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林毅夫：两历奇迹，一生求索

　　 我有幸在2008年6月出任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这被认为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的最高职位，历来均由发达国家的大师级经济学家担任。我一生中也有幸亲身历经了两次发展奇迹。1952年，我出生于中国台湾，当时的台湾与多数非洲国家一样贫穷落后。1979年，我来到中国大陆。那时，台湾已经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此时的中国大陆，则依然如我出生时的台湾一样贫穷，甚至比绝大多数非洲国家还落后。等到我到世界银行任职时，中国大陆的经济也已经奇迹般地实现了像台湾那样的腾飞。

　　 这两次经历让我确信贫困并非宿命。一个国家即便深陷贫困陷阱的泥沼长达数个世纪，也能够骤然改变命运，踏上快速发展转型之路，在一、两代人之间摆脱贫困，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世界银行的梦想是致力于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当应邀出任其首席经济学家之时，我深感荣幸，试图以自身体验所获得的启迪去贡献于世行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作为一名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年少时我立志要奉献自己的所学来致力于祖国的现代化。在世行任职时，我有机会接触到许许许多多发展中国家杰出的知识分子，让我感动不已的是他们也和我一样怀着报效他们的祖国的志向。不论旅行到何处，我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和工人与我从小看到的中国台湾和大陆的农民和工人一样，都殷切地期盼经由自己的辛勤劳动让自己和后代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我在世行的各种公务活动中碰到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他们也都迫切地想求得能够为其国家带来繁荣的良方。基本上这些国家领导人也都是理性的，都想长期执政，并且如果执政不成问题，他们也都想青史留名。实现这两个目标的最佳方式就是为其国家和人民带来富强繁荣康乐。然而，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幸运的国家之外，令人失望的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依然深陷贫困之中。

　　 中国原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直到十七、八世纪之后才落后于西方国家。年少时，我总认为西方发达国家能够有其现在靓丽的发展成绩，必然是因为他们拥有一部让一个国家摆脱贫困实现繁荣的真经。只要学会了这部经，带回来真诚地实践，就能够贡献于祖国的繁荣昌盛，帮助人民过上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的富足生活。我有幸在1982年到当代经济学的圣殿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86年取得学位后，到耶鲁大学又做了一年博士后，1987年满怀着信心和希望回到国内来工作。

　　 回国后我发现，中国政府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推行的各项政策，基本上都违背了我在芝加哥大学博士课程中学到的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有的基本原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是新自由主义，认为有效的经济体系必须建立在私有产权的基础上，由市场决定价格，配置资源，政府的作用则仅限于保护产权，推行法治、维护社会秩序。当时经济学界的共识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应该执行根据新自由主义所形成的华盛顿共识，以休克疗法的方式一步到位地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消除经济中政府各种不当干预所形成的扭曲。当时还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渐进的、双轨制的转型不仅会导致资源错误配置，而且，还会滋生腐败、恶化收入分配，是比计划经济还要糟糕的制度。中国推行的却是这种被学界认为是最糟的转型方式。

　　 我是应该像众多国内外经济学家那样，以现有的主流理论为依据，把转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都归罪于中国政府过度干预，未能彻底地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所有的扭曲？还是应该放弃现有的主流理论，以开放的心态把中国政府当作是一个以实现稳定和发展为目标而面临各种现实的约束条件的理性决策者，构建新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转型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出现的问题？我选择了后者。

　　 1994年，我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一书。通过该书的分析，我理解到，中国转型前政府对市场的各种干预、扭曲旨在保护那些违背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渐进、双轨的改革一方面为先前优先发展部门中的国有企业提供了转型期的保护和补贴；另一方面，放开准入并因势利导民营和外资企业进入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部门。这种方式能够使得中国经济在转型期同时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增长，但是因为扭曲的继续存在而会伴随收入分配恶化和腐败，所以，这本书的分析建议中国应该放弃赶超战略，改为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并在转型过程中创造条件解决传统部门中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消除双轨制遗留下来的扭曲，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

　　 这本书也预测到，如果像华盛顿共识主张的那样试图通过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所有的扭曲，势必导致先前优先发展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破产，引起大规模失业和社会、政治不稳定。出于对这种严重后果的担忧或是为了这些产业仍然被认为是国防安全与民族自豪感所必须有的“先进产业”，政府可能不得不在推行了休克疗法，取消了先前“明”的扭曲所给予的保护补贴后，再度引入各种“隐性”的扭曲和干预以保护已经私有化了的企业。私有企业对这种隐性保护补贴寻租的积极性会比国有时高，代价会比之前高昂，腐败和收入分配恶化的程度也会比双轨、渐进的改革严重。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在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结果与《中国的奇迹》一书的预言一致。不管采取何种转型方式，收入分配恶化和腐败的情形都存在，总的来讲，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则更加严重。少数几个在转型期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如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转型的中国、越南和老挝，以及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开始转型的印度洋中的非洲小岛国毛里求斯，都采取从主流经济学理论来看是最糟糕的渐进双轨的转型。那些遵循主流经济学理论主张的休克疗法的国家却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年均增长率还不如六七十年代，危机的发生却更加频仍。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也让我感觉到迫切需要对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进行反思。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主义风起云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枷锁，取得政治独立，在第一代革命家的领导下开始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建设。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主流理论思潮建议发展中国家迎头赶上建立起当时发达国家所拥有的那种资本密集型的先进现代化大产业。这种思潮的逻辑似乎令人信服：除非劳动生产率和发达国家达到同一水平，否则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达到和发达国家同样的收入水平，发展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大产业被认为是任何发展中国家要达到和发达国家同一劳动力生产率水平所必须有的前提条件。

