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马双有：评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

　　 近来，一些极左人士不断撰文，高调纪念和赞扬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写的一张大字报，说这张大字报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对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要不然，中国早就像苏联一样垮台了!

　　 对于这种为文革张目的胡说八道的荒唐言论，居然不见有人批驳。难道国人真的得了健忘症?难道我们真的忘记甚至掩盖了那段举国混乱血泪迸流不堪回首的黑暗岁月?

　　 笔者永远不会忘记，这张大字报在中国大地上掀起的狂风暴雨，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这张大字报的全文如下–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当时文革已经兴起，写大字报已经成了时髦，全国各地的大字报可谓充塞天地。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写大字报，电台一广播，报纸一刊登，确实给了国人极大的兴趣，又给了国人强烈的震撼。

　　 大字报虽未点名，但国人皆知，矛头直指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主要是刘少奇。这时人们才恍然明白，党中央竟然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个是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怒气冲冲炮打之，说明两个司令部已经到了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地步!之前毛泽东多次说的”中国的赫鲁晓夫””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等等，原来指的就是刘少奇!

　　 于是，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风靡全国(后来变成了”打倒刘邓陶”)，批判刘邓的大字报和各类文章铺天盖地。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开始揭发、批判、揪斗刘邓的代理人(或称”走狗””孝子贤孙”)红卫兵造反派在全国各地横冲直闯，打砸抢烧，”踢开党委闹革命””砸烂公检法”成了最革命的行动;好端端的人群被莫名其妙地分成你死我活的两派，在”文攻武卫”的口号下，两派反复厮杀，血流遍地;多少老干部被打成刘邓走资派，轮番批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被整得得皮开肉绽，痛不欲生;多少作家、艺术家、教授学者被打成反动权威，七斗八斗，被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多少国宝大师、文化精英含恨自杀;多少国家珍贵文物、名胜古迹、精华典籍，被无法无天的红卫兵或砸烂毁坏，或付之一炬!中华文明遭到了空前的大浩劫!

　　 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一场动乱，主要指的是毛泽东大字报发表后的66、67、68这三年。69年以后虽然也是极左横行，也有动乱和灾难，但毕竟大为减弱。

　　 以上是大字报整体上带来的灾难，现在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该大字报的内容。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评论员的文章写得何等好啊!”这张大字报是谁写的?评论员文章是谁写的?其内容是什么?为何能得到最高领袖的最高评价?

　　 原来，1966年5月25日，在康生及夫人曹轶欧的策划下，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伙同其他6位不得志的青年教师，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

　　 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革命积极性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于是列举了最近一二个月来北大党委所做的工作。他们认为这是在破坏文化大革命，是在负隅顽抗，螳臂当车。他们号召一切革命师生团结起来，是战斗的时候了!

　　 但是，广大师生不同意这张大字报，半天之内全校贴出1500张大字报与之辩论，反应强烈，声势浩大。但是聂的大字报的内容很快通过康生开始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十分赞赏，批准这张大字报在1966年6月1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6月2日在《人民日报》以显赫位置全文刊载。同时发表了由王力、关锋、曹轶欧共同炮制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从此，一场以整人斗人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北京为中心，迅速在全国蔓延开来。

　　 聂元梓的这张大字报实际上空洞无物，没有揭露出来一点实质性的”罪恶”，只是在”五一六通知”的激励下，一味上纲上线，乱扣帽子。怎么会钦定为”马列主义大字报”，聂本人直到今天也感到莫名其妙。

　　 后人以为，这张大字报的意义也许不在于内容，而在于它振臂一呼，在响应《通知》对走资派宣战的同时，也发泄出压抑已久的受领导打击的不满，毛泽东则利用这种情绪来发动群众，点燃文革之火，故意把它抬到万众瞩目的吓人程度。

　　 如果说，《五一六通知》是想”运动群众”，那么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则代表了”群众运动”的兴起。一旦”群众运动”脱离了”运动群众者”的掌控，那么，这钦定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难免会充当替罪羊!

　　 聂元梓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以后，乘胜追击，赶走了工作组，任北大文化革命主任。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时，聂元梓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

　　 自此聂的头脑高度膨胀，开始一连串”炮打”：炮打61个叛徒集团，炮打朱德，炮打邓小平;赶走工宣队，挑动派性，制造武斗，一连串恶行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969年九大刚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1月即被发配江西劳动改造，1971年初即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被毛泽东彻底抛弃了!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4月19日，聂元梓被捕入狱，此时她已57岁，法庭以反革命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其17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

　　 聂元梓出狱后的反思令人称道：文革真是一场浩劫，死了多少人，耽误了多少事!。文革一开始，我带头写了一张大字报，对文革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想来，这张大字报的内容意义是完全错误的，尤其是对陆平、彭佩云、宋硕造成很坏影响……

　　 这样说来，毛泽东当年在自己的大字报里高度赞扬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实际上是一张制造动乱、煽动仇恨、祸国殃民的大字报!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已经认错忏悔了。

　　 毛泽东大字报的重点内容，就是”五十多天里”北京大专院校出现的悲惨、凄清、恐怖情景。这段话语言之犀利，感情之激愤，力度之强大，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刘少奇邓小平竟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真是”何其毒也”，真是罪该万死!即使把刘邓逮捕法办，处以极刑，也是罪有应得!

