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米西拉：中国的新左派

　　 今年早前的一天，我在北京的清华大学附近的醒客咖啡和汪晖见面，他在清华教书。他是个不高、结实的男子，头发有了几缕灰色，神情愉悦，看起来总是很愿意微笑，他来的时候骑着辆老式的自行车，这以后我们见面他也都是这么来的。他穿着深色的灯芯绒裤子，磨沙的外套，黑色的套头衫，在美国的校园里这么穿也不会错。

　　 作为中国的重要知识分子刊物《读书》的主编之一，四卷本中国思想研究的作者，汪晖才四十多岁，他被认为是”新左派”（一群作家和学者的集合）的一个中心人物。新左派知识分子提倡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以外的”中国它选”（Chinese alternative），以求能够保证被最近的改革抛在后面的中国8亿农民的福利。他和中国大部分执不同政见者不同，这部分人大多是人权和主张民主的活动者，汪晖和新左派认为党的领导是一个可能变化的力量。最近的事件－－上个月末通过反腐败处理党内的领导以及一贯的限制市场过度的发展－－显示，这种观点并不是乌托邦的，也不是矛盾的。虽然新左派从来没有直接指导过政府政策，他们所关注的问题正越来越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

　　 在过去几年中，汪晖有说服力地、而且经常地分析一个外人认为是当代中国的一个关键矛盾：一个独裁的国家培养自由市场经济，同时又拥护社会主义。我们见面的第一个下午，汪晖基本没有闲聊，就开始分析这个国家的问题。他描述了共产党已经向富有的商人开放入党渠道，虽然官方还是致力于平等主义。他说，很多党的地方官员，利用他们专断的权力牺牲了他们应该为之服务的农村人口而成为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和房地产投机商合伙从农民那里夺取集体所有的土地。（根据中国官员们所说，60%的土地获得是非法的。）其结果就是政治精英和商业利益的联合，汪晖说，这让人想起美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中相似的联合。

　　 当他谈到市场改革是如何扩大了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的时候，穿着漂亮的学生在浏览一些深奥的书籍（里欧．斯特劳斯、哈贝马斯），查阅电子邮件，抿着摩咖。在私有的醒客咖啡馆和连着的万圣书园，汪晖看来很有名。学生们很尊敬地问候他，服务生非常地周到。然而汪晖还是属于一个少数群体。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对过度的毛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失败敬而远之，即使是那些跟国家毫无关系的知识分子，都认为市场经济对中国的现代化和复兴是不可缺的。朱学勤，上海大学的一个历史教授，中国最有名的自由主义者之一，告诉我他想要更多，而不是更少，市场改革。对他来说，中国现在的不稳定不是由经济力量造成的，而是由政治压制的体制造成的，这种体制阻碍了间接民主和宪政政府的出现。

　　 汪晖很愿意承认中国的经济改革努力并不是没有带来巨大的好处。他赞扬了改革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从1978到1985年，这个阶段提高了农业产量和农村生存条件。他说，是中央政府最近在城市创造财富的执着－－以及它把政治权力交给地方上的党老板（这些人经常公开忽视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的决定－－导致了中国的高度不平等。不仅在中国也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中，接受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是福利系统的分崩离析，贫富差距的加大，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对汪晖来说，提醒国家它以前对工人和农民作出的、没有实现的承诺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虽然他援引了社会主义原则，但是汪晖很快告诉我他不喜欢新左派这个标签，虽然他自己也用过这个词。汪晖说，”80年代中，知识分子反感’左’的思想，认为它引起了中国所有的问题，右翼的激进分子用’新左派’这个词来打击我们，想让我们看起来像是毛时代的残余。”汪晖也不愿意被等同于60年代欧美的激进知识分子，新左派其实最早是用来描述这群人的。他说，他们中的很多人有过激情和口号，但是却只有很少政治实践，他们中的不少人最后变成了新保守主义者，支持像伊拉克民主那样的”幻想项目”，这没什么可吃惊的。

