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陈良:滋生腐败的文化因素

滋生腐败的文化因素

  

   在日常生活中,一谈到“文化”,人们往往联想到的是通过读书学习、艺术熏陶和道德修养所获得的那种令人敬佩的精神品质。然而,人类学家对文化的定义却与此不同。美国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认为:文化指的是任何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而不仅是被社会公认为更高雅、更令人心旷神怡的那部分生活方式。在社会科学家看来,没有无文化的社会,甚至没有无文化的个人。美国人类学家A·L·克鲁伯和C·克拉克洪,在两人合著的《文化:一个概念的考评》中指出:文化存在于各种外显的和内蕴的模式当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

   我们每个人都生长于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所有文化传统对我们的生活和行为都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有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值得继承和弘扬,诸如厚德载物、勤劳善良、自强不息等文化传统,是我们的精神家园,给我们以前进的动力。但是,现阶段的腐败不完全是吏治或党风问题,更多的是世风问题和人心问题,或者说是文化传统问题,在腐败现象与文化传统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

   礼义变异的红包文化

  

   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其核心在哪里?著名学者钱穆先生认为,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从一个家庭到整个国家,我们所有的行为准则都是由“礼”来笼罩的。中国幅员辽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各地风俗差别很大;尽管各地风俗和方言有多么不同,但是在“礼”这个层面上都是认同的。礼是我们民族的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行为准则。礼是要了解中国文化,就非得了解“礼”不可。

   礼仪文化起源于西周,周公认为殷商的灭亡原因在于失德,为了吸取殷商的教训,周公提出了“明德”的政治纲领,并制定了一系列的人性化的制度,后人称之为“礼制”。孔子非常推崇周公,周公所制的礼,主要体现在典制上,孔子在此基础上,加进了一套修养性的原则和教化方法,形成了完整的礼学体系,其精髓体现在儒家经典《礼记》里面。

   礼是什么?《礼记》说:礼也者,理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也者”。在这里,礼的精神所体现的,是一种不能改变的真理和道德法则;《礼记》的第一篇《曲礼》开头就说“毋不敬”,朱熹认为毋不敬是一部《礼记》的纲领,东汉经常大师郑玄在为毋不敬三字作注时指出:礼主于敬。所谓敬,就是一种敬畏,敬畏什么?敬礼(理)也!伟大的哲学家康德说过: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反复地思索,就越是给人的心灵灌注了时时翻新、有增无减的赞叹和敬畏,这就是我们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由此可见,东方圣人和西方哲人都想到一块了,儒家所谓的礼,其实就是康德所敬畏的道德法则。怎样才能成其为礼,《礼记》说:只有“德辉动于内”,才能“理发于外”;你内心里树起了道德,行动上才有合乎理的礼。

   千百年来,我国被称为礼仪之邦,国人似乎非常讲究礼仪。如果深入考察,就不难发现,古代圣贤所倡导的礼仪,在世俗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早已发生了变异。清代官场很讲究“毋不敬”的礼仪,官员之间特别是上下级之间表示“敬”的礼仪,什么别敬、冰敬、炭敬、门敬、文敬,什么年敬、节敬、喜敬、妆敬,这敬那敬的,都是要花银子孝敬上司,官员自己是不会掏腰包的,“

   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还靠收刮百姓埋单;这种用银子孝敬的礼仪,其实违背了礼义的原则,只不过是巧借各种礼敬之名,而行人情贿赂之实。当今社会和官场上流行的红包文化,就是一种礼仪的变异。人们之所以热衷于赠送和收受红包,就是因为红包被赋予了文化内涵,看上去是一种礼仪的表达,礼尚往来,人之常情;有这种礼仪观念的支撑,人们就可以大力发扬红包文化,心安理得地赠送和收受红包。

