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日來，一直有留意大陸媒體對香港的報導，不是語焉不詳，就是斷章取義，常常三言兩語就帶過，難道沒有人看的時候問一句「爲什麽」嗎？與此同時，民間流傳著很多以透徹分析香港問題自居的文章，難道沒有人問過究竟作者是誰，真的去過香港，看過這個運動，而不是紙上談兵，舒舒服服坐在辦公室裡批評嗎？連作者是誰都不清楚，隨便冠上諸如香港資深立法會議員的名號，就足以讓你們深信不疑瘋狂轉載？朋友們，不要誤信權威，你連他是誰都不知道。

《一九八四》這本書，現在看來興許荒謬，我們誰都無法確實地說，現在有哪個國家仍然如此，或者說哪個國家曾經如此，畢竟我們沒有生活在那個國度、那個時間。但書中一些片段，卻是狠狠的揭露了一些事，甚至跟目前我們的處境非常相似，譬如媒體只有一種聲音，潛移默化下就會相信這些就是真相；譬如媒體不斷只報導豐功偉績，經濟成果，科技成就，對於社會上的不公義事件甚少報導，即便報導，也會標籤上一個「亂」字，利用大家安逸地享受了多年安穩生活的心理，自動排斥一星半點可能會引發社會一時秩序不好的事，卻忘了背後更大的原因是因為政府不義，才會有一群人出來反抗。

書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他們在貧民窟出生長大，十二歲就開始工作，度過短暫的青春，享受青春和性慾，二十歲就結婚，三十歲就算是他們的中年，大部份無產階級都在六十歲過世。沉重的勞力工作、照顧家庭和小孩、和鄰居爲了瑣事吵架、看電影、足球比賽、啤酒，還有最重要的，賭博，這一切雜事塞滿了無產階級的腦袋。要控制他們並不難，思想警察總會派幾個密探在無產階級身邊，散播不實的謠言，追蹤并消滅幾個被認為可能是危險人物的傢伙，但並不打算用黨的意識形態教化他們。黨不希望無產階級有太強烈的政治意識，只要他們單純地愛國，這樣如果要增加他們的工時或者減少配給時，就會很有用。就算他們心生不滿，有時候他們真的會有這種感覺，他們的不滿也無處發洩，因為他們實在太無知了，只能針對特定的小事發牢騷，所以他們經常沒注意到更明顯的惡行。大多數無產階級的家裡甚至沒有電屏（小說中一種監視人們日常行為的科技），就連公民警察也很少去打擾他們。倫敦有無數罪犯，但這裡仿佛是別有天地一般，特有一群小偷、強盜、妓女、毒販，和騙子等等，各式各樣的都有，不過因為這些罪行都發生在無產階級身上，也就毫不重要了。基於道義上的考量，黨允許他們遵循古早的生活方式，黨所推行的寡欲生活並不適用於他們，雜交不會受到處罰，也准許離婚。因為這樣，如果無產階級表現出需要或嚮往的話，就連宗教崇拜都可以批准。他們不會被懷疑，就像黨的口號：『無產階級和動物皆自由。』」

這段話，有敲落你心上嗎？當你看到柴米油鹽越來越貴的時候，是否只會罵商家無良加價？當你看到少數民族自焚抗議的時候，是否只會冷笑他愚蠢激進？當你看到一部份的人爲了某些事情上街表達意見的時候，是否只會覺得他們擾亂社會秩序？當城管打人的時候，是否只會覺得城管暴力或者當事人傻蛋？當你看到有人提出民主的時候，是否只會覺得他們不安分、搞反共、搞民粹主義？——醒醒，想想這一切的背後是誰造成的？

我們已經習慣了從傳媒身上獲得外面的訊息，尤其中國之大，不可能事事親身驗證，於是媒體的報導幾乎成爲了唯一的消息來源，加上中國網絡資訊封閉，許多國外媒體無法連接上，國內的聲音又必須先經過新聞處審查才可以發佈，於是媒體角度越來越單一，越來越一致，卻又越來越壯大，因為我們別無選擇。更別提如今的微博和微信使用量廣，輕輕一按即可轉發消息，真假混雜起來誰也難以分清究竟孰是孰非，於是大家又困惑了，我該相信誰？總不能微博上隨便一個人的言論我就相信了，權衡過後，傾向於選擇權威，找有身份有分量的人寫的文章，總該可信了吧？然後便是現在出現的情況，許多有大量轉載的文章，都被冠上某某人的名號，例如香港立法會議員，卻沒有真實姓名，真偽無從考究；例如某某財經評論者，但他真的瞭解整件事的始末嗎？我們是不是在看的時候，要多問一個問題——這是真的嗎？

