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赠讲席教授

来源:《中国慈善家 》8月号
作者:徐会坛 2014-09-02
01:00:29

  “捐赠大学讲席”在西方已有数百年的传统,不过在中国,无论是作为一种捐赠现象,还是作为一种捐赠渠道,它都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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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获得了一笔5亿元的“讲席教授”捐赠。

  2014年6月25日,捐赠仪式在北京大学举行。金光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黄志源在捐赠仪式上宣布,捐资5亿元连续10年支持“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计划,帮助北京大学延揽国际顶尖学术人才,打造大师级的学术梯队,培育和支持国际领先学科。

  在捐赠仪式上,受聘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的张维迎,从自己三十年来的企业家研究出发,强调给人类带来价值的企业才有持续的生命力,而支持教育,从而生产知识创造理念,则是最有价值的投入。

  而就在此前三天,即6月22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连发4条微博,恰好也是关于大学讲席教授捐赠。贺卫方举出了哥伦比亚大学已有百多年历史的“丁龙汉学讲席”的例子,倡议企业家在国内外大学捐赠讲席,并称这是“无量功德”。

  在博文中,他特别提及希望“能在北大法学院设置一个英美法教学与研究的讲席,或以近代法律改革家伍廷芳命名(Wu Tingfang
Chair Professor of Anglo-American
Law)。五百万,加上本校同额投入,成一永久品牌”。随后,他还补充道,讲席捐赠的捐款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增值,以其带来的收益用于讲席教授的薪俸和科研支出。

  与北京大学获5亿元讲席捐赠的“默默无闻”不同,贺卫方的倡议甫一发出就激起了网友的热议,或叫好,或质疑,或看热闹,至少两三天内,至少在贺卫方庞大的“粉丝圈”,“捐赠大学讲席教授”成为了热门话题。然而,翻遍网友的评论,却可以大致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虽然“捐赠大学讲席”在西方已有数百年的传统,不过在中国,无论是作为一种捐赠现象,还是作为一种捐赠渠道,它都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讲席教授”是什么?“捐赠讲席教授”又是怎么回事,它在国内外分别是怎样一番面貌?捐赠讲席教授在西方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崔平曾这样评价西方的讲席制度:“利用讲席,西方宣布了自己的学术创新模式,设定了学术研究的最高标准,同时也向人们发出了进行学术创新的制度呼唤。”诚然,讲席教授制度是西方,尤其是欧美各国高校建构核心学术、科研网络的一种人才凝聚模式。

  在美国,讲席教授(Chair Professorship)是位于正教授(Full
Professorship)之上的一个头衔,获此头衔的学者都是在各自领域特别杰出且成就非凡的教授。在现代大学制度的发源地德国,一个讲席就意味着一个研究领域,而讲席教授其实就是这个研究领域的整体负责人,其学术和科研实力及特色自不待言。

  在英国,一般而言,教授(Professor)就相当于美国的讲席教授,位于英国大学授予研究或学术成就扬名海内外的资深学者的“读者”(Reader)头衔之上,也是最高的学术头衔。纵览英国大学历史,最为驰名的讲席教授席位莫过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卢卡斯数学教授席位”(Lucasian
Chair of
Mathematics)。该席位的授予对象均为数理领域最为杰出的研究者,同一时间只授予一人,其拥有者被尊称为“卢卡斯教授”(Lucasian
Professor)。从1663年接受国会议员亨利·卢卡斯的遗赠设立至今,350年来,担任过这个席位的科学家包括伊萨克·牛顿、保罗·狄拉克以及斯蒂芬·霍金等。

  与接受捐赠设立的“卢卡斯数学教授席位”相似,美国的讲席教授席位也与社会捐赠密切相关。贺卫方在博文中提到的哥伦比亚大学的“丁龙汉学讲席”,就是由美国大亨卡朋蒂埃集其华裔佣人丁龙遗产及自己的资金,190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的。

  在美国大学积极寻求社会资源以维持生存、参与竞争和促进发展的大背景之下,讲席制度与社会捐赠和现代基金管理制度相结合形成的“捐赠讲席”模式,已然成为美国知名大学利用社会资源引进、留住一流学者以形成或巩固学术实力、教学质量和社会影响力的有效模式。

  “在哈佛、耶鲁、斯坦福等这些大学里,吸引社会的捐赠、校友的回馈,是一种特别常态化的工作。”贺卫方对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说。

  不同的大学在捐赠讲席的管理建构上不尽相同,充满了灵活性。一般而言,美国大学捐赠讲席的设立程序基本上遵循先建立讲席,而后寻求捐赠者并为它命名,再成立捐赠讲席基金管理捐赠资金,最后选聘捐赠讲席学者的步骤。原则上,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成为美国捐赠讲席的捐赠方,包括校友、公益基金会、企业家、企业、政府部门等。捐赠讲席在募捐时对初始捐赠金额都有最低要求,这是综合考虑初始资金的投资规模效应与投资收益率所做出的必要规定。一般情况下,美国大学都会对获得的捐赠讲席资金进行投资以保值增值,然后利用收益支付讲席教授的工资、津贴、科研费用以及其他支出。正因如此,捐赠讲席的资金都会由专门设立的基金进行管理。而为了吸引和鼓励社会捐赠,同时扩大基金的初始规模,一般情况下,大学都会为捐赠讲席提供等额或一定比例的“匹配资金”,有些大学还会设立专门的“配比基金”。

