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韩少功:“文革学”的三大泡沫

   “文革”是一个事实和情绪的巨大总量,交织了数亿人太多的纷争和尴尬,沉浮和恩怨,遗忘和夸张,以至任何判断都可能挂一漏万。事情已过去三十多年,但三十多年后的有关争议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不是更缓,而是更烈;不是更精确化,而是更口水化……已从反面证明了这一难度。因供职《天涯》杂志的关系,我曾结识不少活跃的学者和作家,发现“文革”几成他们的心结,是他们不愿谈、谈不清、一谈就七零八落的话题。北大教授戴锦华曾私下里感叹:她与外国同行说中国,什么事都好说,只有两块最棘手,“文革”即其中之一。在另一方面,右翼看似统一,却也是裂痕暗布,比如应否承认“文革”中的“人民文革”,这一问题上的点头派(杨小凯、郑义、朱学勤等),一直遭到摇头派(徐友渔、徐贲等)的鸣鼓而攻。

   漫长的历史长卷里,空缺和悬案其实比比皆是,并不是所有事都能真相大白。其中很大一部分,不过是时过境迁后淡忘了,模糊了,消散了,被其它话题淹没了,甚至是当事人一代统统死光后就无需再说——那不是解决问题,只是靠时间来取消问题,靠人口减员给大脑减负。

   这也是德国哲学家尼采“积极的遗忘”引自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商务印书馆,1998年。一说应有之义?我们已经无法知道有多少秘密深埋在广袤大地之下,无法知道历史长卷是否更像一张破网。项羽是否真烧了一个阿房宫,欧洲“圣殿骑士团”是否真留下了宝藏,伊利亚特战争是否起因于争夺一位美女……这些事也够大的,牵涉到苦难和血泪。但如果不是吃饱了撑的,眼下大概不会有人大举较真,投入巨资和团队,一定要挖个水落石出。

   还有很多问题,虽未被时间取消,却因“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因“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胡适语),落到现实的语境时便受制于言说者们的生存处境、利益背景、阅历准备、知识成见、时代风尚、媒体影响乃至个人情绪,被各种现实因素所选择,所牵引,所挤压,一步步变形,最终被搅成一团乱麻,造成深刻而持久的社会分裂。“文革”好像就是这样。我的一位老邻居,白天想起当年禁麻将就骂“文革”;晚上想起当年同厂长工资差不多又赞“文革”。同是这一位爷,在歌厅里不熟周杰伦、刘德华只好大唱红歌,进茶馆同某个哥们儿抬杠,情不自禁模仿某位文化偶像,又可能大骂自己刚唱的“烂歌”——你没法同他较真。不难看出,一位退休师傅身上也伏有多部“当代史”和多个“小姑娘”,自己同自己过不去。

   换句话说,先哲们假定的那种认识风范,不被任何私利和情绪玷污的学习态度:每个人都温良,都审慎,都稳定,背着小手和眨着大眼,公正得像一个萌态可掬的上帝,理智得像一块无欲无念的芯片,于是说话必有据,说话必从理,说话必见贤思齐,于是事情越辩越明,大家最终不难在辉煌的真理圣殿欢聚一堂……这种理想一再出现于传说,一再成为知识供应者的承诺,在实际生活中却总是七折八扣——特别是在一个话题被利益和情绪劫持太久以后。

   当政高层在三十多年前划定“文革”讨论禁区,也许出于止乱避险的权宜。面对数亿人的派别裂痕,事由各异的普遍伤痛,如果不想在伤口撒盐,不想给余火浇油,不想把某些群体或所有群体再伤一次,那么暂时冷藏“文革”话题,粗线条划定舆论口径,动员民众“一切向前看”,不失为一种务实的敲槌禁声。谁都有两难的时候。谁都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经验。为避免社会分裂和谋求政治减压,美国人也曾以法案形式搁置过“抽屉问题”如183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议案,叫做gag rule ,俗称“闭嘴法案”。该法案规定对任何要求废奴的提案都一律搁置,国会不予讨论。主张废奴的林肯当时也投了支持票。,待条件成熟后再摆上桌面。欧洲人在种族、排犹主义等敏感话题上也一直绷紧神经,封杀异议,绝无自由。在那里,谁愿意丢饭碗,敢像日本右翼挑剔南京大屠杀数据一样,去挑剔一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有关故事?谁愿意吃官司,敢像某些国人为汪精卫翻案一样为汪精卫投日的翻案文章不少,如2012年12月24日共识网上《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文,网址为http://t.cn/zjWq4zf。,去为德国纳粹和法国贝当政府抱屈?

