产力大增,蔗糖于是降价,从贵族商品变成普通工薪阶层的日常食物。世界各国,不产甘蔗的欧洲反倒消费最多,比如英国19世纪末人均年消费量居然达到100磅,也就是平均每人每三天吃掉近一斤白糖(Abbott, 2010)!

英语有sweet tooth的说法,意思是吃甜的上瘾了,不吃糖就像小孩长牙齿那么不舒服。科学实验证明,吃糖上瘾和吸毒、抽烟上瘾一样,原理都是刺激人脑分泌多巴胺(Dopamine),从而产生长期依赖。来自美洲的新型农产品除了白糖还有烟草、兰姆酒(也是制糖的副产品)。烟酒令人上瘾众所周知。再就是咖啡和巧克力,它们也是先在拉美由奴工大量种植,再运到北美和欧洲出售,结果改变西方社会生活方式。而无论咖啡还是巧克力的大众化,都少不了糖(Mintz, 1986)。加糖不但口感更好,且咖啡因是更厉害的中枢神经兴奋剂,上瘾效果更强。

为何讲这些令人上瘾的东西?一方面它们都是原始资本主义用来制造稳定需求的手段。它看起来好像令人感觉良好,但对消费者而言,上瘾的实质是剥夺自由人的选择权,使他们无法选择不去消费那些”过瘾”的新商品。另外,糖吃多了人发胖,打电玩“上瘾”也会失去对现实的关注,都让人一无体力二无精力去抗争、去改变。从这个角度说,貌似自由的”瘾性消费”和越洋黑奴贸易相比,看起来好像更文明,其实异曲同工都是把自由人变成适应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单向度人”。欧洲消费者也同样丧失其部分人性,成为在宽泛意义上的另类奴隶。没有这些欧洲的另类奴隶在欲望驱使下进行消费,美洲就无需大量黑奴从事生产,大西洋三角贸易就不会膨胀。消费和生产缺一不可,它们以大幅度跨越空间的方式进行结合,成为完整的17世纪奴隶制世界体系。这是我们分析21世纪奴隶制时要特别注意的另一个维度。

那么,现在有什么新商品让消费者上瘾?答案恐怕不光是手机电脑这些硬件,更重要是里面的内容。“网络成瘾”是多年前的提法,那时主要讲的是青少年去网吧打游戏,还没达到“大众化” 级别,也没改变主流人群生活方式。然而现在看“果粉”,以及追逐富士康其它代工产品的消费者,从小孩玩“愤怒鸟”到大人刷微博,已不再是“网络成瘾”那样的小众行为,而是大众生活方式在变。这与 17世纪奴隶制带来的改变又有相通之处。

用长历史全球框架看今天,可看到生产和消费、两种不同类型的“i奴”之间存在互为依存关系。之所以用“奴”字,不光是比喻,也借鉴法学研究最新学术成果“2012年贝拉吉奥-哈佛指引”(Allain, 2012)。该指引以1926年国际奴隶制大会(Slavery Convention)的12条协议为基础,各国专家共同制定出辨析奴隶制的具体指引。将其运用到数字资本主义的分析中去,如富士康学生工这样较严重的用工问题(Su, 2010; 潘毅等,2011)有多方面基本满足指引规定,其它方面也多有牵连。

首先,奴隶制的根基是“所有权(right of ownership)”,即某些人可以“拥有”其他人,后者因被人“所有”丧失个人自由,从而遭受剥削。所有权的建立往往依赖暴力、欺骗、威胁等强制性手段。它可使非洲人不得已背井离乡,去美洲当苦力;可使消费者在人造的瘾欲驱使下,不断吃甜品,或是成了“微博控”。后者不是整个人被人拥有,但你的味蕾、你的神经、你的时间、你生命的一部分被别人“所有”了,虽然具体控制形式不同。