  为了募捐更容易成功,大学会赋予捐赠讲席者冠名权,使之能够对所捐赠的讲席进行命名,可以是捐赠者自己的名字,也可以是其家庭成员、企业、基金会或想要纪念的其他人或组织机构的名字。“一旦确定命名之后,它就会非常正规地被标注在受聘的讲席教授的网页、名片、办公室等地方,几乎是他出现的任何场合。”中国科技大学新创校友基金会秘书长刘志峰对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说。

  在捐赠讲席教授的选聘与考核上,美国大学也有一套明确而严格的程序和规范。美国的捐赠讲席教授分为阶段性聘任和永久性聘任两种,无论哪种,其提名和选聘都会有专门的委员会具体负责。一般而言,捐赠讲席教授候选人至少要符合两条标准:一是在各自的领域具有国际同行公认的顶尖水平研究成果;二是必须真正能为大学的发展目标做出积极贡献。为了聘到真正一流的捐赠讲席教授,大学一般会张榜天下、全球选聘。然而,无论是谁通过何种方式受聘,其享有的学术自由都是始终不变的。虽然美国的捐赠讲席教授管理看起来复杂、严格如上,但是在贺卫方看来,“讲席教授不是一个很复杂的学理问题,它就是一种非常好的吸引外部资金来推动教育发展的途径和方式。”捐赠讲席在中国那么,这种吸引外部资金来推动教育发展的途径和方式在中国又是怎样的呢?

  据资料显示,清华大学是中国最早设立捐赠讲席基金的大学。2001年10月,清华大学对外宣布推出讲席教授(团组)制度,共设30到50个讲席教授职位,根据不同学科领域的具体情况,聘请国际著名教授和国际同行公认的知名学者到清华大学执教,而学校则将用国内外企业设立的“清华大学讲席教授基金”,为获聘者提供国际标准的协议年薪,人均年薪为10万美元,聘期3年,可连续聘任,受聘者可以采取全时在校工作的模式,也可采取分阶段来校工作的模式,但每次至少要完成一门完整的课程或是一个学期的教学任务。

  讲席教授(团组)制度推出后,仅1年时间,清华大学就聘了11个讲席教授(团组),其中包括普渡大学教授、美国工程院院士沙文迪教授,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美国工程院院士何毓琦教授,美国工程院院士麦卡提教授等世界拔尖学者和他们所带领的教授组,明显提升了清华大学相关学科的水平和国际影响力。

  目前,清华大学讲席教授基金已经得到了曹光彪、香港溢达集团、中国建设银行、联想集团、美国EMC公司等众多知名企业家和企业的支持。而且,作为开放式基金,该基金仍在面向社会各界积极募捐。通过其官方网站可以了解到其捐赠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以聘期为起点,按照聘期一次性捐赠;一种是设立留本基金进行永久性支持。通过上述两种捐赠模式进行捐赠并达到一定额度的捐赠者,可以据其意愿对基金或讲席教授职位进行冠名,并享有对学校遴选讲席教授的学科方向的建议权。

  清华大学利用社会捐赠聘请讲席教授初见成效,全国各地著名高校教育基金会纷纷效仿。

  2005年,以最优秀的商学院为建校目标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在听取了学院顾问委员会的意见后,将捐赠教席定位为与赞助伙伴最深入的合作形式,优先设立了包括社会责任、创新与研发管理等在内的5大捐赠讲席领域。中欧捐赠讲席的赞助伙伴不但为所捐赠的讲席提供最低1000万元的资金,还将在确立甄选标准、吸引优秀学者等方面提供意见。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由中国政府和欧盟联手创办,因为这个背景的关系,它所接受的讲席捐赠主要来自欧盟和欧洲的企业,其中包括西班牙政府、巴塞罗那港、荷兰银行、欧洲委员会、欧盟、西班牙国际银行等。直至2011年6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才获得了由凯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董事长蔡明泼捐赠的首例校友捐赠讲席。

  2006年,北京大学利用香港实业家、银紫荆勋章获得者叶谋遵捐赠的500万元,设立了首个校级讲席教授基金
“叶氏鲁迅社会科学讲席教授基金”,首期聘请了原香港大学校长张信刚教授和知名经济学家曹凤岐教授担任讲席教授。虽然北大教授陈平原认为,这个基金的命名“有瑕疵”,“要不将讲席设在人文学科,要不就改叫‘马寅初社会科学讲席’”,因为鲁迅不做社会科学研究,但是,诚如贺卫方对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所说的那样:“万事开头难,开始了,也许就是一个好事。”

