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伊力哈木因“分裂国家罪”被判无期徒刑并没收一切财产,这意味着只有在中共倒台之后,反对者们攻打“巴士底狱”,伊力哈木才有可能重获自由。由这一案例,我不由得想到1920年一位公开主张分裂中国的湖南青年的命运。

分裂中国的始倡者是谁?

这位湖南青年当时不仅主张分裂中国,还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现将其文抄录部分如下:

“中国的事,不是统一能够办得好的,到现在算是大明白了。……中国二十四朝,算是二十四个建在沙渚上的楼,个个要倾倒,就是因为个个没基础。四千年的中国只是一个空架子,多少政治家的经营,多少学者的论究,都只在一个空架子上面描写。每朝有几十年或百多年的太平。全靠住一个条件得来,就是杀人多流血多。人口少了,不相杀了,就太平了,全不靠有真实的基础。……在人类中要中国人,和不要中国人,又有甚麽大不了的关系?推究原因,吃亏就在这‘中国’二字,就在这中国的统一。现在唯一救济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国,反对统一”,“我只为要建设一个将来的真中国,其手段便要打破现在的假中国。起码一点,就是南北不应复合,进一层则为各省自决自治……各省自决自治,为该建真中国唯一的法子。”

“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

以上这些话,除最后一段出自《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湖南《大公报》,1920年9月3日),前面一段均出自《反对统一》(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0年10月10日),作者是毛泽东,时年27岁。无论是其主张之极端,对现实抨击之激烈,远非伊力哈木那篇《当前新疆民族问题的现状及建议》所能追比。设若当时的军阀政府如同今天的中共政府,恐怕毛泽东的“分裂国家罪”获刑不止是无期。

我们这代人从小接受的教育,让我们知道北洋军阀与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旧中国,“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尤其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直被形容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腐败、专制、独裁就是这一时期的政治标签。但在那样

“黑暗”的时期,毛泽东连续发表分裂国家之文却没有被抓;96年之后,伊力哈木温和的建议却被指为“分裂国家罪”予以重判。这只能证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远比中共统治要开明,否则,中共何以成长 壮大,毛泽东又哪有命能成长为中共领袖?

今天的中共政府难容“青年毛泽东”

中共官方史学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评价低于国民政府时期,因此,有必要再回溯一下这段时期中国发生了什么。事实是:近代史上许多伟大的历史事件,特别是影响深远的几次思想解放运动,都发生在这一时期,例如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壮大,等等。

凡懂历史的人都知道,只有专制松动之时,才会有各种批判声音出现,并形成思潮与运动;专制最黑暗的时期,许多思想被消灭于萌芽状态,无法形成思潮与运动。 北洋军阀时期,不仅为上述历史事件提供了社会条件,还为政治反对者“毛泽东们”提供了活动空间。

以下是《毛泽东年谱》记述的毛的成长史:1918年4月14日,毛与何叔衡、蔡和森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1919年5月,响应五四运动,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湖南学生反帝爱国运动;7月,湖南学联会刊《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7月至8月,连续撰写并发表《民众的大联合》长文。1920年8月初,毛与易礼容等在长沙发起成立文化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8-9月,参加筹备成立俄罗斯研究会;11月,同何叔衡等组织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毛泽东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大。

上述活动如果发生在毛泽东统治时期,都是“反革命罪”,每一件都足以枪毙一次;发生在1990年之后,则可以归入“阴谋(或者煽动)颠覆政府罪”、“危害国家安全罪”或“分裂国家罪”。这并非危言耸听,2001年北大学生杨子立等4位青年学子成立了一个新青年读书会,还不象毛组建的新民学会、文化书社那样明确宣布政治目的,仅仅是读书会友,关怀社会,就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分别判处8-10年重刑。

按《毛泽东年谱》所列内容,毛在北洋军阀时期(1911-1927年间)所从事的活动,无论是写文章还是行动,都是以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为目的。如果换成今天的中共政府,那案卷可能堆得比山还高;用中共法律文书语言来说,“实属罪大恶极,不严厉处置不足以平民愤”。由此足见,从政治开明程度来说,北洋军阀统治远胜于今天的中共政府,至少,“青年毛泽东”们都安然无恙地从事着各种颠覆活动。

与中共相比,国民政府只是半黑暗专制

中共党史罗列了以下史实:

中共接受苏联援助的巨额活动经费。(详情可见杨奎松:《中共建党初期职业革命家活动经费从哪来》)。中共统治下,此罪名为“勾结外国势力”。

国民党镇压民主运动的残暴程度逊于中共。1935年,由中共组织发动“一二九学生运动”,“遇到残暴镇压,大批警察手执大刀、木棍、水龙,对付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有百余人受伤。游行队伍被打散”。这暴力程度,与中共1989年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中出动军队、坦克相比,简直可算是“文明执法”。按中共评判国民政府的标准,现阶段中共镇压群体性反抗时施用的暴力,几乎全可以称之为“残暴镇压”。

国民党时期有新闻管制,报纸经常出现“开天窗现象”(因受政府部门审查撤稿,报社来不及补稿,干脆留空白以示抗议)。但与中共相比,这种审查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以中共党员袁水拍为例,他长期任职于国统区的《新民报》与《大公报》,写了三百多首山歌、民谣,讽刺国民政府的政治腐败、经济崩溃、社会混乱等现象,前后发表了三百多首,并于1946年及1948年编成《马凡陀山歌》正、续两集出版。其中最有名的是那首直指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这也税,那也税;东也税,西也税,样样东西都有税;民国万税,万万税!”

国民政府再腐败黑暗,能够容得下袁水拍这个麻烦制造者;共产党再自诩“英明、开放”,哪家媒体与大学容得下袁水拍这样的大麻烦制造者?

中共正是从自身发展壮大的革命历程中,从反面总结了国民党痛失政权的教训。中共元老陈云一语道破天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

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核心指标不是物质文明的进步,而是政治文明是否进步。今天的中共政府,乐于在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方面搭国际便车,却严厉拒斥西方的普世价值与政治文明,顽固坚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统治,认为中国的人权只是让国民吃饱饭的问题,褫夺中国人的选举权、言论自由及新闻自由等所有权利。

青年毛泽东在北洋军阀时期的经历,与伊力哈木在中共治下的遭遇,足以证明从1920年到2014年,中国的政治文明不仅没有进步,反而从半开化状态坠入黑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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