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周质平:胡适的反共产思想

  

   本文原载于周质平著作《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

  

   前言

   1950年代初期,中共在全国各阶层发动了一个历时数年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此后近三十年,只有胡适批判而没有胡适研究。这个情形,最近二十年来,有了相当的改变。不但胡适著作在大陆重新出版,而且有关的传记和研究也随着政策的开放,而日见其多。胡适研究在中国大陆居然很有成为“显学”的趋势。但这并不表示胡适的著作和研究全无禁区。在现有大陆出版的胡适著作中,胡适晚年所写重要的反共文字多未收入, 而所有大陆所出有关胡适的研究著作,对胡适思想中的这部分不是轻描淡写,就是痛下批判。因此,胡适的这方面思想在大陆始终没有得到全面的展现和受到认真的对待。

   这个情形也相当程度的反映在台湾和海外的胡适研究上。形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政治上的忌讳,而是胡适重要的反共言论大多是1949年以后以英文发表的。这些英文发表的演讲和文章翻译成中文的只是少数,而有些讲稿并未正式出版,搜求就更为困难了。

   胡适著作在中国重新出版的重要意义正在于他的思想至今仍有违碍的地方,而这点违碍也正是“胡适幽灵”精神之所在。胡适晚年所写文字有不少是早年作品的摘要或复述,他的反共言论却是他晚年的“新作”。

   中国大陆的学者,谈到胡适的反共,则不假思索地用些“反动”等不堪的字眼加诸其身。其实,胡适的“反动”,正是他的进步;胡适的“反动”,正是他的斗争,他的不妥协;胡适的“反动”,也正是他的思想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来说,依旧光焰万丈之所在。

  

   胡适反共产思想的哲学基础

   就胡适思想整体而言,反共并不是它的“体”,而只是它的“用”。换句话说,一种反对意见的提出,必然是在一个人的基本信仰受到威胁或挑战以后,被动的,甚至于是不得已的一种举措。所以要了解胡适的反共思想,必须先审视他思想体系中有哪些基本信念或价值取向是和共产主义不两立的。在有了这样的理解之后,我们才能知道胡适的反共,绝不仅仅是他个人政治立场的表示,更重要的是在反共中体现了他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和他对广大众生的悲悯。这种悲悯是来自“抗争”,而不是“容忍”。

   胡适一生服膺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的实验主义,在社会改造上,反对彻底通盘“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不相信有“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而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这个基本信念,早在1919年“问题与主义”的辩论中即已明白的表示出来。 胡适经常引用杜威的一句话是:“进步不是全盘的,而是零星的,是由局部来进行的。”(Progress is not a wholesale matter, but a retail job, to be contracted for and executed in section.) 这种温和的改良态度是胡适和李大钊、陈独秀等左派知识分子最大不同之所在,也是《新青年》团体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之后,分化成左右两个营垒的根本原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用暴力的手段,做翻天覆地式的彻底改变,这恰是胡适主张的反面。这点基本态度的不同是胡适日后反共的哲学基础。

   1930年3月10日,胡适写《漫游的感想》,他说:“美国是不会有社会革命的,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革命之中。这种革命是渐进的,天天有进步,故天天是革命。” 同年4月13日,写《我们走那条路》,进一步地表示了他反对暴力的革命:

   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种革命。

   胡适早在康乃尔大学留学时期,就反对急于求成的革命,在他看来,任何急进和暴力的革命,都不免是表面的、短暂的,是只有破坏而没有建设的,因此也就成了一种浪费。他毕生所鼓吹的是:社会改革是没有捷径的,是必须从基础做起的。

   1941年7月8日,胡适在美国密西根大学讲《意识形态的冲突》(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他明确地指出“激进的革命与点滴的改良”(radical revolution versus piecemeal reform)是独裁与民主的根本不同之所在:“独裁政权的首要特征是他们都支持激进并带有灾难性的革命,而他们对特定的改革则讥之为肤浅而无用。”(The first basic characteristic of totalitarian regimes is that they all stand for radical catastrophic revolution and that they all scorn and spurn specific reforms as superficial and useless.) 1954年3月5日,胡适在《自由中国》社欢迎茶会上讲《从〈到奴役之路〉说起》,又提到了他在十三年前所写的这篇文章,并引了其中的一句话:“一切的所谓社会彻底改革的主张,必然的会导向政治的独裁。”(All social radicalism must inevitably lead to political dictatorship.)并引了一句列宁的话“革命毫无疑问的是最独裁的东西”(Revolution is undoubtedly the most authoritarian thing in the world)。 可见直到晚年,胡适没有改变过他在《问题与主义》中的基本信念。