其次,在奴隶制控制下,人变成“物件”。在所有权基础上,派生出使用权和转让权。以前奴隶船上运载的叫“人类货物(human cargo)”。现在的新媒体用户不面对暴力镇压,但也日益物化成商人买卖的虚拟货品,是所谓“大数据”经济模式达致盈利的重要手段(Fuchs, xxx)。富士康工人说自己变成了“机器”、“牲口”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变成物件了,人的尊严得不到尊重。如学生工不去富士康“实习”就不能毕业,其实这是学校把自以为拥有的“物件”使用权有偿转让给企业,企业和学校都没把学生当人。

第三是弃置权,也就是当“物件”被使用完毕,拥有者可不尽任何义务将其丢弃。四百年前,运送途中死去的奴隶,有尚未病死就被扔下海,这便是弃置。这令人联想到笔者近年调研的重点,工殤工人。其中一个个案是受严重工殤的张廷振,他在深圳富士康工作期间受伤,但索赔时对方却不认账。《羊城晚报》报道此案时配了张图,上面画着富士康管理人员神情不屑地对工殤者说:“抱歉~你跟俺没有事实劳动关系”(沈婷婷,2013)。这很形象地说明,厂方把工殤员工看成用后即弃的物件。该个案拖了两年多,还在二审,期待法院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严惩富士康这种有奴隶制倾向的态度和行为。不幸的是,如此“弃置”工殤工人的,又何止富士康一家?

所以我们要关注富士康的劳工问题,要做更多实地调研,同时也要跳出单一企业,去看整个世界体系。受奴隶制相关研究的启发,笔者认为,我们也需要一个更大的框架,才能更完整地描述和解释数字资本主义如何运作,它和四百年前的原始积累有何相通之处?

图一、21世纪奴隶制及其三角贸易关系

图一展示21世纪奴隶制及其三角贸易关系。虽然它并非横跨大西洋、连接欧非美洲的三角结构,但它却是通过横跨现实空间和网络虚拟空间建立起来。这里掌握最多资本的是以苹果为代表的跨国品牌公司。它们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是控制科技制高点的“全球北方”。它们去到“全球南方”像富士康这样的代工厂,获得劳力完成电子产品硬件生产。富士康在此结构中就像当年西非抓奴隶的军阀,至多是 “监狱工厂”。它是干脏活的,多努力也只能分得一杯羹,还要背负坏名声。

但和四百年前不同,富士康不出口奴隶。它出口到“新世界”——互联网虚拟世界——的是手机、电脑及周边产品。这些产品从华南运到世界各地,让大家用来上网、打游戏、刷微博。这些人也叫“玩工(playbour)”,因为他们一边玩一边给大公司打工,而且常常免费打工(Kücklich,2005)。玩工所做的就是让电脑手机这些来自“旧世界”的生产工具和“新世界”的生产元素进行结合。17世纪“新世界”的主要生产要素是奴隶的劳力和美洲土地;21世纪最重要的则是电子产品和玩工的时间。两种要素按资本逻辑结合,不但给苹果带来卖手机和相关产品的利润,更生产出21世纪令人上瘾的“白糖”,即“用户生成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亦称UGC)”。

用户生成内容是数字资本主义新的增长点,它包括用户有意识上载的图片、视频、日志、网络搜索关键词等资料,也包括网民的浏览习惯、社交网络及其它信息,特别是个人消费信息,包括信用卡号,也有生物体信息(biometrics),如身体移动让手机里的GPS产生信息。后者包含大量资料是“果粉”们无意识地为苹果或其他科技企业创造出来的,其数量庞大,是“大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用户生成内容是21世纪的“白糖”?因为它比直接从用户身上获得利润更值钱。因为它使科技企业可更精准地进行研发,更有效地预测和引导市场消费。因为它也已让“全球北方”的企业“上瘾”,让它们感觉良好,欲罢不能。用户生成内容因此已成为当代数字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同时也是关键的消费要素。

