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鉴散照

何兵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1951年3月,中央发出指示,镇压反革命。对于手持武器、聚众暴乱的,杀害干部、破坏工厂轮船的,土匪首领继续抵抗、不愿投降的……,应处以极刑或长期徒刑,绝不宽容。但不以反革命为目,私人仇杀和偷窃的,要与反革命加以区别,决不应乱打乱杀、错打错杀。死刑及长期徒刑,应经法院审讯和判决。判决后,经省政府主席或省政府委托之专员或其他负责人批准后,方得执行。

但什么是“”?指示没有定义。1951年2月,国务院出台《惩治反革命条例》,进行了弥补:“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事业为目的之各种反革命罪犯,皆依本条例治罪。”反革命的本意,是指推翻新政权和破坏人民民主。

毛主席要求镇压反革命:“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关于镇压反革命》,《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7页)如此才能获得社会同情,又保存大批劳动力。由于缺乏明确标准,控制下属的简便方法就是数字管理。毛主席给出了上限标准:乡村已达人口千分之一(在西北地区为千分之零点五)、城市已达千分之零点五者,应即停止大批地杀人。(:《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158- 159页)时任瑞金专署专员的朱开铨回忆,当时瑞金县30多万人,由于控制严格,杀了三四百反革命。(朱开铨:《六十六年之革命生涯》,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84页)

指示要求,死刑应经法院审讯和判决,但许多地方没有法院。1950年10月,北京第一家区法院才成立。全国法院人员短缺,文化水平低。1950年7月,河北省法院干部799人,大学毕业55人,占6 .8%———估计主要是国民党法官。中学毕业248,占31%。小学毕业496,占62%,占干部的主流。(司法部统计处编印:《司法统计资料》,1950年7月)史良1952年向周总理报告,全国法院280 0 0干部,国民党旧司法人员约60 0 0人。部分地区,旧法官中反动党团、特务分子占64%,太原高达83%。这些人政治上不可靠,50%以上有贪污行为。(史良:《关于彻底改造和整顿各级人民法院的报告》,1952年8月)国民党法官政治不可靠,贪腐。共产党法官不懂法,而镇反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在全国铺开了。

究竟打得准不准?上海档案材料,记录了若干案例。袁凤英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具体罪名是“妓院恶坝”。她的“血债”是,以火烧红的砖头加醋,烫妓女下部致死。罪行看上去骇人,但案卷材料反映,实际是该妓女下身生毒疮,袁用土法医治,致死,并非有意虐死。开设妓院,在我国已有几千年传统,与反革命不粘边。但她还有“污蔑人民政府与人民解放军”情节,被判死缓。

周招弟,戏院老板,据说生性霸道。主要罪案是阻止无票的乡民入院看戏,激起矛盾,被联名举报“查门票吓死小孩”。另据说一名男子被周殴打,数月后去世。提篮桥区法院判处死刑,市法院改判无期徒刑。意见下达后,提篮桥区强烈不满,称其“民愤大”,最后军管会以“恶霸”、“有血债”罪条判处周死刑。她的行为,其实都构不成犯罪,与反革命更无关。但她有一个“扫帚星”的绰号,被认为是“民愤大”。(袁凌:《反革命恶霸的诨名》)没有人去细考,一个女人怎么可能打死男人?查门票怎么会吓死小孩?相书上的“扫帚星”,是指不吉,克夫再嫁,与民愤或反革命有啥关系?

正规的法院没有,基层如何组织审判?当时各县成立了人民法庭。1950年10月,湖南攸县成立人民法庭,下设10个分庭。审判长是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成了副审判长,其他审判员系机关干部或群众。这些没有法律知识,没有审判经验的人,在镇反中,处决了212个反革命。后人总结说,人民法庭第十分庭,未经批准,宣判执行死刑24人。后检查认定错杀6人,可杀可不杀的13人。(刘宗良:《解放初期的攸县镇反运动》)中央指示,死刑要经省里批准,实践中,区法庭未经宣判,执行死刑。

因为没有标准,量刑极为混乱。上海辅仁中学校长杨于慎,因为“冒充民革党员,抗拒登记”,在镇反高潮中,被判处死缓,后改无期,又改为1 3年。最终判决下达的1952年8月,镇反高潮已过,刑期缩水为5年。(袁凌:《档案里的反革命:边界何在?》)

安徽砀山县将一般不法地主、地痞流氓乃至所谓“破鞋”也逮捕起来。桐城县将16名拟处死刑犯,报地委审批。地委批示“继续补查”,该局未看批文,竟主观臆断,已批死刑,将16人处决。霍山县将未获批准死刑的5名反革命犯处决。(《安徽省志·公安志》)

1951年5月,中共皖北区党委执行中央的收缩方针,已核准的10 0 0余名死刑犯,凡未执行的,一律停止执行。那些没被执行的,捡了条命。官方总结说,三年镇反运动中,安徽共捕反革命分子11万余人,处死刑者,3 .2万余人。(《安徽省志·公安志》)

为配合镇反,诗人袁水拍写了首歌词“镇压反革命”。歌中唱道:“杀得对,抓得准,不杀不抓不安心。大家快起来,坚决彻底,干干净净,全部肃清,肃清那反革命。”“文革”中,他自己被挂上“反党分子”的牌子,游街示众。他愤而自杀,被救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