   胡适思想中反共的另一个基本成分是他的个人主义。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中,他一方面强调个体需为群体服务,个体的生命必须透过群体才能达到不朽; 但另一方面,他绝不抹煞个体的独立性和特殊性。 换言之,群体绝不允许假任何名义,对个体的独立性和特殊性进行压迫。“多样并存,各自发展”是胡适思想中的一个重要信念。任何违背这一信念的主义和教条都在他反对之列。他在《意识形态的冲突》一文中,指出独裁集权与自由民主的另一个思想上的冲突是“一致与多样。”(uniformity versus diversity)的不同。他说:“民主方式的生活基本上是个人主义的。”(The democratic way of life is essentially individualistic.)他认为:

   严格的要求一致必然导致对个人自发性的压迫,阻碍个性的发展和创造性的努力,导致不容忍,迫害,和奴役,而最糟的是导致知识上的不诚实和道德上的伪善。

   The desire for uniformity leads to suppression of individual initiative, to the dwarfing of personality and creative effort, to intolerance, oppression, and slavery, and, worst of all, to intellectual dishonesty and moral hypocrisy.

   1949年以后的中国正是极端的要求一致而不允许任何人有独立的思考和自由的意志,胡适在这段话中所指出的种种问题,显得特别真实。

   1955年,胡适写《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国共产党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对民主的精义有极其独到的解释,最可以看出胡适思想中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民主的生活方式,在政治制度上的表现,好像是少数服从多数,其实他的最精彩的一点是多数不抹煞少数,不敢不尊重少数,更不敢压迫少数,毁灭少数。”

   胡适一生除了鼓吹自由民主之外,同时提倡怀疑的态度,要人们不轻信任何没有证据的东西。他在《三论问题与主义》中的名句是:

   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

   在二、三十年代,胡适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批评主要并不是在内容上,而是在提倡者的武断,和追随者的盲从上。1931年,他在《我的歧路》中指出:

   我对于现今的思想文艺,是很不满意的。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了一班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的奴隶;陈腐的古典主义打倒了,却换上了种种浅薄的新典主义。

   1930年,胡适写《介绍我自己的思想》,类似的话又重说了一次:“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 这些话虽然说得很严厉,伹都不是针对马列思想的本身,而是针对信仰者的态度而言。1953年,胡适把这种不轻信权威的怀疑态度视为共产党批判胡适思想的主要原因之一。

   胡适一生没有接受过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所谓生产方式是决定历史发展最后和最主要的原因,在胡适看来,这至多不过是一个未经“小心求证”的“大胆假设”。胡适对历史发展的解释,始终强调偶然、多元,而不认为有最后和唯一的解释。这种偶然说的形成早在他幼时读《资治通鉴》,读到范缜《神灭论》时,即已种下因子。 这一点思想的种子影响了他一生的“思想行事”, 使他不能轻易地接受对历史发展所作一元的解释。胡适并没有写过专论历史发展的文字,但从他零星的论述中是可以理出一个头绪来的。

   1927年1月25日,胡适和著名的美国史学家比尔德(Charles A Beard,1874—1948)谈到历史发展的问题,在日记中,有比较详细的记录,很可以看出胡适对这一问题所持的观点:

   历史上有许多事是起于偶然的,个人的嗜好,一时的错误,无意的碰巧,皆足以开一新局面。当其初起时,谁也不注意。以后越走越远,回视作始之时,几同隔世。

   胡适向比尔德提出历史的偶然说却绝不偶然,比尔德以写《美国宪法的经济阐释》(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一书而著名一时,他是偏向于从经济的观点来解释历史发展的学者。 因此胡适的偶然说是针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而提出的。

   1935年,胡适写《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导言》,对历史发展一元的解释,提出了批评:

   治历史的人,应该向传记材料里去寻求那多元的、个别的因素,而不应该走偷懒的路,妄想用一个“最后之因”来解释一切历史事实。无论你抬出来的“最后之因”是“神”,是“性”,是“心灵”,或是“生产方式”,都可以解释一切历史。但是,正因为个个“最后之因”都可以解释一切历史,所以都不能解释任何历史了!……所以凡可以解释一切历史的“最后之因”,都是历史学者认为最无用的玩意儿,因为他们其实都不能解释什么具体的历史事实。

   马克思的经济史观,在1920年代,被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认为是历史发展的科学解释,也是唯一解释。接受这个理论,往往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胡适根本不承认历史发展的一元解释,就更不必说接受马克思的经济史观了。

胡适实验主义的态度一方面使他不能相信有包医百病的万应灵丹;但另一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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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3日, 8:45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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