新一轮资本积累再从苹果开始,新的研发方案再由北到南,去富士康实现硬件生产。其产出又进入网络“新世界”和“玩工”结合。周而复始的结果是,苹果成为史上最值钱的公司,而富士康的劳工问题则“返祖”奴隶制了。

这张图里的“i奴”其实包括两种劳工形态,它们同时存在、互为条件,对资本积累同样缺一不可。一是富士康工人,可称为“从事制造的劳工(manufacturing labour)”。他们中大多数是新生代农民工,工资低、劳动条件差,在官僚体系和工厂体制的控制下生产硬件。二是“玩工”,代表着“被制造的劳工(manufactured labour)”,因为他们多受商业广告、网络营销影响,特别是利用用户生成内容设计出的推销手段,不断按资本逻辑制造流行生活方式,再用各种媒体发放出来。第二种i奴以城市中产为主,其主要特征是在消费第一种i奴生产产品的同时,自己也生产出新的“白糖”,即用户生成内容。

两类i奴有诸多不同。但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却都在为资本积累贡献大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富士康工人是一小时一小时累计起来的长时间加班;“玩工”则是以分钟乃至秒计算,集腋成裘地完成。后者人数更庞大,是“灵活资本主义”更极端的体现形式,但它同样是以时间为单位达致资本积累的手段(邱林川,2009)。无论工人还是“玩工”其身体都受到控制:可能是在生产线上长时间站立,下班后精疲力尽;可能是整天刷微博刷到手指抽筋,整天上网上到腰椎劳损,因为就算“非物质劳工”也需要控制身体,让手指或其它人体器官按设计好的方式反复运动,就像当年奴隶们拿镰刀砍甘蔗一样。

最后,两类i奴都往往付出同样代价,就是其社会性被减弱,成为“原子化”个体。富士康的“原子化”宿舍体制就是一例,它让不同生产线、来自不同地方、三班倒不同班次的工人住一起,令同宿舍工人形同陌路,因为这样方便管理,但却无视人的社会性(潘毅等,2011)。说到底还是不把人当人,是在返祖奴隶制。类似情况也出现在“玩工”身上,因为整天“宅”在网上,缺乏面对面社交。同时,网上社会关系因应资本逻辑被重组,社交媒体首要功能变成不是社交而是赚钱(van Dijck, 2013; Fuchs, 2012; 2014),结果是“玩工”也日益“原子化” 。

奴运动与网化抵抗

然而,网络传播手段是否只能为资本服务?难道它不能在更广意义上也服务于社会进步?网络,不光指电子科技的互联网、手机网,也包括面对面社交网络和手写、口传、印刷、广电等传统传播方式基础上建立的社会联合体。如当年黑人在奴隶船上集体吟唱,到美洲后演变出的 “灵魂乐(soul music)”亦是传统社会网络形态。如此的网络抵抗也可能采用新科技或新资源,创造新意义、建立新体系,这也可借鉴四百年前。

有压迫就有反抗。17世纪奴隶制也一样。《九头神(Many-Headed Hydra)》是这方面最的史学力作(Linebaugh & Rediker, 2000)。作者莱茵包赫和瑞迪克都受EP汤普森影响,并发扬其传统,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推回到更早的欧洲史、大西洋史和世界史的广阔天地里。该书因此被有的欧洲劳工研究同仁奉为“圣经”。所谓“九头神怪”是古代神话中的妖怪。据说大力神赫丘利斯砍掉它一个头,就有九个头再长出来。大力神在17、18世纪资本扩张期代表西方强权。九头神则代表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性别、不同宗教的被奴役人民,在各地此起彼伏反对奴役,所以该书副题为“水手、奴隶、平民及被隐藏的革命的大西洋”。

