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天下 | 建丰同志的“打虎歌”

1948年底,为了回收部分通货,国民党在上海部分银行发放一部分黄金,允许市民兑换,引发抢购惨案。

1948年底,为了回收部分通货,国民党在上海部分银行发放一部分黄金,允许市民兑换,引发抢购惨案。

蒋经国用语谨慎难掩刻薄。他用“奸匪”、“奸商”、“坏头”来形容“打虎”行动的对象,在8月22日的个人日记里强调说:“搞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严惩,就应从‘坏头’开始。”

本刊记者|陈宇
本文原标题为《1948,“建丰同志”的文宣战》

1948年9月12日,上海市民快乐地看到了一场活人葬礼:一辆马车运着一副棺材,一名头戴瓜皮小帽、身着长衫的老头儿从棺材里爬了出来,站上棺盖、大声地向围观者坦白囤积倒卖的邪恶。每痛斥一声,他脸上夸张的图片眼镜和胡子都会滑稽地抖动一下。他的手里紧紧抓着一条香烟、两块香皂、几盒手表、一捆布——那是他的“陪葬品”,也是象征他囤积倒卖的罪证。

“灵柩”前方是一块巨大的标语牌,中间画了一位梳着二分头、尖嘴猴腮的“奸商”,两旁写着斗米大字:“谁危害金圆信用,咱们就砍他的头。”在10月25日《生活》画刊出版的“反通货膨胀游行”照片里,维持游行秩序的,有宪兵、军人、身着西服或中山装的便衣——后者疑似蒋经国的青年军旧部,俱为上海“打虎”行动的主力军。

整个八九月间,这一活报剧式表演的游行宣传,不时在上海繁华的街道闪现。38岁的蒋经国精心组织了这场表演。有媒体刊出那时他的照片:端坐在设于外滩中央银行三楼的办公室内,蓄着普通的平头,胖乎乎的脸看起来和蔼可亲;脸色平静,显得从容、自信。

此时的蒋经国,多少有些踌躇满志。8月19日,蒋介石面对国内经济危局,孤注一掷地发布金圆券改革等法令。蒋经国临危受命,出任上海经济管制副督导员,赴沪时他深感任务艰巨。然而,仅仅经过40天的铁腕“打虎”,上海市民对金圆券,或许还有党国的信用,恢复了一些信心。在10月6日晚8时向上海市民的广播讲话中,蒋经国对“人民的力量”表示感激——过去1个月内,上海市民向国家兑换的黄金、美钞、白银、银元及港币,合计金圆券3.72亿元,占全国兑换总数的64%。这一成果令他惊喜。

此前,尽管有1947年以来不间断的宣传造势——不少媒体详细介绍了苏联、德国币制改革的经验;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也在法令颁布的第一时间发表社论宣传经济管制的重要性——“要知道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但舆论仍普遍对此表示怀疑和否定,譬如香港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断言,这只是“临时的镇静剂”;《观察》杂志批评其后果是“增加了财富分配之不平均”。

上海安福路201号院内,市长吴国桢直至俞鸿钧和蒋经国抵沪、于宴席间才获知法令颁行,当晚便向蒋介石发急电请辞。在经济学专业出身的他看来,金圆券改革无异于一场饮鸩止渴的游戏。

负面舆论压服不了蒋经国。当时的他更不会相信,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理想主义尝试。短短70天后,国民政府主动放弃了八一九限价政策。

以今视之,蒋经国的信心来自于他在赣南改革的经验,更可追溯至他于1925年至1937年在苏联接受的革命教育。9月12日出席青年军联谊会会员大会时,蒋经国公开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口号:把经济改革当成一种革命运动。亦即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最先以画外音形式出现的“一次革命,两面作战”思想之由来。

