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高尚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前后

　　 198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指导我国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指出了改革的基本任务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今年是《决定》颁布30周年，借此机会，将我参与《决定》起草的过程写出来，作为纪念吧。

　　 《决定》起草的背景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共产党通过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勇敢地走自己的路，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开创了党的事业新局面。

　　 中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经济体制也逐步向管制更加宽松、更加适应生产力方向发展，尤其是农村改革的突破，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取得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从未有过的连年增产，1984年粮食更是增产4070亿斤。但粮食增产以后所需要市场、销售渠道等与城市尚存的原来那套体制格格不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也难以获得，对城市当中经济体制的改革迫在眉睫。当时在总体上仍然沿袭着计划体制运转，存在着严重的弊病。

　　 第一个弊病是，政企不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经济部门直接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失去了自主权，结果宏观经济决策没搞好，微观经济活动又管得死，严重压抑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第二个弊病是，条块分割。把完整的国民经济分割成众多的部门所有制和地区所有制，造成部门壁垒、地区封锁，限制了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影响了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协作，使企业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合理地发挥。各部门之间相互扯皮，权力最大化、责任最小化，造成大量物质和时间上的浪费。

　　 第三个弊病是，单纯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来管理经济，主要不是商品生产、价格规律和市场在起作用，使企业缺乏竞争力和应变能力。

　　 第四个弊病是，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很严重。分配没有真正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挫伤了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失去了活力，严重地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1982年9月举行的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并且指出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十二大报告提出，允许对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做计划，由市场来调节，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须的、有益的。在计划管理上也根据需要采取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不同的形式。十二大报告还指出，无论是实行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都要力求符合客观实际，经常研究市场供需状况的变化，自觉利用价值规律，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指导企业实行国家计划的要求，给企业不同程度的机动权，这样才能使计划在执行中及时得到必要的补充和完善。虽然十二大的提法仍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虽然市场只是作为补充，但这是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提到“市场”，第一次提出了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的划分，撕开了传统计划体制的口子，为下一步突破奠定了基础。

　　 随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开始加快，尤其是1984年以后，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进一步好转，经济工作的中心逐步由调整转向改革，改革的重点也逐步由农村转向城市。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当时针对改革的进程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和指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改革范围进一步扩大，整个改革形势酝酿着一次战略性的突破。

　　 在这样的改革形势下，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小平同志在谈到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时说：“最理想的方案是通过一个改革文件。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起了很多的作用，这次三中全会能否搞一个改革文件？这个文件将对全党起巨大的作用。就搞这个文件，别的就不搞了。”

　　 《决定》起草的过程

　　 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中央成立了由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胡乔木、姚依林、田纪云同志组成的文件起草领导小组。从1984年5月开始，组织了一些同志对文件的起草进行研究和酝酿。

　　 1984年6月9日，胡耀邦、万里、胡启立、田纪云等同志谈了对加快经济改革文件的一些意见。参加会议的还有王兆国、周杰、安志文、廖季立、郑必坚、袁木等同志。

　　 胡启立：根据耀邦同志的指示，经紫阳同志同意，在纪云同志处开了一个会，成立了个班子，准备起草一个关于加快城市经济改革的决定提交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想法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打开了农村改革的新局面，十二届三中全会能否在城市改革方面打开新局面，再用五年、七年或更长一点时间，使城市经济改革有一个重大突破。这将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这个决定不是拿出一个完整的蓝图，而是既要总结过去改革行之有效的经验，又要指明今后改革的方向、路子，同时给予必要的思想理论上的解释。下面反映，中央给一点思想理论武器，具体办法我们可以自己去想。这个决定作为三中会议决议通过，就会变成全党共同行动的纲领。这样城市经济改革就会取得更显著的成果。

　　 田纪云：对城市经济改革做出一个带有指导性纲领性的文件，时机逐步成熟了。原来在城市经济改革中感到最棘手的有三大问题：一是农产品价格倒挂问题；二是劳动工资问题；三是价格问题。原来总是想在农民那里打主意，这没有意思，搞不好就打击了农民积极性。茶叶多了，就降低收购价，农民马上就会砍茶树，不能这么干，但是国家财政负担因此会越来越重。现在看，可以找出一个既不打击农民积极性，又解决倒挂问题，走上良性循环的路子。农产品价格，主要是粮、棉、油。棉花主要是质量问题，价格问题不大，纺织品可以用降价刺激消费。粮、油价格倒挂，主要是城市问题，国家每年补贴104亿元。如果把这两项补贴直接补贴给消费者，80亿元就够了，这样就把农产品中挂帅的几个品种的价格一下就调合理了，城乡就通了，粮食就真正成为商品，粮票就可以消失了。蔬菜价格可以在中小城市放开，然后再放开大城市的价格，让农民进城产销直接挂钩，一开始价格贵点，价值规律很快就会使价格降下来。如果采取这些措施，农产品价格就理顺了，国家补贴部分就稳住了，就不用在农民身上打主意了。

　　 劳动工资问题，也可以走出一条路子来。今后除技术很强的工人实行固定工资外，在矿山、建筑业试行的劳动合同制，在其他行业都可以实行，搞活劳动制度。工人工资由企业自主决定，通过工资，把企业放活，农村形势又好，就能进一步解决党政机关、科研教育单位工资问题。