可惜很多朋友不會問，或者沒有途徑去問。說實話，香港事情發生後，我有留意內地媒體的報導，很多都語焉不詳，只有一兩句話帶過，之後就有很多或以俯視姿態嘲諷香港的文章，或以民族主義憤怒情緒渲染香港反共搞獨立的消息，卻從來沒有一篇詳盡地說說事情始末，或是香港緣何對中央的政改方案不滿。簡單一個例子，就是內地只引述香港在2017年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來概括整個人大政改方案，卻無視所有的附加條件，足以篩選掉中央不滿意的參選人，使香港選民沒有真正的選擇；又或者Umbrella movement的和平與自發性，如何井然有序，警察在什麽情況下實用暴力，激發許多市民的憤怒和不滿。這些在內地的媒體上隻字不提。

難道這不是中央對港澳臺，甚至是國內的一貫公關手段嗎？把所有對中央的不滿行為，都形容為分離主義或是反共主義，利用大家的民族情緒，看到新聞只會叱駡肇事者「反共」，看不起中國，自視甚高要獨立諸如此類，以此類聲音來蓋過真正不滿的原因——反抗都是因為有壓迫，而壓迫施諸在他們身上，然後利用媒體消滅掉這些壓迫，讓大家只看見反抗，便以為他們是無理取鬧，惡意搞破壞。

如果放眼世界，便可看見世界的主流是以人為本，不是說事事都要由人民來做主（我會這麼說，是因為太多人攻擊民主是民粹，拿中國三十年前的狀況來抨擊），而是政府應該尊重人民，保護人民，而非蒙蔽、矇騙人民，選擇性地發佈消息，利用人民的民族情緒作祟。而政府更應該對人民問責，倘若不得民意，或是人民極為不滿，理應改進或是引咎，而非高居廟堂，坐視不理，以打壓為手段消除異見聲音。

可惜的是，在專制政權下，由於消息封閉，教育控制，仍然有許多人只能從政府的角度看待一切事情，卻忘了自己應該有自己的角度；許多人只安穩於政府給予的豐衣足食，從歷史中學習到聽話服從，安守本分，君君臣臣，不應僭越，自動放棄了世界公民應有的政治權利，於是每當有事情發生，就第一時間出來為政權護航。

這就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受害者對加害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主加害者的一種情結。根據萬能的維基百科，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有一下特徵：

1. 綁匪爲了某種「正義」原因（國家完整性，國家安全，中華民族崛起主義）而綁架人質，并得到人質認同。
2. 人質必須有真正感到綁匪威脅到自己的存活（詳情可搜陳光誠、李旺陽、艾未未等新聞，殺雞儆猴）。
3. 在遭挾持過程中，人質必須體會出綁匪可能略施小惠的舉動（醫保、免費教育，一直忘了其他社會問題，如戶籍制度，留守兒童等）。
4. 除了綁匪的單一看法之外，人質必須與所有其他觀點隔離，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訊息（這條上文有述）。
5. 人質必須相信，要逃脫是不可能的（不要亂講話，會被查水錶的/哪個國家都亂，我們很穩定繁榮/我們正在崛起，歐美國家算什麽）。

而通常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會經歷以下四大歷程：

恐懼：因為突如其來的脅迫與威嚇導致現況改變。（如八九六四）
害怕：籠罩在不安的環境中，身心皆受威脅。（因言入罪的種種個案，導致不敢亂說）
同情：和挾持者長期相處體認到對方不得已行為，且並未受到『直接』傷害。（長期處於當前政權下，更別提電視劇千遍一律的中國落後挨打的抗日戰爭，歷史上過分渲染的清末民國歷史，覺得中國被列強欺負，而現在列強分裂中國之心尚且不死）
幫助：給予挾持者無形幫助如配合，不逃脫，安撫等；或有形幫助如協助逃脫，向法官說情，一起逃亡等。（現在的狀況）

如果願意抽離去看，其實一切都很諷刺。

筆者為政治系學生，去年在中國交流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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