　　 在当时，市场失灵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未能建立起这些先进的大产业的原因。因此，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结构主义的第一版发展经济学理论，建议政府克服市场失灵，以进口替代战略的方式，通过直接动员和配置资源来发展这些资本密集型的大产业。推行该战略的国家通常会出现一个短时期的投资拉动的快速增长，但之后，经济出现停滞和危机不断。少数几个实现奇迹式发展的东亚经济体则是采取出口导向战略，从发展传统小规模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开始起步，根据当时的主流理论，这种战略是错误的。

　　 构建或学习理论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不容讳言的事实是，现代的主流理论基本上都是由生活在发达国家的学者根据他们所观察到的发达国家的现象和经验构建的。但是，我从1987年回国后的切身体验以及对西方主流理论演进史的学习，让我认识到发达国家其实并不存在一本“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真经。为什么呢？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是，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前提条件的相似性，发展中国家由于条件和发达国家有差异，即使在发达国家适用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也不见得适用。更何况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就像时尚一样，不断被新的理论所扬弃，也就是发达国家的理论即使在发达国家也不见得是适用。倘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企业或个人根据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来做决策，经常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遗憾。这个认识让我幡然醒悟，为何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2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为了追赶发达国家也和中国一样都做了许许多多艰苦卓绝的努力，但是尚无根据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制定政策而取得经济发展成功的例子，少数几个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的政策在推行时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则是错误的。

　　 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如果死抱着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容易看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而变成一个批评家。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精英若想要对本国现代化的建设有所裨益，需要自己去认识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各种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建立起新的理论、概念，产生新的思想，并据此提出不同于主流理论的政策建议。在《中国的奇迹》出版以后我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努力，2001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设立了我在芝大时的导师之一D. 盖尔?约翰逊教授命名的年度讲座，请我去做首讲，我借此机会把过去十来年的研究做了一个总结，发表了题为“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的演讲 ，会后诺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在接受芝加哥大学的校报《Chicago Maroon》采访时称根据我的研究“过去15年出现的新发展理论是无用的……，包括许多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所做的研究是无用的”。他所说的新发展理论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非常盛行的“内生增长理论”，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教授在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这个领域的开创性研究是他获奖的原因之一。

　　 2005年我又有幸获得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去做2007年的马歇尔讲座。英国剑桥大学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国际经济学界的圣殿，马歇尔、庇古、凯恩斯、罗宾森夫人、卡尔多等经济学界耳熟能详的大师云集。马歇尔本人是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创始人，是继亚当?斯密以后的另一位集大成者。该校为纪念他的贡献，从1946年开始每年邀请一位经济学家去做以他冠名的讲座，邀请信提前两年发出，给主讲者充分的时间做准备。我是第61位主讲者，也是第二位登上这个讲坛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在我之前的60位主讲者中有15位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于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在1968年才开始颁发，获奖者必须在世，因此，在我之前的主讲者中有资格得到诺贝尔奖的应该超过15位。我利用这个机会梳理了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发展理论，并以《中国的奇迹》一书中提出的经济体制内生于发展战略的理论框架为基础构建了一个数理模型，用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数据对这个理论模型的各个推论做了经验检验。演讲的内容后来整理成书以《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为题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总共有5位诺奖获得者写推荐序，创下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记录。诺奖得主贝克尔写到：“林的观点是有争议的但是发人深思的”。诺奖得主福格尔则说：“林不仅影响了中国政府和企业界的思想，而且影响了美国和西欧的经济分析”。诺奖得主诺斯指出：“林的马歇尔讲座不仅提供了一个难得机遇去了解东亚经济体过去几十年波澜壮阔的崛起，而且，去对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发展的标准解释投以质疑的眼光”。诺奖得主斯宾塞评价：“这是一本在多个方面来讲都是重要的书……他的分析以贸易理论和比较优势为基础，但是，将其转化为自成体系的增长战略和政策的动态分析则是一个重要的成就”。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则称赞：“这是一本充满智慧的、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书，解释了为何一些发展中国家取得成功而其他国家失败”。

2008年6月我到世界银行任职，在去世行之前我是从中国的经验为切入点去反思主流的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理论，世行的工作给了我一个更高、更广阔的平台去观察和了解其他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的经验，检验我根据熟悉的中国和东亚经验所形成的理论体系的适用性。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直接主管的发展研究部有300多位受过良好训练的经济学家，间接管的经济学家则超过1000位。此外，还有许多机会去和来自各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优秀经济学家及政府领导人做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