   从长远看,暂时冷藏问题,把争议扫到地毯下去,也会留下隐患。“文革”是整整一两代人的人生经验。它到底是怎么回事,留下了哪些教训,并未得到广泛和深入的探讨,更未积累成公众的思想财富。作为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后半场,“文革”的空白化、标签化、混乱化,相当于一种自我理解的残障,也必然对整个国情的理解造成迷茫,扰乱人们前行的视线。“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学却出现在西方。”这一说法怎么说也不能让中国人很有面子。马若德(Roderick Mac Farquhar)教授1980年代在哈佛大学首开“文革学”课程,前去选修的学生达千人之众,人气飚升,热浪叠起,以至这门课后来一直很叫座。较之于国内媒体对“文革”的闪灼其词,较之于“文革”资料在中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大量锁入秘库,有关“文革”博物馆的建议石沉大海,西方那些国家里有关著作车载斗量,有关专家明星辈出,迅速形成了一种知识强势。在很多人看来,这也陷国人于道德窘境,与日本右翼势力对待二战的态度相去不远。《上海生死劫》、《鸿》、《革命之子》等纪实作品,出自“文革”后最初进入西方的一些国人,当然多是磨难较多的知识精英——纷纷名列畅销书排行榜,被不少大学指定为必读书目,无疑是这个强势的起点。其中《革命之子》的作者梁恒,我的大学同学,与我一道步行纽约时,常被陌生的美国读者招呼,攀谈,诚邀合影。用他的话来说,鲁迅在美国的名气,不及他万分之一。

   据我后来在美国所知,这种说法并不是他吹牛。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文革学”相当于中国原料加西方技术,相当于国人的某种记忆外包和知识信托,把脑袋搁在人家的肩上。一个巨大的知识产业,经“出口转内销”和“内销转出口”各种渠道,历三十多年发育成长,在中、西之间一再获得循环增值和双向扩张,最终以散件进口境内整装的方式,悄悄渗入国内的讲坛、沙龙、网络、出版业以及街头私议。很多国人的思想胃口和意见市场,被这一产业完全接管。常见的情况是,有些西方人士认定“他们中国人自己都这样说,那还有假?”而那些中国人恰恰是在隔洋学舌:“旁观者清么,他们西方人都这样看,那还有错?”——这些真相寻求者一再狂追自己的背影,把自己的背影当成了神秘的蒙面证人。

   不管怎么说,这是国内知识界的一笔巨额欠账。

   一个制造品的出口大国,却长期依赖知识与思想的进口,终究不太正常。作为富有红色经验的大国,又是学术、文学、教育、出版的投入大国,俄国和中国远比众多欧亚小国更有思考责任,如不偿还这一笔欠账,实是天理不容。

   宫廷化

   所谓“文革”史的宫廷化,是指叙事者们的目光始终聚焦国家高层,总是把历史写成一部领袖史。

   前面提到的马若德,另有译名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西方“文革学”的重要创始人,著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大卷。他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共同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细心梳理了“文革”的过程和原因,最终确认“这场运动多半是毛泽东个人决策的结果。”他在书中另一处总结,是“毛泽东对革命纯洁性永无止境的追求”以及他的“非凡权威”和“民粹主义观念”,决定了这一运动的方式、面貌以及全部过程见马若德与费正清合著《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海南出版社,1992年。。