这些反抗者因鲜有识字,传播手段有限,而被统治阶级污名化,如“土匪”、“巫婆”,“强盗”,“怪物”,实为方便镇压而进行的”它者化”处理。多亏两位史学家眼光独到,把大西洋两岸的抗争经历统合起来,从爱尔兰失地农民到西非女奴,到种植园和工厂的抗争。原来17世纪起,网络化抗争就在各地展开,且被压迫人民早在跨越肤色、语言、文化和地域的藩篱,建立属于自己的全球抵抗共同体。这是人性的表现,也是我们观察当代应牢记的全球史传统。

换言之,资本全球化也带来“抵抗的全球化”(刘健芝,2009),从中产生无数抗争网络。最好例子还是奴隶船(Rediker, 2008)。奴隶船不光运奴隶,亦是废奴运动的载体。当时投身废奴的社会精英,包括牛津毕业生,曾潜伏到船上冒生命危险以获得有说服力的调研材料。这令人想到有同学潜伏到富士康里做调研,令人敬佩。二三百年前,废奴运动家也利用新媒体进行动员。当时现代报章杂志刚出现,他们写文章画插图,有效展现奴隶遭受的非人待遇,再在各地印刷发行。延此传统,废奴运动甚至变成流行文学,如《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本废奴史上最有名的作品也是19世纪全美仅次《圣经》的畅销书,显示出抵抗运动在200多年文化积淀的基础上与主流价值体系发生互动,产生强大效果。

经济史学家李森的《海盗经济学(The Invisible Hook)》(Leeson, 2009)记录了抵抗的另一维度。“海盗”是当年重要的抵抗力量,因他们会航海、用武器且有组织,所以对体制威胁巨大。李森通过分析史料,展现出的海盗形象不光是海上罗宾汉劫富济贫那么简单。它描绘且解释了为何当时海盗船的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包括工伤养老等,都明显优于同期普通商船甚至海军。他们一边抵抗一边发展出有现代意义的分权管理体制,其时间比大陆会议确立美国分权制更早几十年。不少海盗船实行一人一票民主选举,且黑人和白人享受平等投票权。最后这点在美国一些地方到1960年代还没实现,比“海盗”落后了二三百年。

原来,被压迫者的网络化抵抗经历,不但可成为文学灵感,更能推动民主制度的建立。其社会基础是被压迫者和其它社会进步力量之间顽强的自组织生命力,好像九头神,即便个别地方失败,抵抗网络依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2010年富士康悲剧引发全国,包括港台,乃至国际均发生新一波网络化抵抗。网民在论坛和博客里表达义愤,也有各种文艺作品如交响乐、纪录片,更重要是工人诗歌、曲目、戏剧。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两岸三地富士康调研组”。当时中港台20所高校的60多名师生走到一起,这是很久未发生过的跨域联合。该调研组写文章、发报告、出书、拍视频,引起华人社会乃至全球很大反响。它不是偶然成功,里面有参与者的全情投入,且自2010年起,每年隔段时间就有新行动。调研对象可能针对不同城市的富士康,可能针对不同个案,并挑选不同的策略性主题,比如《富士康工会调研报告》(“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项目组,2013)。它直接影响富士康和苹果的国际形象,同时不断促进企业、政府、工会改善工人劳动状况。

除两岸劳工团体网络化,环保团体也加入进来。如2011年曝光苏州联建在供货过程中违规使用正乙烷擦洗iPhone造成大量职业病的,就是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36家环保组织。其报告《IT行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苹果特刊》(自然之友等,2011)成功引起各方关注。环保运动以前较少和劳工组织合作,但它们有一般劳工研究者不具备的科学调研能力和国际联系。所以它们大幅扩展了网络化抵抗的范围,有效增强了对富士康、特别是对苹果的压力。