　　 汪晖更倾向用”批评的知识分子”（critical intellectual）来描绘他自己和执类似想法的同事，他们中的有些人也是新生的中国乡村运动的一部分，他们试图减轻农村贫穷和环境破坏。虽然宽泛地说是左翼的，《读书》发表的文章来自意识形态的整个领域。汪晖本人的写作也广泛地利用西方思想者的作品，从法国历史学家布罗戴尔到全球化的理论家华勒斯坦。汪晖说，”我觉得知识质量（intellectual quality）是重要的，我不希望只要是左翼的就拿来用。”汪晖说，《读书》曾经进行过抽象的关于后殖民理论的讨论，也有在中国关于政府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是怎样破坏了农村社会的最有意思的分析。当然《读书》能够发表的文章也是有所限制的，汪晖对这一点很坦白。跟中国大陆所有的知识分子刊物的编辑一样，《读书》的作者和编辑必须行使某种程度的”自我审阅”。文章中不能直接批评领导班子，也不能在政府最为敏感的话题上跟官方论调偏离的太过分－－比如说台湾或者新疆西藏的难以控制的穆斯林和佛教少数民族问题。

　　 汪晖说，“在西方人们问我，‘你怎么定义你的位置？你是不是个执不同政见者？’我说：‘不是。’什么是执不同政见者？这是个冷战时期的范畴。现在它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很多在美国的中国执不同政见者可以回到中国。但是他们不愿意回来。他们在美国过得不错。对那些问我是不是执不同政见者的人，我告诉他们我们是批评的知识分子。我们支持某些政府政策，某些我们反对。这都要根据政策的内容来决定。”

　　 汪晖出生在东南部的江苏省扬州市，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汪晖才7岁，刚进小学。十年动乱给老一代带来了创伤，但是对汪晖来说留下的是温和的记忆。他回忆起每年学农，被学校带到乡村去干一两个礼拜活。”我们这一代城市的知识分子，”他说，”是最后一代还有乡村生活的第一手经验的。”

　　 他把他中学毕业以后在扬州的工厂工作的20个月作为一份可贵的经验。1977年他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文革期间很多大学要么关门了要么只招收工农兵学员。”数千名学生竞争着一个入学名额，”他回忆到。

　　 当他在1980年代中期从扬州去北京开始博士学习的时候，汪晖发现他成了一个拥有更多特权的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他说，”在毛时代成为攻击对象；现在，在毛以后的时代，他们又成了精英。”汪晖说，到那时，知识分子都同意应该做什么：中国必须抛弃它的”封建”和社会主义的传统，追上资本主义的西方。十年的伤痕使得知识分子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失败。汪晖认为，结果他们没有进行任何真正关于西方模式的消费社会可能在中国被重新建构，或者这种消费社会在中国对环境来说是否是可持续发展的。西方，尤其是美国，被理想化了。

　　 汪晖最初开始发展他自己的关于当代中国的想法是在他写博士论文的时候，论文题目是中国最受尊敬的现代作家之一，鲁迅（1881-1936）。汪晖解释说，鲁迅是一个左翼作家，但是他对左翼作家们和活动家们非常地批评。他批判中国的传统，但也是个优秀的古典学者。他欢迎西方关于进步的概念，但是也对它很怀疑。鲁迅内在的矛盾帮助汪晖看到中国的现代性不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弃旧扬新的问题－－毛主义者和自由市场资本家们却都是执这种观点的。

　　 汪晖把他的”真正的教育”看成是从陕西（中国最穷的一个地区）开始的。他看到享受着改革开放成果的沿海城市与内陆省份的明显差距，非常震惊。他也对自己和自己的同事的无知感到震惊。”我们［这以前］根本不知道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的旧秩序都深陷危机。”