　　 然而，知晓底细明白真情的人，就会暗暗叫苦，暗暗叫绝–这是毛泽东为了扳倒政敌而精心设置的圈套啊!那一连串骇人的罪名实际上都是莫须有的大帽子啊!那气势汹汹的语言里遮盖着多少深不可测的计谋啊!

　　 众所周知，毛泽东批准的聂元梓的大字报一经发表，全国即刻涌现批斗各级干部的狂潮。北京55所大专院校、100多所中学里，那些早就被毛极左思潮煽动起来、唯恐天下不乱的狂势青年们，高唱着”造反有理”的语录歌，掀起了揪斗学校校长、书记和出身不好的教师们的狂潮。许多学校出现了学生群殴校长、教师事件，多名中学校长被活活打死……刘少奇、邓小平家里就读北大、清华、师大附中的孩子们，带回来学校里的恐怖消息。其中打人最凶的，又是那些平时恨上课、恨考试、恨管理的高干子女和散漫青年。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局面将不堪设想!

　　 此时的毛泽东，将一切政务交予刘少奇和邓小平，自己却以养病为名到南方游山玩水。刘邓心急如焚，6月4日，即飞赴杭州，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工作，报告了北京打死多名校长的乱象，建议立即向各大中学校派驻工作组，以恢复学校正常秩序。毛泽东不置可否，先是支持学生闹腾，后又说说：”你们回去开会研究嘛，我也不是就一定反对。”邓小平请毛主席回北京主持工作，毛说：”还在治病，无法回京。北京的事，还是有劳二位相机处理。”

　　 6月5日，紧急赶回的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有各部委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领导主张立即向所有大专院校派工作组。会议结束，刘少奇立即把会议的决定以电报传真方式报告给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回复同意。于是从5日晚上起，短短半个月内，即以北京市委名义，向北京地区所有大学、中学派驻了工作组。刘少奇为了掌握运动第一手材料，派自己的夫人王光美以工作组成员身份进驻清华大学校园。

　　 此后的50多天里，工作组代行学校领导职能，组织文化革命。尽管在中央文革康生陈伯达等人的操纵下，不少学生反对工作组，一些学校形成两派，还有混乱现象。但总体上说，多数学校的混乱局面得到控制，走上正规。一些攻击学校领导、殴打校长和教师、不听工作组劝告继续闹腾的造反派，肯定受到处分和批判。据说清华的造反派头头蒯大富等人被打成反革命，北京高校的造反派被打成反革命、”小爬虫”的达几千人–这可能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即”镇压学生运动”!

　　 1966年7月18日，在外巡游几个月的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19日下午便在自己的书房里，毫不客气地斥责前来汇报工作的刘少奇：

　　 “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昨天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动的!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毛泽东一顿劈头盖脑的斥责，让刘邓等人惊惧不已，不敢讲话。刘少奇斗胆顶撞了几句，甚至说”可以把我撤职查办，下放回老家种地”，过后便感到后悔，不住地检讨认错。但是不行了，一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就死死扣在头顶，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便应运而生。

　　 但是我们仔细分析可以分析，这个所谓”镇压学生运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帽子很大，骇人听闻，但却是毛故意设的一个圈套，是”莫须有”的罪名!

　　 “五一六通知”发出后，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即轰轰烈烈地开始。文件上说”党里、政府里、军队里、文化教育界里”混进了那么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形势是如此严峻，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最需要最高领袖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工作，领导全党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发起攻击。而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却远离北京，让刘邓主持工作。这是为什么?

　　 有人说，毛泽东有病，需要外出诊治嘛。这完全是谎言。是什么病，在北京这么多最高级的医院都看不成，非到南方看病?让毛主席的随行人员谈谈，这几个月毛在哪里看过什么病?事实是，毛在风景名胜杭州、韶山滴水洞优哉游哉数月后，这位72岁的老人在武汉长江的大风大浪里游了30多里地!

况且，毛泽东在1966年说过，过去中央分一线、二线，一线的同志有些事情处理得不好，有些应当我抓的事情，我没有抓，所以我也有责任。我是过于信任别人了。这件事引起警惕。去年9月10日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我感到我的意见在北京不能实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