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陈良：滋生腐败的文化因素

滋生腐败的文化因素

　　 在日常生活中，一谈到“文化”，人们往往联想到的是通过读书学习、艺术熏陶和道德修养所获得的那种令人敬佩的精神品质。然而，人类学家对文化的定义却与此不同。美国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认为：文化指的是任何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而不仅是被社会公认为更高雅、更令人心旷神怡的那部分生活方式。在社会科学家看来，没有无文化的社会，甚至没有无文化的个人。美国人类学家A·L·克鲁伯和C·克拉克洪，在两人合著的《文化：一个概念的考评》中指出：文化存在于各种外显的和内蕴的模式当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

　　 我们每个人都生长于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所有文化传统对我们的生活和行为都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有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值得继承和弘扬，诸如厚德载物、勤劳善良、自强不息等文化传统，是我们的精神家园，给我们以前进的动力。但是，现阶段的腐败不完全是吏治或党风问题，更多的是世风问题和人心问题，或者说是文化传统问题，在腐败现象与文化传统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

　　 礼义变异的红包文化

　　 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其核心在哪里？著名学者钱穆先生认为，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从一个家庭到整个国家，我们所有的行为准则都是由“礼”来笼罩的。中国幅员辽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各地风俗差别很大；尽管各地风俗和方言有多么不同，但是在“礼”这个层面上都是认同的。礼是我们民族的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行为准则。礼是要了解中国文化，就非得了解“礼”不可。

　　 礼仪文化起源于西周，周公认为殷商的灭亡原因在于失德，为了吸取殷商的教训，周公提出了“明德”的政治纲领，并制定了一系列的人性化的制度，后人称之为“礼制”。孔子非常推崇周公，周公所制的礼，主要体现在典制上，孔子在此基础上，加进了一套修养性的原则和教化方法，形成了完整的礼学体系，其精髓体现在儒家经典《礼记》里面。

　　 礼是什么？《礼记》说：礼也者，理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也者”。在这里，礼的精神所体现的，是一种不能改变的真理和道德法则；《礼记》的第一篇《曲礼》开头就说“毋不敬”，朱熹认为毋不敬是一部《礼记》的纲领，东汉经常大师郑玄在为毋不敬三字作注时指出：礼主于敬。所谓敬，就是一种敬畏，敬畏什么？敬礼（理）也！伟大的哲学家康德说过：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反复地思索，就越是给人的心灵灌注了时时翻新、有增无减的赞叹和敬畏，这就是我们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由此可见，东方圣人和西方哲人都想到一块了，儒家所谓的礼，其实就是康德所敬畏的道德法则。怎样才能成其为礼，《礼记》说：只有“德辉动于内”，才能“理发于外”；你内心里树起了道德，行动上才有合乎理的礼。

　　 千百年来，我国被称为礼仪之邦，国人似乎非常讲究礼仪。如果深入考察，就不难发现，古代圣贤所倡导的礼仪，在世俗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早已发生了变异。清代官场很讲究“毋不敬”的礼仪，官员之间特别是上下级之间表示“敬”的礼仪，什么别敬、冰敬、炭敬、门敬、文敬，什么年敬、节敬、喜敬、妆敬，这敬那敬的，都是要花银子孝敬上司，官员自己是不会掏腰包的，“

　　 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还靠收刮百姓埋单；这种用银子孝敬的礼仪，其实违背了礼义的原则，只不过是巧借各种礼敬之名，而行人情贿赂之实。当今社会和官场上流行的红包文化，就是一种礼仪的变异。人们之所以热衷于赠送和收受红包，就是因为红包被赋予了文化内涵，看上去是一种礼仪的表达，礼尚往来，人之常情；有这种礼仪观念的支撑，人们就可以大力发扬红包文化，心安理得地赠送和收受红包。

