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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媒称,自中共十八大以来,共有18万贪腐官员被中纪委拿下,中国反腐处在从“治标”转向“治本”节点,要在2020年基本建成法制政府。但有评论认为,中国要切实反腐,除了官员财产公示外,还应该解决农民工受歧视的问题。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人民网10月21日发文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第二天,中央纪检监察网站透露,昆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喜接受组织调查,湖北省政协原常委、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梅祖恩和湖北省国资委原党委委员、副主任王侃被开除党籍。这种“一天三人落马”的反腐节奏在“十八大”以来已是常事。中纪委在不到两年时间的“打虎拍蝇”的反腐战役里,共处分了超过18万党员干部。交通、房地产、矿产资源、发改委系统等垄断程度高、权力集中的领域无疑是当前反腐“重灾区”。

文章说,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行政管理研究室主任贠杰认为,上述部门和行业腐败现象之所以高发,既源于不必要的政府权力设置过多、过乱,也源于行政权力运行监控的失察和失范。消除权力寻租土壤、防止腐败发生应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清理精简不必要行政职权,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二是通过制度化途径保证权力运行的规范性和透明性,确保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三是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加大社会媒体和公众监督的力度,让体制内监督机构和体制外监督机制形成合力。

国际反腐组织“透明国际”的亚太问题负责人廖然就此表示:

“中国当局认识到反腐必须成为制度化值得肯定的,但还有很多事要做。”

人民网的文章说,按照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时间表,中国要在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有专家认为,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将成为反腐从“治标”转向“治本”的重要节点,有望带来超过700亿美元的改革红利。

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数据显示,2013年有超过18万党员干部被处分。中纪委今年八、九月从国家发改委带走了5名司局级官员。被称为“天下第一司”的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只剩下两名司局级领导。

据中国《经济参考报》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仅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案件查处”栏目中就公布了500多名官员被调查或处理的消息,绝大多数为厅局级官员,其中副部级以上官员有32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认为,从权力利用理论、政治势力发展、社会民众心理来讲,反腐长期依靠人们情感化的支持是难以为继的,肯定要转向制度反腐,有确切的标准可循、完善的程序支撑以及长远发展的机制,而法治无疑是其中最为坚实、有效、可信赖的制度。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陈剑认为,提高司法的独立性是整个社会法治化、建设法治中国的需要。要培育官员的法治意识,提高依法执政的水平,必须赋予司法一定的独立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官员尊重法律。

人民网的文章还说,中国的反腐将带来巨额红利,能有效刺激民间投资潜力和全社会活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国国务院连续多轮多批取消、下放行政审批等事项无疑减少了权力寻租的机会,从源头上达到预防和治理腐败的目的,最大化地释放改革的红利。
透明国际的廖然表示,中国反腐要做到制度化,除了需要搞官员财产申报以外,还将该改善身份证制度:

“中国银行体制和税收机构都是反腐的缺失部分。在中国,一个人可以在银行用好几个名字开好几个虎头,而且到现在中国的身份证制度都还不健全。这使反腐等都不能真正有效。”

就中国房地产为腐败重灾区这个议题,大陆的北青网8月6日发表上海学者周俊生题名《中国房地产领域为何成为腐败重灾区?》的文章说,中国房地产业成为官员腐败高发区,与政府在房地产市场占有的巨大权力直接有关。最近一二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驶上快车道,但这种发展主要是由政府在推动,政府通过不断推出行政主导的投资项目将GDP不断地推高,手握行政审批权的官员由此获得了广阔的“寻租”空间。中国房地产市场自上世纪90年代逐渐成形以后,很快被纳入政府拉动经济增长的轨道中,通过土地出让和房地产开发建立起了源源不断的政府收入渠道,一些地方官员寻租也有了长袖善舞的捷径。从一些房地产领域腐败高官案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同其他任何一个行业一样,当政府在这个行业中有巨大的利益需求的时候,商人必然有求于政府官员,在房地产开发的漫长链条中,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产生官商之间的利益交换。

文章说,反腐败使隐藏在房地产市场深水处的问题得到曝光。腐败的泛滥不仅会造成经济秩序的扭曲,更会造成对民众利益的剥夺。但是,几个月来的房价下跌已经使一些地方政府坐不住了。在取消限购仍未能对房地产市场形成刺激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利用财政优惠手段刺激购房的做法,基本上已经回到了滥用行政权力扶持房地产市场的老路上去。它既反映了这些地方政府仍将房地产市场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龙头产业来利用的旧思维,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当房价下跌开始将高官与房地产开发商达成的利益同盟

(记者:希望; 责编: 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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