   仅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与中国官方的定调大体接近,正如“彻底否定”“文革”的官方结论与西方主流说法大体重合。具有官修史地位《中国共产党历史》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出版,也认为在“文革”发生这一问题上,“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近些年来,国内少数几本获准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简史》《“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和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金冲及著,社会科学方文献出版社,2009年。等,均持类似观点。这些书中提到悲剧发生的原因,如“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所受到的惩罚”,当然也是意指毛泽东。

   这样看来:

   一是个人问题。

   二是认识问题。

   这里隐含的逻辑是:一,如果毛泽东的位置上换了别人(不妨设想疾病、车祸、政变等事故导致换人),“文革”就可能不会发生。换句话说,在没有毛泽东的地方,“文革”大概是不可想象的,几乎没什么机会。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原因是他认识错误,如果他脑子好用一点,马克思主义水平高一点,如有些人设想的那样能读懂德文原著,或智商再提高20或30,事情就不会那样。如果他脑子里多一点自由主义(右翼所愿),多一点孔孟儒学(新儒家所愿),甚至多一点解构主义、犹太教、绿色思潮、计算机原理、重金属摇滚乐……事情大概也都不会那样。在不少人眼里,那种情况下的中国或可跳过十年或三十年,从1949直接切换到1978,甚至直通1980年代的欧美,脱下草鞋,开上法拉利;丢下窝头,换上人头马;私塾弟子们立即读上了《华尔街日报》。

   这种历史偶然论是否太过虚玄?是不是一种变体的个人崇拜?一具肉身若神通广大到能让偌大中国下地狱或上天堂,随心所欲给历史添上几十年或删去几十年,不被崇拜一下又怎么说得过去?

   说实话,我也好奇红墙内幕,相信领袖的巨大作用。但我怀疑几十年的历史只是数亿人运气太背,碰到了一支下下签,是一个喷嚏打出来的心梗致死。读这些书的时候,我很想看看作者们还说些什么。可惜的是,追责到此为止,谜底似已揭开,他们大概觉得自己已能交代得过去。

   考虑到毛泽东当时的绝对威权,考虑到他在集权体制下的咳嗽一声举国静默,他当然对事情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这样说并不为错。把很多错误记在他名下,这样说有时也大体不差,特别是对于小学生来说也许够了。问题是,这里的错误是指个人崇拜、高度集权、长官经济、政治高压、文化禁锢、人权灾难等,即中国语境里的“极左”。这种极左并非中国特产。在前苏联、东欧各国、朝鲜、越南、柬埔寨……那些没有毛泽东的地方,包括在那些官方舆论起劲儿反毛、反华的地方,火烧毛泽东画像和把核弹头瞄准中国的地方,上述错误也大同小异层出不穷,诸多故事让中国人十分眼熟——这正是我当年决定翻译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主因,大概也是这本书热销的主因。

   那么,上帝是否克隆了一大批操湖南口音的高个子,一个不落地分派到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让他们的个人问题和认识问题一齐发作,让诸多下下签一齐生效,从而造成了国际红色阵营普遍的失误和重挫?一个短路点就在这里:如果承认那些地方也有极左,那么极左就与毛泽东不存在唯一的因果关联;如果认定极左只是毛泽东的个人作品,独一份的发明,那么上述国家的类似情况就来历不明,殊可奇怪,与“文革”扯不上近似值与亲缘性。国人们的眼熟纯属有目无珠。

   我们该往哪边说?

这种毛泽东的“群发现象”不仅出现在境外,也出现在境内。作为中国头号“走资派”之妻,王光美亲历过不少高层内情。她饱经磨难,但家中一直悬挂着毛泽东与她全家人相聚的巨幅照片。听说毛泽东的女儿病了,她联系医院寻访名医,去对方家里帮助打理家务,事后还把毛、刘两家的孩子们悉数召来,一起欢度大年除夕——这样的合家欢后来一再重现。她的道理是,账不该算在某个人的头上。用她的话来说:“‘文革’自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复杂性。毛主席用那些人也是有历史缘由和认识过程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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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25日, 5:50 上午
分类: 公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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