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儀深
一九六四年九月廿日彭案發生之後，美國著名教授費正清、季辛吉等或寫信給國務院官員、或在報端公開聲援，國際特赦組織亦撰函請蔣介石總統寬免。另，美國駐台北大使館在十月廿三日逮捕消息公開之前，就已主動向外交部表示關切。有理由相信，國際的救援壓力是促使蔣介石總統不得不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特赦彭明敏的主要原因。
美、加方面的學者循費正清的呼籲，寫信給國務院主管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彭迪、政策設計委員會主席羅斯鐸的時候，常會提到國民黨政府不久以前逮捕雷震、蘇東啟等政治案件的「不良紀錄」，同時提醒美國政府不應以不干涉他國內政作為旁觀的理由，因為眾所周知國民黨政府是在美國的支持之下才得以在台灣存活。
美國政府檔案亦顯示，一九六四年有來自日本的台灣青年會的黃昭堂、辜寬敏的救援書信，一九七○年又有世界性台獨聯盟一方面關切彭明敏的生命安全、一方面提出洋洋灑灑「福爾摩沙自決」的說帖，但是並沒有辦法證明，美國政府是因為同情或支持台獨，才對彭明敏等三人的人身自由表示關切，才在一九七○年秋天不顧中華民國政府的強力反對而發給彭明敏「一年有效之非移民性質簽證」。
一九六四年彭案發生以至一九七○年彭明敏成功出逃，事件本身的性質或強度，還不足以撼動（舊金山和約之後確立的）冷戰時期東亞的國際秩序。不過，如果從蔣介石的角度看，美國政府支持台獨不只是「嫌疑」而已。
事實上美國外交政策如果有謀求台灣獨立（或兩個中國）的跡象，也是在把中華民國政府和台灣人民「送作堆」的前提之下，以及逐漸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進入國際組織的背景之下，一種可能的選項，而不是蔣介石內心以為的，美國有什麼「毀蔣滅華」的陰謀。
在廿世紀下半葉的歷史長河之中，台灣與中華民國命運交疊，台灣人在國民黨意識形態籠罩之下遭受反共、反台獨的恐怖統治，幸而前前後後有廖文毅、彭明敏以及日本、美國、歐洲的台獨運動團體，在國際發出台灣人的聲音，甚至因而流亡受難，這些聲音即使沒有立刻改變大國政治的國際安排，但承擔苦難勇敢散播的種子，應該會有發芽茁壯、開枝散葉的一天。
（作者為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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