   将红包文化与礼仪文化捆绑起来,为红包的流行赋予了广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于是红包文化成为社会潜规则之一,成为做人办事甚至升官发财的必要方式。生活在红包文化中,如果不按潜规则行事,很可能寸步难行。《北京青年报》2005年3月24日报道,辽宁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曹再学,2003年进入阜新市国土资源局从事采矿技术研发工作,为人老实不熟悉“人事潜规则”,不理会领导“谁进国土资源局都得给三五万元”之类的暗示,不满半年就被单位迫使下岗。直到国务院总理和辽宁省省长先后作出批示,曹再学才能得以重新上岗。其实,阜新高校的许多毕业生对“人事潜规则”心知肚明,他们深信“分配到事业单位或国家机关工作需要花钱。”所谓“人事潜规则”,说白了就是送红包,没有红包铺垫,想进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没门。

   曹再学是幸运的,遇上总理和省长亲自批示,又得以重新上岗。假如没有总理和省长干预,曹再学要想再找到工作,还得对“人事潜规则”进行再学习,如果不再学他曹再学也难找到工作,即使找到了也难得在单位立足。并不是所有不熟悉“人事潜规则”而丢饭碗的人,都可能引起总理和省长的注意,总理和省长公务繁忙,也不可能时刻过问这些事。好在有红包文化熏陶,大多数人熟悉“人事潜规则”,并心照不宣地按“潜规则”行事,尽可能把各自的事情摆平,免得让国家和省里领导操心。

   一般来说,孩子即将出生的时候,为了让他(她)顺利来到世间,家长要考虑给妇科医生送不送红包;到孩子上幼儿园了,为了得到精心照料,家长要考虑给阿姨送不送红包;到孩子上小学中学的时候,为了接受优质教育取得更好成绩,家长要考虑给老师送不送红包;到孩子大学毕业了,为了找到令人满意的工作,家长还得考虑要不要送红包。长大成人了,我们在单位里工作,很多的时候不得不面对“潜规则”,入党提干、升官晋级、调资调动等涉及个人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往往要考虑送不送红包,上司家里办红白喜事,或者他本人或家属有些大病小恙,也得要考虑送不送红包。逢年过节的时候,更是红包文化盛行的季节,有鉴于此,各级纪检和监察部门每到年关,总要发布禁止收受和赠送红包的文件。任凭文件怎么禁止,许多单位依旧乐于用公款送红包,许多人依旧坦然笑纳。

   禁止红包文件为什么苍白无力,根本原因是红包文化根深蒂固,生活在“潜规则”里,礼义变异的红包文化已彻底浸透我们的心灵,深刻地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一些地方,我们把红包和“礼”划等号,将赠送红包美其名曰“送礼”。礼者,理也;礼是人之常情,做人哪能不讲礼,而且礼尚往来。有了“礼”字名号,你可以堂而皇之送,我可以心安理得收。在这种背景下,善于按红包规则操作者,被看作是通人情讲礼仪,可以如鱼得水混得好;如果不按红包规则行事甚至反对它,则往往被人讥笑为迂腐呆板或假正经,可能面临种种障碍,在单位难以过得开心。许多单位用公款“送礼”,认为这有利于调节各方面关系,有利于办事方便,似乎理所当然;大家都这么想,公款“送礼”就更加理直气壮。

  

   二、

   表里不一的双重人格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主流文化有一个最显著的特色,就是说话与书写不一致,口头上说的是通俗易懂的大白话,写到书面上却是之乎者也的文言文。这种文化现象,在欧洲中世纪也出现过,像亚平宁半岛诸国,一般人说的是鲜活的意大利语,而著书立说却用古老的拉丁文;到文艺复兴之后,这种现象就不复存在了。而在中国,说与写不一致却延续了几千年,直到“五四”运动后才全面倡导白话写作。