环保组织和劳工组织相互支持的关系,在国际层面也有表现。iSlave这个词就来自瑞士绿色和平,他们创制出一张非常有冲击力的图像。上面借用苹果经典广告,黑色人影、白色耳机,线条流畅。但白色耳机线却勒在工人脖子上,成了致命凶器。该创意在网上流传演变出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几十种版本。其主题基本包括(一)隐射苹果公司的,把仿佛潇洒的消费者形象和麻木生产、近乎死亡的流水线工人形象重叠起来,达致批判效果;(二)将白色的苹果耳机线变形成手铐、脚镣、拴在脖子上的镣铐,把消费者捆绑起来,恰似当年被捆绑的奴隶;(三)也有电子产品抡鞭驱赶消费者的场面,均为史上奴隶制典型画面。进行这些图形创意的有劳工组织和环保团体,也有全球普通网民。他们因富士康悲剧而被动员起来,再用自己擅长的图像处理手法去动员别人,成为网络化抗争的新节点。

公益组织间的联合、网民跨域连接都很重要,更重要是工人自己的团结和行动。2011年起, 越来越多富士康普通工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用户生成内容”,且常用多媒体,如手机照片、视频分享。在网络论坛、博客和微博里均有不少工人记录拍摄自己的工作生活。一个常见类型是富士康保安打人,往往是欺负少数工人,同时大批工人围观,有人从中偷拍再发上网。第二种常见内容是厂里发生大规模暴力事件,如2012年9月24日太原工人与保安发生集体冲突,当时网上就有很多工人拍的视频。第三类是工人采取积极行动,如武汉富士康上百名工人威胁一起跳楼时,就有工人在天台上,然后上载。这些视频通过社交媒体广泛传播,引发工人群体内部讨论。虽然以前少数工人也写博客、发照片,但其影响和QQ类似,一般只限于熟人网络内部。因此工人分享自己拍摄的多媒体内容,引发各地工友和全社会关注,这就促成了新的社会网络。它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UGC,而是WGC:“工人生成内容(worker-generated content)”。因为制造信息的主体发生了变化,是有了集体劳工意识的“工人”,不再是被资本定义的消费者“用户” 。

图二、网络化抵抗与新三角团结关系:重新想像我们的世界体系

所以,到底什么是网络化抵抗?面对富士康的劳工问题和以苹果为龙头企业的数字资本主义,究竟应该怎么办?除了脚踏实地深入调研,笔者认为还需想像一个新的世界体系。该想法在参照17世纪和21世纪三角贸易体系的基础上提出来。图二展现的新三角团结关系只是非常初步的社会学想像,其基本观点是:各种抵抗因素都可继续纵深发展,并进一步连接起来,可能可以形成更大的网络化抵抗体系。此图不过是实现更大体系的诸多可能性之一。它可帮我们先在认识上超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然后在实践中研究中采取措施,更有效地进行网络化抵抗,防止人类再次返祖400年前。

图上占领技术和资本制高点的,不再是少数企业,而是“网络劳工(network labor)”这一新兴社会力量(邱林川,2013)。网络劳工是在新媒体网络社会条件下,阶级形成比较成熟的劳工组织形态。它所拥有的不再限于经济资本及为其服务的社会资本,而拓展到更深的文化层面。该文化是劳工——包括产业工人也包括非物质劳工——共同创造出的新工人网络文化,其中包含大量社会创新。

这些创新通过线上和线下的社会网络,聚集到社会生产部门,具体到这张图上,就是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working-class ICTs)和信息中层(information have-less)(邱林川,2013)。两个概念紧密相连,前者指相对低廉的电子产品及其支持的相关内容和服务,比如山寨手机、QQ等。后者指使用这些信息工具的人群,包括打工者、离退休人员、贫困学生、受到流动影响的留守人士、少数民族等。该群体内在差异大,就像当年“九头神”。他们砍不死、杀不掉,不断将劳动人民的创造力、想像力乃至生命,投入抗争实践。不同的是,他们的实践更容易借助新型网络技术转换成工人生成内容(WGC),从而更容易聚合起来。

