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黄克诚:我所知道的庐山会议

   1959年的庐山会议已成为我党、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重大事件,载入史册,影响深远。

   彭德怀于6月底收到庐山开会的通知。在此以前,他在上海会议上受过毛主席的批评,心中不快。当大跃进刚刚开始时,他也曾兴高采烈,积极得很。但他在接触实际以后,几个月就改变了看法。而我则是从一开始就持保守态度,对大跃进有怀疑、有保留。

   后来彭出国访问,回国后非常认真地看了内部参考消息,把自己认为严重的情况都圈出来,送给主席看,数量颇多。他在会前去了一趟湖南,和周小舟、周惠谈了不少话,评。但我对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确有很多意见,和彭德怀的看法基本相同,很希望有机会向党中央提出。彭真打电话给我,让我和他一起去。

   我记得是7月17日到达庐山。上山后刚进住房,彭德怀就拿着他写给毛主席的信给我看。我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他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我说: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

   当天晚上或第二天早晨,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到我住处看我。谈起来,他们意见一致,都认为:不改变”左”的方针不行,而且感到会议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我因刚来,不了解情况,就说:不要急,先看一看。随后我又和李先念谈了谈,先念也认为当时的做法太过了,一定要改变才行。

   接着,我又和谭震林谈,他是激进派,意见就完全相反了。而且他还问我:你为什么先去看先念,不先来找我,你受先念影响了。我说:我和先念有些看法相同,不能说是受他影响。我就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因而和谭震林吵起来。我和谭一向关系很好,知道他性格直爽、态度鲜明,有话当面争吵,不会存在心里,所以丝毫没有顾虑,和他争论得非常激烈。谭发火说: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了,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们的。我说: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这”反兵”二字,是针对谭震林说的”搬救兵”而言,说明我和他意见相反,后来却被人引为我”蓄意反党”的证明。

   18日到19日开小组会,讨论彭德怀的那封信,不少人发言同意彭的意见。我也在19日发言,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支持了彭德怀的意见。当时组里除罗瑞卿、谭震林二人外,其他同志似乎都对我表示有同感。谭、罗发言批评我,我又反驳他们,争论了一通。这篇发言本应有详细记录在简报上印发,但因我乡音太重、说得太快,记录同志记不下来,整理时感到为难,就要求我自己整一个书面发言给他们。但形势变化很快,几天就形成了斗争局面,我已无时间和精力来整理这个材料。所以简报中就只有一个简单的发言记录。致使有些同志后来感到诧异,怎么庐山会议被斗争的主要角色之一,连个较全面的发言都没有呢?

   我最担心的是粮食问题,几亿人民缺粮吃可不得了。会议上把粮食产量数字调整为7000亿斤,说是:6亿人口,人均产量超过千斤,粮食过了关。我说:不对,这个数字不符合实际情况。有人质问:这话是谁说的?我说:是我说的,而且你也说过。我那时态度还是很强硬。

   7月23日,毛主席召开大会讲话,这个讲话造成极大的震动,扭转了会议的方向。

   我记得主席讲话的内容主要是:一、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有些人发言讲话,无非是说:现在搞得一塌糊涂。好呵!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天不会塌下来,神州不会陆沉。因为有多数人的支持,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腰杆子就是要硬起来。二、说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我有两条罪状:一是大炼钢铁,1070万吨是我下的决心;一条是搞人民公社,我无发明权,但有推广权。1070万吨钢,九千万人上阵,乱子大了,自己负责。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各人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第一个责任者是我。出了些差错,付了代价,大家受了教育。对群众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的热情,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不能泼冷水。对”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要是县、社两级,特别是公社干部。但我们说服了他们,坚决纠正。今年3、4月间就把风压下去,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三、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紧急关头,不要动摇。做工作总会有错误,几十万个生产队的错误,都拿来说,都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完。这样,国家必定垮台,帝国主义不来,我们也要被打倒。我劝一些同志,要注意讲话的”方向”,要坚定,别动摇。现在,有的同志动摇了,他们不是右派,却滑到右派边缘了,离右派只有30公里了。

   主席的讲话,支持了左派,劝告了中间派,警告了”右派”,表明主席已经把会上意见的争论,作为党内路线斗争来看待了。

   主席这样做不是偶然的。当时党内外的确是意见很多,甚至很激烈。主席在讲话中就曾提到:江西党校的反应是一个集中表现。7月26日批发的《李云仲的意见书》,更是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党的错误。李是搞计划工作的司局级干部,熟悉情况,信中列举了许多事实和数字材料,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这信是在6月上旬直接寄给主席的。主席对这封信写了长达两三千字的批示。批示中肯定了他敢于直言,对计划工作的缺点,批评得很中肯;但又说,李云仲认为从1958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一基本观点是错误的,几乎否定了一切。

   这些在毛主席心里留下了阴影。由于党中央在这个时期一直和主席一致,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开了许多会议,不断纠正错误,情况有所好转;主席颇有信心,认为照这样做下去,不要很长时间就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庐山会议前半个月被称为神仙会,提了十几个问题来讨论研究,发言虽有分歧,却无重大交锋,气氛并不紧张。但在表面的平静下,却隐藏着”左”、”右”之争。”左”的方面气势高,不愿听人谈问题严重,有人甚至在会上打断别人的发言。”右”的方面则想把缺点、错误谈够,要求对情况的严重性有充分认识,认为不如此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同时对会上不能畅所欲言,感到压抑。这种情况主席是知道的,但也认为是正常的。这时,讨论已近结束,《会议纪要》已在起草讨论,准备通过《议定记录》,会议就结束了。

