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核准的北京大学的章程就将“党委领导、校长负责,学术自由、师生治学”确定为北京大学办学的“基本理念”,事实上,这一章程正是由北京大学第十二届党委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制定。

而整个章程制定运动,则是教育部的一项政令下推动。

2010年7月颁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在“建设现代学校制度”部分明确提出,“加强章程建设。各类高校应依法制定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

此后,在2010年12月公布的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任务和单位中,北京大学等26所大学被列为“推动建立健全大学章程,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试点单位。 。
2012年教育部出台《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去年11月底,人大等6所高校的章程首批出台,按照教育部的规划,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所有985高校将于今年6月前完成章程制定,包括地方高校在内的全国所有高校要在明年年底前完成。

但不能说此次颁布的大学章程没有进步。

根据《北京大学章程》的规定,学校将设监察委员会,对校长负责,独立行使监察职权。学生也将有机会参与监察委员会,行使检查学校人员遵守学校规章制度、调查处理学校人员违反校纪行为、维护学校人员相关权益的职权。除此之外,在北大校务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的组成中都会有学生代表。

  北大的学术委员会实行定额席位制,由选举产生的教授委员、学生委员以及校长与校长委派的委员组成。校长与校长委派的委员不超过委员总数的15%。教授委员任期一般四年,学生委员任期一年。校长与校长委派的委员随校长任免而更替。在这个学校最高学术机构中,学生委员将参与行使包括讨论决定学位授予标准、审查评定教师职务拟聘人选、受理审查学术不端行为,裁决学术纠纷等职权。

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真正意义的大学宪章,必须具有法律效力。目前的大学章程,虽经过主管部门审批,但究其实质,这只是行政规章,不是法律。因此,按照此次大学章程的制定程序,目前北大等校发布的大学章程,还不是大学的“宪章”,只是在目前的大学内部治理中“略有进步”。

熊丙奇认为,真正的大学章程的内容,必须包含经费来源,财产和财务制度,举办者与学校之间的权利、义务等内容,而这不是大学能够说了算的。以经费来源来说,在发达国家,有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拨款预算和监督执行。

而中国大学的经费,则是要向政府部门讨要的,因而有“跑部钱进”之说。由于学校没有财政独立性,所以,办学自主权也就无从谈起。

再以举办者和学校之间的权利、义务来说,中国大学的校长,是由政府部门选拔任命的有副部级或正厅级级别的官员,这也就决定了大学校长首先是官员,而非教育家,大学是政府的一级机构,而非独立的教学单位,由于学校领导对上负责,所以才有学校的数量考核指标盛行,也才有学术委员会这样的机构成为摆设—校长不是公开遴选,怎可能要求其对师生负责?并在乎教授们的“问责”呢?

所以,要大学章程管用,首先应该在章程中界定政府与学校的关系,这就是按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思路,确立大学拨款机制、大学校长公开选拔机制。

从这一内容看,大学自身显然不可自说自话,这应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才能完成的任务,也就是说,大学章程,应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审议,才能实现对政府部门的分权,也才能成为各政府机构、社会组织遵照执行的大学法律文本。

熊丙奇认为,“并不是说目前的大学章程就无任何价值,相对于没有章程来说,有章程是一大进步。”

大学在处理各种关系时——包括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学校和教师的关系,校内行政与教育、学术的关系,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时,以前可能凭行政的决策,现在则必须按章程办事,这可以在一定程度内规范学校的办学。

熊丙奇认为,如果行政不愿意动真格放权,只是在形式上建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这就需要教师、学生用好手中的权利,促使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更加独立。

在大学章程中,都提到给教师和学生权利,比如北大,就在有的委员会设置学生委员,那么,学生委员对待参与学校事务工作的态度,就将直接影响学生的声音是否在委员会中体现。

针对学生委员的产生,全体学生可以要求学校采取选举方式,并要求学生委员向全体学生汇报参与学校决策的过程。同样,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可由教授选举产生,那教授也就应珍惜手中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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