　　 将红包文化与礼仪文化捆绑起来，为红包的流行赋予了广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于是红包文化成为社会潜规则之一，成为做人办事甚至升官发财的必要方式。生活在红包文化中，如果不按潜规则行事，很可能寸步难行。《北京青年报》2005年3月24日报道，辽宁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曹再学，2003年进入阜新市国土资源局从事采矿技术研发工作，为人老实不熟悉“人事潜规则”，不理会领导“谁进国土资源局都得给三五万元”之类的暗示，不满半年就被单位迫使下岗。直到国务院总理和辽宁省省长先后作出批示，曹再学才能得以重新上岗。其实，阜新高校的许多毕业生对“人事潜规则”心知肚明，他们深信“分配到事业单位或国家机关工作需要花钱。”所谓“人事潜规则”，说白了就是送红包，没有红包铺垫，想进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没门。

　　 曹再学是幸运的，遇上总理和省长亲自批示，又得以重新上岗。假如没有总理和省长干预，曹再学要想再找到工作，还得对“人事潜规则”进行再学习，如果不再学他曹再学也难找到工作，即使找到了也难得在单位立足。并不是所有不熟悉“人事潜规则”而丢饭碗的人，都可能引起总理和省长的注意，总理和省长公务繁忙，也不可能时刻过问这些事。好在有红包文化熏陶，大多数人熟悉“人事潜规则”，并心照不宣地按“潜规则”行事，尽可能把各自的事情摆平，免得让国家和省里领导操心。

　　 一般来说，孩子即将出生的时候，为了让他（她）顺利来到世间，家长要考虑给妇科医生送不送红包；到孩子上幼儿园了，为了得到精心照料，家长要考虑给阿姨送不送红包；到孩子上小学中学的时候，为了接受优质教育取得更好成绩，家长要考虑给老师送不送红包；到孩子大学毕业了，为了找到令人满意的工作，家长还得考虑要不要送红包。长大成人了，我们在单位里工作，很多的时候不得不面对“潜规则”，入党提干、升官晋级、调资调动等涉及个人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往往要考虑送不送红包，上司家里办红白喜事，或者他本人或家属有些大病小恙，也得要考虑送不送红包。逢年过节的时候，更是红包文化盛行的季节，有鉴于此，各级纪检和监察部门每到年关，总要发布禁止收受和赠送红包的文件。任凭文件怎么禁止，许多单位依旧乐于用公款送红包，许多人依旧坦然笑纳。

　　 禁止红包文件为什么苍白无力，根本原因是红包文化根深蒂固，生活在“潜规则”里，礼义变异的红包文化已彻底浸透我们的心灵，深刻地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一些地方，我们把红包和“礼”划等号，将赠送红包美其名曰“送礼”。礼者，理也；礼是人之常情，做人哪能不讲礼，而且礼尚往来。有了“礼”字名号，你可以堂而皇之送，我可以心安理得收。在这种背景下，善于按红包规则操作者，被看作是通人情讲礼仪，可以如鱼得水混得好；如果不按红包规则行事甚至反对它，则往往被人讥笑为迂腐呆板或假正经，可能面临种种障碍，在单位难以过得开心。许多单位用公款“送礼”，认为这有利于调节各方面关系，有利于办事方便，似乎理所当然；大家都这么想，公款“送礼”就更加理直气壮。

　　 二、

　　 表里不一的双重人格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主流文化有一个最显著的特色，就是说话与书写不一致，口头上说的是通俗易懂的大白话，写到书面上却是之乎者也的文言文。这种文化现象，在欧洲中世纪也出现过，像亚平宁半岛诸国，一般人说的是鲜活的意大利语，而著书立说却用古老的拉丁文；到文艺复兴之后，这种现象就不复存在了。而在中国，说与写不一致却延续了几千年，直到“五四”运动后才全面倡导白话写作。