  现在,北京大学已利用社会捐赠先后设立校级、院系级讲席教授基金超过20个。根据北大教育基金会官方网站公布的最新捐赠方式,捐赠人需一次性捐赠1000万元及以上,作为永久性基金的不动本本金,由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进行长期投资性运作,方可在北京大学捐赠讲席并获得冠名权。

  在中国高校寻求社会资源设立讲席教授的发展过程中,不得不提到中国科技大学的新创校友基金会。成立于2006年的新创校友基金会,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由民间发起的独立运作的校友基金会。它以校友组织的身份,与高校签订项目协议书,在高校设立讲席教授,在国内可谓开创先例。

  根据它与中国科技大学签订的《“新创讲席教授”项目协议书》,它与中国科技大学双方共同组成“新创讲席教授”评审委员会,而且双方各出资50%设立“新创讲席教授”津贴。截至目前,新创校友基金会已经在中国科技大学推出了三个讲席教授职位。

  “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我们同时站在科大和校友的角度进行协调,并且保证校友捐赠的每一分钱都会用到科大去。”新创校友基金会秘书长刘志峰对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说。捐赠讲席如何至其大用“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

  在西方,大学讲席和捐赠讲席制度历史悠长,底蕴深远,其魅力总结起来乃是运用多元社会资源呼唤大师级学者,以永保大学创造之灵魂、探索真理之渴望和追求。

  1952年之后,中国的私立大学和教会学校收归国有,建立起了由国家统一拨款的高度国有化的高等教育经费体制,导致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大学由于缺少来自民间资金的支持而难有大发展。

  “国家没有这个能力来办这么大的事,所以,大学的经费,国家往往只能给一部分,剩下的部分需要大学去走市场,这就是后来的大学产业化,致使大学不能全神贯注地做教育。这种体制性的缺陷,导致大学成不了真正完整意义上的教育机构,变成了半商业、半教育、半官僚的‘四不像’机构。”
贺卫方对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说,“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大学如果要有尊严地办教育,可能就真的需要一种来自民间、来自企业界的捐赠。”

  对此,刘志峰指出,虽然政府每年划拨给各地知名大学的高教经费都有所增长,但是随着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平稳化,政府给大学的高教经费也会较之以往减缓增长,然而由于高等教育竞争的日益激烈,大学所需要的经费也日趋增长,所以,“大学就会被迫去找社会要钱,去实现办学经费来源的多元化。”

  事实上,中国政府也正在有意识地鼓励社会资源投入教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就明确指出:“社会投入是教育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充分调动全社会办教育的积极性,扩大社会资源进入教育的途径,多渠道增加教育投入。”

  无疑,设立讲席,面向社会各界募集专项学术、科研资金,是大学利用社会资源来维持生存、提升社会影响力的极佳选择。相对于捐赠硬件设施等传统教育捐赠渠道而言,捐赠讲席直接切入大学学术网络的核心。尽管对现存的所有制一元化的教育体制不无悲观,但是,贺卫方仍然认为,在现有的框架之下,跟进配套的公益慈善制度,鼓励更多有经济能力的企业家在大学里捐赠讲席,对中国的大学来讲,会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作为一名法学教授,贺卫方非常希望获得一笔社会捐款,在北京大学法学院设立一个英美法讲席教授,鼓励一些以真理为最重要导向的真正严肃的法学学者,在北京大学法学院逐渐把英美法研究、教学形成品牌。“如果英美法讲席教授设立,会形成一种很好的符号化影响,把英美法这个符号凸显出来。”

  通过讲席教授职位的设立,造成某种“学术仪式空间”,进而形成某种“符号化”的影响,这在国内已有的一些讲席教授职位的设立上,可略见其功。2009年10月,清华大学由江苏新华发集团有限公司捐款1200万元设立的“梅汝法学讲席”,2012年12月,北京大学由福建闽商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设立的“季羡林东方学研究讲席”,都是很好的例子。所谓“大师已去,但大师的风范永不磨灭”,后辈学人围绕着这些崇高的讲席,自会由精神生命的深处生发出延续他们学术精神和人格力量的情感力量。

  刘志峰则从另外一个侧面强调捐赠讲席的意义。“捐赠讲席教授的设立,就某种程度而言,是对现有中国高校学术体系的突破,能够让中国最勤劳、最贤良的学者真正通过光明正大而不是任何灰色途径来获得应有的报酬。”他对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说,“另外,它还是一种对现有体制内平均主义和论资排辈主义的打破。”他举了一系列网上高校教师吐槽现有科研经费等制度的例子,反证捐赠讲席制度对中国学术体系健康发展的意义。但是,他同时也指出:“捐赠讲席的土壤,在中国远比在西方丰富的土壤晚熟得多。”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对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说:“关于捐赠讲席,关键是要看,设立的讲席是不是最需要的,真的是对推动某一学科有好处的,而不是一个赶时髦的,听起来特别辉煌,但实际上并不一定是中国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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