   那么漫长的岁月,说话与书写“两张皮”,堪称世界文化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观。那样书写,尽管不是直观表达,但却可以传载真实的语意;白话口语所表达的东西,文言书写同样可以表达清楚,二者在语意上保持了一致性,通过一定的学习,能够理解并掌握文言文写作。然而,在封建时代的官宦生涯中,所形成类似说写不一致的官场文化,却令人难以琢磨,匪夷所思。在旧式官场上,官员都具备表里不一的双重人格,这就是阳性人格和阴性人格。在公众场合,他们显现阳性人格,其言行举止表现十分得体,说的都是圣贤话,大谈如何效忠朝廷体恤百姓,如何铁面无私克己奉公,看上去像“包青天”式大清官;在私下场合,他们显现阴性人格,所作所为就不那么得体,不是以权谋私,就是监守自盗,什么卑鄙龌龊的事都做得出来。

   虽然封建体制早已终结,但是封建文化仍然沉积于国人的心灵深处,这些文化沉积物塑造着当代的双重人格。当今时代,自相矛盾的双重人格在一些群体中普遍存在;具有双重人格者,总是在公开场合展现阳性人格,其语言和行为非常符合道德标准和社会规范,给别人留下美好的印象;而在私下场合表现阴性人格,其语言和行为便发生变异,不三不四的话说得出来,损人利己的事也做得出来。仔细考察已经落马的贪官,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攻于心计,精于演艺,善于在不同场合转换角色,把双重人格演绎得活灵活现。

   以卖官闻名全国的马德,当市委书记两年间,卖官所得达600万元。在事件没有暴露之前,马德非常“重视”干部制度建设,多次提出要“坚持完善干部考察预告制、干部任前公示制、常委会投票表决制”。在绥化市组织工作会议上,他还“创造性”地提出:“领导干部和各级领导班子、各级党组织推荐干部,必须署名,写清推荐理由,实行推荐责任制。”组织部门专门为此制定了《推荐干部责任书》。绥化有关县市还提出了“五个不用”:即溜须拍马的不用,好吃懒做的不用,跑官要官的不用,平庸无为的不用,无德无廉、形象不端的不用。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是马德双重人格的真实写照;公开场合唱高调,私下却另搞一套:口头上提出“五个不用”,只要私下送钱,“五个都能用”,这是马德式的黑色幽默,也是对他表面文章的反讽。

以暴敛巨额财产而名震华夏的李玉书,原系四川省乐山市副市长,此君善于塑造自己阳性人格,在公众场合总给人以清正廉洁、大公无私、精明干练、观念超前的好印象,而其阴性人格却是利欲熏心,丧尽天良,简直就是一个衣冠禽兽。私下敛财渔色不说,作为人民政府副市长,他居然恬不知耻地向坐台小姐传授“空手套白狼”的发财秘笈。案情大白后,乐山军分区宋司令员扼腕长叹:“这家伙太会伪装了,当初我还真把他当成了焦裕禄、孔繁森那样的优秀干部。”宋司令为什么把李玉书当成了孔繁森,说起来有两个故事。2000年7月的一天,李玉书应邀去乐山军分区械库施工现场指导工作;在烈日下,他比比划划,从城市规划说到资金运作,与司令员宋某在工地上大汗淋漓地忙到中午1点钟,还顾不得吃饭。工作结束后,宋司令员邀请他到乐山有名的西霸豆腐酒店进餐,还请了军分区其他领导作陪。这餐饭,6个人共吃了200多元,应该说绝不奢侈。谁知李玉书得知价钱后,当场以严肃的神态语重心长地说:“老宋啊,军分区经费那么紧,你何苦这样铺张浪费嘛。我们作为党的干部要节约,我这个人是农村的苦孩子出身,从来最讨厌讲排场的,仅此一回,下不为例哟。”这番义正辞严的告诫弄得宋司令员有些尴尬,但从内心里他却佩服李副市长作风清廉品德高尚,事后宋司令员对同事们发出了由衷的感叹:“李副市长真是难得的好官啊!”同年8月底,工程即将结束。一天,李玉书又来到工地上,忙碌到中午12点多。李副市长挥手对宋司令员说,“走,该吃饭了,上次是你请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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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15日, 11:43 下午
分类: 公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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