　　 那么漫长的岁月，说话与书写“两张皮”，堪称世界文化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观。那样书写，尽管不是直观表达，但却可以传载真实的语意；白话口语所表达的东西，文言书写同样可以表达清楚，二者在语意上保持了一致性，通过一定的学习，能够理解并掌握文言文写作。然而，在封建时代的官宦生涯中，所形成类似说写不一致的官场文化，却令人难以琢磨，匪夷所思。在旧式官场上，官员都具备表里不一的双重人格，这就是阳性人格和阴性人格。在公众场合，他们显现阳性人格，其言行举止表现十分得体，说的都是圣贤话，大谈如何效忠朝廷体恤百姓，如何铁面无私克己奉公，看上去像“包青天”式大清官；在私下场合，他们显现阴性人格，所作所为就不那么得体，不是以权谋私，就是监守自盗，什么卑鄙龌龊的事都做得出来。

　　 虽然封建体制早已终结，但是封建文化仍然沉积于国人的心灵深处，这些文化沉积物塑造着当代的双重人格。当今时代，自相矛盾的双重人格在一些群体中普遍存在；具有双重人格者，总是在公开场合展现阳性人格，其语言和行为非常符合道德标准和社会规范，给别人留下美好的印象；而在私下场合表现阴性人格，其语言和行为便发生变异，不三不四的话说得出来，损人利己的事也做得出来。仔细考察已经落马的贪官，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攻于心计，精于演艺，善于在不同场合转换角色，把双重人格演绎得活灵活现。

　　 以卖官闻名全国的马德，当市委书记两年间，卖官所得达600万元。在事件没有暴露之前，马德非常“重视”干部制度建设，多次提出要“坚持完善干部考察预告制、干部任前公示制、常委会投票表决制”。在绥化市组织工作会议上，他还“创造性”地提出：“领导干部和各级领导班子、各级党组织推荐干部，必须署名，写清推荐理由，实行推荐责任制。”组织部门专门为此制定了《推荐干部责任书》。绥化有关县市还提出了“五个不用”：即溜须拍马的不用，好吃懒做的不用，跑官要官的不用，平庸无为的不用，无德无廉、形象不端的不用。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是马德双重人格的真实写照；公开场合唱高调，私下却另搞一套：口头上提出“五个不用”，只要私下送钱，“五个都能用”，这是马德式的黑色幽默，也是对他表面文章的反讽。

以暴敛巨额财产而名震华夏的李玉书，原系四川省乐山市副市长，此君善于塑造自己阳性人格，在公众场合总给人以清正廉洁、大公无私、精明干练、观念超前的好印象，而其阴性人格却是利欲熏心，丧尽天良，简直就是一个衣冠禽兽。私下敛财渔色不说，作为人民政府副市长，他居然恬不知耻地向坐台小姐传授“空手套白狼”的发财秘笈。案情大白后，乐山军分区宋司令员扼腕长叹：“这家伙太会伪装了，当初我还真把他当成了焦裕禄、孔繁森那样的优秀干部。”宋司令为什么把李玉书当成了孔繁森，说起来有两个故事。2000年7月的一天，李玉书应邀去乐山军分区械库施工现场指导工作；在烈日下，他比比划划，从城市规划说到资金运作，与司令员宋某在工地上大汗淋漓地忙到中午1点钟，还顾不得吃饭。工作结束后，宋司令员邀请他到乐山有名的西霸豆腐酒店进餐，还请了军分区其他领导作陪。这餐饭，6个人共吃了200多元，应该说绝不奢侈。谁知李玉书得知价钱后，当场以严肃的神态语重心长地说：“老宋啊，军分区经费那么紧，你何苦这样铺张浪费嘛。我们作为党的干部要节约，我这个人是农村的苦孩子出身，从来最讨厌讲排场的，仅此一回，下不为例哟。”这番义正辞严的告诫弄得宋司令员有些尴尬，但从内心里他却佩服李副市长作风清廉品德高尚，事后宋司令员对同事们发出了由衷的感叹：“李副市长真是难得的好官啊！”同年8月底，工程即将结束。一天，李玉书又来到工地上，忙碌到中午12点多。李副市长挥手对宋司令员说，“走，该吃饭了，上次是你请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