　　 关于价格问题，把农产品价格由暗补变为明补，价格问题就理顺了，可以解决农村卖难、买难的问题，对于城乡通开，地区交流，都有好处。工业品价格一次放开风险较大，可以采取分步走的方法。生产资料价格在让利减税的条件下逐步提高，消费品价格有升有降，工业消费品价格总体下降，对群众的影响就不会太大。

　　 文件如果能在这几个问题上取得突破，那么这个文件的分量就更重了。这个文件既要总结这几年改革的经验，也要指出今后改革的路子。

　　 胡耀邦：工资已经不能再低了。今后一二十年的工资不翻一两番不行。我们的工资低得不能再低了。前两年我提出，大家都说高工资、高消费不好。低工资、低消费有什么不好呢？人们对这个问题考虑得很少，低工资对刺激生产不利。现在工资总额800亿，翻一番就1600亿。只要和生产挂起钩来，就不要财政部拿多少钱。企业放开了，就剩下党政机关400万人（加上科研、教育共2000万人），工厂、商店的工资，叫他们自己搞嘛！人们拿了高工资干什么？还是要花到消费上。这就可以刺激生产发展。所以不怕工资涨上去，关键是看工资从哪里来。（万里：王丙乾这次对照检查，在这个问题上有点突破，检查过去缺乏发展生产的观点。对他这个对照检查，我就欣赏这一条。农村多种经营收税150亿。生产发展了，就不怕没钱，如果生产发展了，还没有钱，那是没本事。）

　　 我估计按今后每年生产增加1000亿的速度，工资按15%的速度，150亿，六七年就可以翻一番，1990年我们平均工资达到150～180元。

　　 万里：从农村这几年的体验看，主要就是3个字：一是死，一是懒，一是穷。农村改革是解决了一个“活”、一个“勤”，才富起来。造成“死、懒、穷”，是乱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结果。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商品生产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而我们是在商品生产很不发达、很穷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的。解放初来了批苏联专家，工资制度等方面学了苏联一套，机械地划分重工业、轻工业。轻工业中劳动强度大、贡献大的，也不能高于重工业。

　　 大锅饭、平均主义使社会主义缺乏活力。人类的进步，是充分发挥主动性同自然界斗争的结果。但是我们管得死，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不饿死人，大学生一毕业一律560毛。平均主义、大锅饭把人们的懒惰性养起来了，人们越搞越懒，很危险，国家要灭亡、民族要灭亡，创造性没有了，谁出头，谁有创造性，就受打击。这样搞什么主义也没有了，只有一个“亡国主义”。这样搞，最后的结果是：把人搞懒了，越懒越穷，越穷越管，越管越死，越死越穷，恶性循环。在农村，活了，勤了，富了，越勤越富，越富越勤，越勤越富越活。

　　 要讲清楚城市经济改革的重要性、迫切性，必须把城市经济的弊端研究清楚。就是这3个字。怎么解决？要像农村一样，大胆试验，不断了解新情况，不断总结新经验，不断解决新问题，想不通可以等待。十二届三中全会做了决定，城市经济可能比农村快，很可能3年左右，最多5年。这样我认为就不是两番，两番半、三番也有可能。以首钢为例，放开干潜力很大，3500万吨钢都不是问题。这就是因为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一样的设备、一样的厂房，大不一样。中国人是聪明的，过去就是没有给应有的环境、条件，城里人不比农民笨，就是统得死死的。问题是怎么样使一切都活起来，勤起来。活了，有能力的人才有用武之地，有能力的人带头，其他的人都起来了。劳动人事制度不改不行。城市工资不提高，连茶叶也卖不出。关键是要搞活，企业活、人活。厂长负责制，如果是个好的厂长，给工人先讲清楚一年可以增加多少收入。农村生产队队长也是“一年早知道”。我们同资本主义不一样，实行厂长负责制，必须给工人民主权利。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针对我们的弊端来说的。全世界历史，自古以来就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是社会发展规律，一块富起来不可能，一块穷倒可能。

　　 列宁讲过，一个社会的好坏，决定于劳动生产率。城市经济改革最大的障碍，除了思想上的问题，就是3个人的饭5个人吃，3个人的活5个人干。现在改，就是3个人的活3个人干，3个人的饭3个人吃，进一步做到一个人干3个人的活，至少要拿一个半人的工资。

　　 胡启立：起草好文件，要注意3个问题：

　　 一、总的形势和对弊端的认识。

现在，对形势认识不完全一致。耀邦同志提出，全党面临着商品生产大发展的形势，农村的发展对城市经济改革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死了，农村也活不了。城市改革受农村改革冲击波越来越大。我们全党各级干部要站在新的生产力前面，而不能阻碍，动不动就限产。而新的生产力一出现就要为自己开辟道路。新中国成立初期和一五时期，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物资匮乏的情况下，我们采取供给制加苏联的办法，实行了集中的体制，当时有利于克服困难，稳定形势，对重点建设起了作用。但那是在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形势下建立起来的体制，现在已不适应新的形势，如不改革就会成为束缚生产力的桎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