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 | 中共四次文艺座谈会

2014年10月13日,最后一位健在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于敏去世,享年100岁。两天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此次座谈会立即被与延安文艺座谈会相提并论,铁凝想起了“72年前那次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姜昆称“绝不亚于72年前毛主席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有种说法是,两次座谈会相隔72年,所以此次座谈会的与会文艺工作者是72人。

在中共治下的文艺历史中,有三次标志性的文艺会议:一次是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产生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一次是1966年的部队文艺座谈会,一次是1984年底、1985年初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作协四大”)。

1966年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是“文革”之先声。《纪要》认为文化战线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政,主张“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1979年,解放军总政治部指出《纪要》成为在文艺界进行法西斯专政的合法理论根据,“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中共中央决定撤销《纪要》。

《纪要》虽然题为“林彪同志委托”,当事人的回忆证明主要是“毛泽东同志委托”,林彪也明确表示《纪要》“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纪要》多次谈到《讲话》,认为《讲话》“是对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的历史总结”,革命文艺工作者在《讲话》发表以后,“有了正确的方向,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纪要》正式发表,是在1967年《讲话》二十五周年之际。总政治部认为《纪要》篡改了《讲话》精神,但与其说《纪要》是对《讲话》的否定,不如说《纪要》把《讲话》中“文艺从属于政治”的逻辑推到了极致。

如何坚持《讲话》,又避免重蹈《纪要》之覆辙?1980年,邓小平明确表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文艺从属于政治”,正是《讲话》首倡,与之并行的说法是“文艺服从于政治”,“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鉴于《纪要》“灾难性的后果”,“作协四大”试图纠偏,首次提出“创作自由”。这次纠偏没有违背政治正确的戒律,也谈不上离经叛道,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发表的祝词,多次讲到“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讲到“反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的余毒”,但是1987年胡耀邦下台后,“作协四大”仍然遭到批判,被指责没有明确出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字样,不提“清除精神污染”、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参见郝怀明《胡耀邦与作协四大》,《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对“作协四大”的批评和淡化,并不意味着《讲话》重新被全盘肯定,即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贺敬之,也承认《讲话》有“不够准确、不够科学”之处。(《<讲话>和当前的文艺实践——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讲话》,1987年)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请在这里下载火狐浏览器扩展,可穿墙阅读数字时代。

2014年10月29日, 6:13 下午
分类: 国际华闻
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