   就在此时,彭德怀写了他的意见书,于14日送给主席。他正是因为会议即将结束,而又感觉并未真正解决问题,自己的意见亦未能畅述而写的。这封信对毛主席起了强刺激作用,免不掉又要亢奋失眠。主席自己在会上说,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在神经过度兴奋的状态下,仔细琢磨的结果,就把这封信和党内外各种尖锐的反对意见,都联系起来;把彭总当作了代表人物,而且是在中央政治局里的代表人物。认为他的矛头是指向中央政治局和主席的,于是认为路线斗争不可避免。7月23日的讲话宣告了会议的性质已经改变,会议将扩大延长。

   主席的讲话对我们是当头一棒,大家都十分震惊。彭德怀会后还曾向主席说,他的信是供主席参考,不应印发。但事已至此,彭的解释还能有什么用?我对主席的讲话,思想不通,心情沉重;彭德怀负担更重,我们两人都吃不下晚饭;虽然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但却避免交谈。我不明白主席为什么忽然来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反复思索,不得其解。

   当晚,周小舟打电话来说:他们想和我谈谈。我觉得这时应谨慎一些,不同意他们来,但小舟很坚持,我也就让步了,来就来吧。三人中,小舟最激动,李锐已意识到在这个时间来我处不好,可是未能阻住小舟。谁想得到,这次谈话竟成了”反党集团”活动的罪证呢?

   小舟、周惠、李锐到来后,表现非常激动,说:我们都快成了右派了。我劝他们说:别着急,主席支持左的,也不会不要右的。小舟问: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又问: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我说:我认为不会。又说:有意见还是应直接向主席提出,我们现在这样谈论,不好。小舟才平静下来,又谈了些湖南的情况。他们正准备走时,彭德怀拿一份军事电报走过来,小舟又说:老总,我们离右派只30公里了。彭说:着急有什么用。李锐催着小舟走,说太晚了。实际上,他大概是觉得,这些人还是早点离开这里为好。周惠一向比较谨慎,没说什么话,他们就走了。他们出门时,正巧碰见罗瑞卿,罗持反”右”的观点,自然就注意了这件事。后来,这天晚上的谈话就成了逼我们交代的一个重要问题。

   23日主席讲话后,各小组下午就开始讨论主席讲话。那时发言尚较缓和,对彭信的批判虽轻重不同,均未离开信的内容,有人说得厉害些,有人则还作些自我检讨。

   7月26日传达了主席的指示:要对事,也要对人。这成了会议的另一个转折点。批评的火力大大加强,而且目标集中在人了。除了对彭总外,所谓”军事俱乐部”、”湖南集团”的提法也都出来了。”左”派柯庆施等人气势很凶,温和派也被迫提高了调子。彭德怀和我们这些人就只有作检讨的份。我在26日作了检讨,谈到19日的发言是嗅觉不灵,谈到自己思想方法上有多考虑困难和不利因素的老毛病;也谈到自己只认为彭信有些地方用词不妥,而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等等。这当然也有违心之论,但还不算太过。

   7月26日除传达了主席说的”对事也要对人”的指示外,还印发了主席对李云仲信的批示,说的就更严重了:党内外出现了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样一说,谁还敢当中间派呢?自此,批判、斗争不断加热。既然对人,那就得追查组织、追查目的,还要追查历史地来进行斗争了。

   7月30日,主席通知我、小舟、周惠、李锐四个人去谈话。谈话时主席显得火气不大,所以我们也较敢说话。这次谈话,主席给我戴了几顶帽子。说我:一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二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三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还说我与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与彭德怀是”父子关系”。又谈到过去的三军团的历史问题,说不了解我的历史情况等。

   我答辩说:我和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们的观点都是基本一致,但我们的争论不伤感情,过去打”AB团”时,有人要打我,彭还帮我说过话,不然我那次就可能被整掉了。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谈不上什么父子关系。

   主席说:理性和感情是一致的东西,我自己总是一致的。看来我不了解你和彭的关系,也不了解你这个人,还得解开疙瘩。

   我又说:我当彭的参谋长,是毛主席你要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我来。既然当了参谋长,政治和军事如何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还没有上山,怎么能在写”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我在湖南工作过多年,和湖南的负责同志多见几次面,多谈几次话,多关心一点湖南的工作,如何就能成为”湖南集团”?至于”军事俱乐部”,更是从何谈起呢?

   谈话还涉及到当年东北战场”保卫四平”问题和长时期炮打金门、马祖的问题,我都表示了反对的意见。主席说:”保卫四平”是我的决定,难道这也错了?我说:即使是你的决定,我认为那场消耗战也是不该打的。至于炮轰金门、马祖,稍打一阵示示威也就行了。既然我们并不准备真打,炮轰的意义就不大,打大炮花很多钱,搞得到处都紧张,何必呢?

   主席笑笑,说:看来,让你当个”右”的参谋,还不错。

   周小舟、周惠、李锐都说:会议上空气太紧张,叫人不能说话,一些问题不能辩论清楚。

主席说:要容许辩论、交锋,让大家把话说出来、说完讲透。小舟等又说:”湖南集团”的提法,有压力,希望能给以澄清。主席说:可能是有点误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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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黄克诚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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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25日, 4:02 上午
分类: 公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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