从诉求的精神看,这句政治口号的源头,系出蒋经国在赣南时强调的——革命的成败系于“两个对立力量的生死斗争”。在蒋经国眼里,中共的赤化、国民党的腐化,都是三民主义信徒应该致力铲除的目标,此即“两面作战”的要义。1948年7月,在对青年军复员学生进行思想整训的夏令营上,经他一再阐发,以及透过各种宣传途径的传播,蒋经国的一些部属与追随者已经信服,这就是他用以痛挽时弊的政治纲领。

杭州夏令营编发的一份临时期刊中,俯拾皆是脱胎自蒋经国个人政治论调的文稿。篇幅有限的期刊版面上,官僚、党棍、豪门、贪官污吏等负面名词——共产党未在其列——成为抨击目标。相比之下,蒋经国用语谨慎却难掩刻薄。他用“奸匪”、“奸商”、“坏头”来形容“打虎”行动的对象,在8月22日的个人日记里强调说:“搞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严惩,就应从‘坏头’开始。”

从入沪伊始的舆论劣势中挣脱,进而逆转舆论,于蒋经国而言,是在苏联教育和赣南经验基础上,“一次革命,两面作战”思想的具体运作。蒋经国深谙群众心理,十分注重掌握宣传工具和舆论动员。为配合“打虎”行动的进行,他尤其需要一套“打虎”的宣传话语,仰赖其改变社会意识,更重要的是,赢得民众的支持与合作。

从8月28日上海《申报》的报道可以推断,蒋经国甫一入沪,便选择了“奸商”作为舆论突破口。他设置密告箱鼓励民众举报,每周定下两日固定接见民众,又下令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广泛传播“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口号。赣南经验告诉他,在民众中进行宣传,最适合的方式莫过于演剧和唱歌。除开头提及的滑稽戏表演外,上海街头亦开始四处传唱起“两只老虎”的《打虎歌》。而《北平无战事》中,聚集在北平民食调配委员会里的学生们齐声高唱的正是这首《打虎歌》。这是他拉近政府与民众隔阂的第一步。

“敌人形象”常被应用于政治斗争中。俄罗斯学者波切普佐夫说:“把象征性的敌人形象用于负面宣传,这是俄罗斯政治生活中惯用的手段。”对苏联的好学生蒋经国来说,它显然是一种效果上佳的政治动员。尤其是因为,借描绘“敌人形象”和“敌对团体”的“丑”与“恶”,可以彰显己方的“美”与“善”,甚至可以利用“敌人形象”来解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良现象,把责任推卸到现实或虚拟的敌人身上。1948年,蒋经国发动青年上街游行宣传“打虎”,青年们扛的便是一幅典型的苏联式政治宣传条幅:

奸商往往贼眉鼠眼,不是光头就是二分头,位居画面偏角落位置,其上方是一只居高临下指向奸商的巨掌,配的文字是“打倒奸商”、“你这个坏蛋”、“囤积者是公敌”等。

“奸商”形象在媒体上的密播细植,显然能唤起民众对物价上涨和无良商人的愤怒,引发情感上的共鸣。“敌人形象”的无限放大,又遮盖了党国在其间应承担的责任。

但何谓奸商?蒋经国的宣传战略中对其有清楚定义——大资本家和大商人,包括投机商、冒险家、暴发户等。换言之,奸商是有囤积居奇、投机倒耙行为、哄抬物价行为之商人。

宣传的要义,是面对政治对手时树立统一的正面形象。在这方面,蒋经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坚实后盾。战后的上海新闻媒体分属不同派系,如《中央日报》乃国民党中央机关报,《前线日报》隶属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系统,上海警察局旗下有《大众夜报》。但不论党属或军属,都需服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督查与指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李惟果出身于蒋介石侍从室二室,与蒋经国关系密切,其上还有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在新闻管制下,不当或负面的新闻报道和言论,难有冒头的空间。而媒体的正面导向功能,被发挥无遗。