　　 陕西的公社制度瓦解了，土地被重新分配了。但是这个地区并不出产任何有价值的农产品，甚至都不能生产足够的口粮。由于贫穷的加深，犯罪和社会问题急剧增加，有争夺土地的暴力殴斗，男人们赌博，打老婆和女儿，甚至卖掉她们。汪晖住在一个低地的村庄，晚上睡着宿舍就有洪水淹进来了。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写宣传手册，警告农民们不要赌博不要犯罪。他也帮助重建一所洪水破坏的小学。”就在那一年，”汪晖说，”我意识到福利系统和合作网络对中国的很多人来说还是多么重要。”这不是个社会主义的概念。即使是过去统治中国的皇朝也通过赋税和救济来平衡中国富裕和穷困的地区。

　　 “人们把中国的经验局限为共产主义独裁和计划经济的失败，认为市场会做一切事情。他们没有看到在过去很多事情是怎样成功运作的，普通人又是多么欢迎这些方式，比如说农村医疗保险的合作制，农民组织起来互相帮助。那在今天也许是有用的经验，既然国家不再对农村医疗进行投资了。”

　　 汪晖在陕西遇到的很多穷人把他看成是来自北京的受过教育的人，回去会让中央政府的干部们给他们送来些帮助。汪晖说，”这个角色很沉重，我没有办法告诉他们我根本无法做任何事情。”汪晖告诉我，他十个月以后回北京的时候，怀着一种对知识分子的世界和普通人的世界差距之大的深刻感觉。

　　 他在陕西的时候，很有影响的《文学评论》杂志发表文章说他的鲁迅研究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例子。然而汪晖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就回到了学术生活。

　　 汪晖不太喜欢谈1989。他抱怨了西方媒体中提到这个事件就想到的关于中国的”过分公式化的形象”。然而，我们的谈话是不同寻常的。我在中国城市旅行的时候，我发现很难让人们谈论这个话题。邓小平在1992年试图通过号召快速的市场改革来埋葬幽灵，他也许当时就考虑到了个人财富以及能够买到西方的名牌商品对许多最新变得富有的人们来说足以弥补政治民主的缺乏。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看起来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事件以后最大的公众骚乱发生在1992年8月，那时几万中国人想在刚刚开张的深圳股票交易所购买股票。

　　 通过出口为主的工业来在城市中创造财富的努力－－这是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一部分，他的后任也都肯定这一政策－－使得中国经济以10%的平均速度增长，也使得中国经济成了世界第四大。然而中国仍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一亿五千万人以上每天的生活费不到一美元。大概二亿农村人口拥进了城镇寻找低收入的工作。四百多万人参加了2005年记录的87000次抗议，这个数字并不一定完全反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收入差距最悬殊国家之一，医疗系统和教育系统都在衰退，地方党干部强加的费用和税收的环境中的人们真实的愤怒和不满。汪晖说，这一切中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罪于”激进的右翼分子”，或者说那些引用着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弗里德里希．海耶克（他们鼓吹不加控制的市场，在80年代对里根和撒切尔政府都有很大影响）、要求中国融合进全球经济却不考虑大规模私有化的社会代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汪晖又提到，正是他们一直得到统治精英的青睐而且支配着国家管理的媒体。

　　 汪晖说，只是在最近十年，新左派的知识分子才开始挑战市场经济必然导致民主和繁荣的观念。回到北京以后，汪晖于1991年合作建立了《学人》杂志，他有一个很好的观察这些知识分子的角度。当他们与西方学术界和学者的联系越来越多，他们不仅对欧美国家的问题更加敏感，也对后社会主义的国家试图把它们的计划经济模式向新自由主义靠近的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更加敏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试图（2001年中国已经加入WTO）在学者中引起了意料之外的激烈争论。就像汪晖描述的那样，争论的方向已经变化了：”很多人那时已经知道全球化不是个用来描述一个中性过程的中性词汇。它是西方资本主义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成长的一部分。”这当然不是说新左派拥护一种随便的反全球化姿态；新左派对最近城市中产阶级中爆发的反日和反美潮是执批评态度的－－汪晖把这种爆发归为”消费民族主义”。汪晖说，这种消费民族主义其实正与美国推行的全球化是同一种全球化：”这其实是一种伪民族主义，也是为什么美国的经济利益受到伤害的时候，你就会听到有人在谈论对中国增加税收和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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