这不再是大公司定义的用户生成内容(UGC),而是有其阶级属性的草根社会文化。它从不同源头汇聚到“工人阶级的公共领域(working-class public spheres)”,在这里碰撞,与来自不同职业、地区、性别、种族的工人生成内容一起,磨合成新的社会公共性基础。17、18世纪,这种汇聚往往规模有限。虽有大规模起义,在史料中却要花很大精力才能发掘出来。如今则相对容易很多,因为多数劳工可不依赖少数教育精英进行表达,针对自己感兴趣的议题,参与公众讨论。网络于是成为不同意见自下而上汇聚起来的通道,在此基础上生成“数字网络行动(digitally networked action,或称DNA)”,即不光有意见和讨论,且有网上和网下的集体行动,共同促进社会进步。这再强化和扩展网络劳工,进入下一轮新世界体系的三角循环,去和21世纪奴隶制竞争,促进人类走出四百年奴隶制阴影下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永别“i奴”。

结语

本文从17世纪奴隶制这一新的分析视角看富士康劳工问题和数字资本主义,可有几点启发。首先,科技发展不一定意味着社会进步,有时候还会退步会“返祖”。劳工研究需重新认识过去,让思想在历史长河中“重新扎根(re-root)”(Zhao, 2010, p. 573)。否则可能很难意识到,四百年过去了,奴隶制和三角贸易的基因原来依然潜伏在今天的世界体系里。表面看,随19世纪废奴运动成功,工业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取代原始资本主义,工人似乎不再是奴隶。但这只是表面。究其实质,导致劳动条件恶化,甚至还有人身依附关系和极端非人对待的社会条件,都不是随人类进入21世纪就自动消失。无论“防跳网”还是“上瘾”的商品,特别是三角贸易体系在全球北方、全球南方和“新世界”增长点之间建立起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体系,这些都是过去四百年间“亘古不变”的东西,它不因科技发展而改变。

其次,以史为鉴,可在更大范围内展开批判分析,从而在世界体系范畴内系统地进行普遍联系,也为开展行动研究提供更广阔视野。过去较多聚焦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内部,对苹果资本运转体系里的劳工议题,如零售、编程、广告,知之甚少。假如也有研究者去苹果专卖店或是为苹果服务的广告公司里做田野,可能可以和富士康的数据进行非常有意思的比对分析。

另外,劳工研究一向关注生产过程,但三角贸易框架要求还必须重视消费。“玩工”表面看是玩家在打游戏、在消费,其实它也是数码新世界里的生产性行为。这方面可与西方 “数码劳工(digital labor)”研究进行对话。同时必须开展自己的实证研究,不能随便照搬。虚拟空间是今天的“新世界”,超大型企业是“奴隶船”,不光是电子制造,还有服务、内容提供等相关产业,都应有研究者进入“深海”、“深度互联网(deep Internet)”,去那里了解新的问题、发现新的抵抗。

再次,在这样一个时空范畴大为拓展了的世界体系框架里,可以更大胆地重新想像社会。受“九头神”等历史记录的启发,我们讨论了如何在观察各种网络化抗争实践的基础上,至少先在概念层面建构出一套新的世界体系。它还远不够成熟,但和过去只在单一企业、单一国家内部寻求解决方案不同,其分析单位更大,是用世界体系对世界体系。延此方向进行探索,应对促进未来研究有重要价值。

最后,借鉴历史研究还可得到另一重要启示。那就是,我们有生之年可能看不到彻底告别21世纪奴隶制的那一天。当年的废奴运动,从17世纪延续到19世纪,用了200多年。但无论如何,我们只有更早开始如此想像,才能更早对它进行摸索改进、付诸实践,从而更充分地积累经验教训,让人类社会早日进入一个更公义的、超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时代。

2014年5月14日修改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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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Jack Linchuan Qiu,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电子邮件:[email protected]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香港没有邮编)

论文原发表于《社会》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