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也有相同的场景。“建丰同志”的直接下属,国防部少将督察曾可达在北平学生和方孟敖的国防部北平经济稽查大队联欢会前夕,向手下命令道:“今天晚上的联欢会,不要以记者身份出现,尤其是拍照,一定要秘密进行。明天各个报纸的口径要突出两点:第一,东北学生和北平各个大学的师生,跟国防部派驻北平经济稽查大队亲如一家,第二,国民政府视民众苦难高于一切,国军第四兵团让出自己的军粮一千吨,送给了东北学生和北平各个大学的师生。”

在推行币制改革的当天凌晨,方孟敖的父亲、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经理方步亭一方面说服全家遵照法令上缴全部金银首饰和外币,一方面要求襄理谢培东立即安排《北平日报》在头版报道这个消息。

在国民党新闻宣传体制下,国统区和上海媒体对蒋经国相当吹捧,却形塑出两种人物形象。一是铁面无私的“蒋青天”、“包公再世”。“一路哭不如一家哭,任何方面决不留情”,“彻底执行经济检查,不顾任何背景”,蒋经国经济戡乱“是对他老子的朋友的冷战”……蒋经国的表态与媒体的评语,显示蒋经国把自己摆在了“孤臣孽子”的位置上。孤臣孽子意味着不党不群、断绝人欲私情,优势在于将蒋经国与国民党内已然污名化的官僚党棍切割。二是“千古完人”。南京《救国日报》9月14日和19日连发社论,前者请求“蒋经国恢复体刑”,认为“蒋以铁腕执行经济法令,以成为国人崇拜之标的”;后者“向蒋经国致敬”,文末宽慰其阴谋论不足畏,“希望蒋氏不顾一切,再接再厉,务必铲除恶势力,将上海恢复为五百万市民所有。”

分化商人群体是第一步,摆正自身形象乃第二步,目的都在于赢得民心。显然,蒋经国的这一媒体战略是成功的。与《北平无战事》里低调、神秘、只闻其声不见其影的“建丰同志”不同,在上海,蒋经国会在巡视市场时被群众包围欢呼;参观工厂时天已将黑,仍有工人立在桥上等他。

在国统区的党属军属媒体上,打虎英雄与老虎,铁面无情与忏悔,正义青年与奸商,构成了黑白分明的对立。它是蒋经国阶级斗争思想在媒体版面上的延续。

在苏式共产主义教育中,武力与宣传从来不是绝对对立的,事实上武力是宣传的后盾。在蒋经国“打虎”的宣传话语体系中,武力作为一种震慑最充分的体现,出现在10月25日出版的《生活》画刊上。

在两个整版的图片报道中,标题用了“处决奸商”、“消灭通货膨胀的战争”等杀气腾腾的字眼。它展现了蒋经国的铁腕特质;所刊照片分别摄于法院、警察局和刑场,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

这组报道的重点,是对华侨大商人、林王公司总经理王春哲的处决。王因套购黄金外汇、参与黑市投机被捕。三张照片,分别是王春哲被押往刑场,王等待着处决的子弹,以及被处决后王卧倒在了椅子旁。

王春哲被处决后,蒋经国紧接着发表了向富人宣战的声明,震慑了许多投机倒把者。而他个人声望,亦于此时达到了一个新的顶点。外媒形容他为“中国的经济沙皇”。

蒋经国高压“打虎”,终究引发了“老虎”们的不安。永纱案罪首财政部秘书陶启明泄露经济机密案发、杜月笙之子杜维屏入狱,以及扬子公司孔令侃事件的发生,成为蒋经国上海“打虎”的滑铁卢,累及他的政治声誉,最后直接加速了国民党经济管制政策的终结。

11月3日,蒋经国以上海《申报》为舆论阵地检讨经管工作,仍然勉励戡建暨青年服务队员,团结起来继续与奸商斗争。但两天后,蒋经国引咎请辞,黯然离沪。此时的上海媒体报道全然不复旧观,物价飙升问题占据版面,民众嘲笑蒋经国“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国民党一度短暂拉近了民众,转手又将其远远推离。

2014年11月6日, 12:59 上午
分类: 网事纷呈